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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早秋精神”出发来看待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那么其文化情怀实则是一种以悲剧意识为底蕴，以“生活”宗教为内核的处世态度。在这两种意识中，前者构成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语境，而后者则建筑了林语堂独具个性的人生态度。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使林语堂最终选择了别样的方式实现了他对其自身的悲剧意识的转化，从而在表面上游离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换句话说，林语堂的悲剧意识并不是如大多数人那样是形诸于外的愤慨，在他的悲剧意识之外包裹着的是对人生的一种异常地热爱与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