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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在推进信息化与自动化
融合时，面临不同国情采取了不同的融合路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反映了一个国家两化融合的相应水平和发展思路。对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认真研究借鉴国外在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取长补短。
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历程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发展先后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阶段。20世纪30、40年代，自动化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化进入了自动化阶段。50年代以后，自动控制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开始广泛应用，自动化已经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70年代微处理芯片问世，工业化开始进入以数字化为基本特征，走向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新阶段。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就发生在工业化由自动化向数字化演进的过程中（见下页图）。
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共同点
在工业化由自动化向数字化演进的过程中，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在应用行业、企业规模、应用深度、发展方向等四个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
从应用行业看：从军用领域向民用领域扩散
20世纪国外自动化技术发展的动力主要源于战争对改进武器性能的需求，如火炮控制、鱼雷导航等，信息技术也是为了满足军事的需要而获得快速发展，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就是为了计算炮弹的弹道而被发明出来的。我国从“一五”计划起引进和自主建设的自动化设备和信息系统大多优先保证国防工程的需要。1956年成立的中科院自动化所，以及我国较早开始的电子计算机研制，主要也是因为国防科技的需要。
不论国际还是国内，自动化技术和信息技术都是率先在军用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再逐步向民用企业扩散。
从企业规模看：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延伸
世界上第一个在化学工业实现计算机闭环控制的企业是美国大型化工企业孟山都化学工业公司，第一个在飞机设计中实现全面利用计算机“无纸化”设计的公司是大型航空企业波音公司。在我国较早开展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实践并取得引人注目成绩的主要是大型企业，如因信息化项目获得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大型国企武汉钢铁集团。
大型企业在行业中处于龙头地位，视野比较开阔，能够较早地领悟信息化的真谛，加上大企业信息化投资能力强、设备设施领先、人才储备充足，因此在国内外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进程中，大型企业能够起到领头羊的作用，通过示范和引领，带动中小企业信息化。
从应用深度看：从数值计算向非数值应用渗透
电子计算机是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解决了“计算”的自动化问题。因此首先在国内外的数值计算应用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随着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具备了逻辑运算能力，能够对人类的逻辑思维进行模拟，在非数值应用的领域实现各种智能化操作。
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从数值应用领域起步，向更加广阔的非数值应用渗透，在促进设计自动化（CAD）和制造自动化（CAM）的同时，大大推动了生产管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CAM，ERP），人类社会的工业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发展方向看：从单项单机系统向网络综合系统发展
国内外经济社会各行业和各业务环节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都是不平衡的，因此在不同的行业、业务环节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不是同步发展的，而是在条件成熟的行业和环节以单项、单机系统的形式起步。在起步阶段之后，单项单机系统彼此独立，信息不共享的特点，带来了“信息孤岛”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企业计算机应用出现的“数据处理危机”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信息孤岛造成的。
随着网络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陆续出现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企业资源计划（ERP）等以网络化为特征的综合集成应用系统。综合集成应用系统为信息孤岛走向信息大陆提供了解决方案，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实现了生产经营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不同点
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在迈向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中，并没有哪两个国家的路径选择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需要探索自己的信息化道路。我国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在发展模式、发展层次、发展难度、发展策略等四个方面与国外有明显不同：
从发展模式看：“渐进发展”与“植入发展”
西方企业（不包括属于信息产业的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是技术发展的自然延伸，是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提升，是一个渐进“搭接”过程，经历了较长的孕育过程。
我国的两化融合战略带有即时“植入性”特征。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的过程有加速完成的可能。韩国仅仅用了30多年就完成了英国用了200多年，日本用了100多年的工业化，这主要得益于韩国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我国在信息时代面临与韩国当年极其相似的机遇，提出的两化融合战略既体现战略超越性，又反映科技前瞻性。两化融合战略针对发达国家信息化的先导性特征采取吸收创新超越战略，针对其漫长的渐进过程采取夯实基础、合理跨越的方式加快社会发展，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实施好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力争在本世纪中后期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双超越。
从发展层次看：“企业先行”与“行业先行”
发达国家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是企业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自发进行的，其特点是市场需求引导企业信息化应用、企业信息化战略结合业务战略、业务部门主导信息化部门。政府主要起到营造政策环境、提供支撑服务的作用。
我国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方式与美欧发达国家自下而上、微观带动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起步阶段，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主导企业信息化的特点十分鲜明：先由政府主导了一系列行业信息化试点和重大行业信息化工程。再逐步带动企业信息化。政府在起步阶段，起到统筹协调、全局规划的作用。随着市场、产业环境的不断改善，信息化逐步转向了以企业为主体。政府的工作重点从直接指挥、投资转向典型示范。
从发展难点看：“技术难题”与“体制难题”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看板管理、敏捷制造等现代企业制度，为应对信息革命引起的生产模式和企业体制变化做好了准备。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发达国家主要面临的是信息技术应用、提升装备性能和完善优化信息化管理构架及功能等技术层面难题，而较少涉及体制机制性的矛盾。
我国在信息时代到来的时候，工业化还在进行中，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我国企业面临的既有技术难题也有体制难题。技术难题大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解决，而体制难题只能通过自己探索解决。尤其是当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进入业务的深层次，技术退居到工具和手段的位置，而管理、制度、认识等非技术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信息化效益的实现不单只是技术问题，更需要体制上的配合。
从发展策略看：“技术创新”与“应用带动”
信息技术产业是信息时代的核心产业，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前沿非常活跃，是信息技术和产品的生产国，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信息化初始条件差异，在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上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
我国的发展策略强调应用带动、促进发展，努力提高本国企业对国产信息技术的需求和应用水平。这种做法与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在新加坡，大部分信息化和自动化系统建设都是直接应用美国现成的信息技术产品。而我国特色在于，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要建立在自主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以降低企业信息化的成本和门槛。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又与以印度为代表的忽视本地应用的做法有明显区别，印度虽然也强调发展自主的信息技术和产业，但应用主要建立在美欧的需求上，长期忽视本国企业应用本国技术。我国则一方面强调引进国外先进信息技术和产品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强调以企业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内需支撑信息产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策略造成了中印两国企业信息化和自动化发展的明显差异，使我国出现了一个足以支撑国内信息产业发展，同时大量吸纳国外信息技术与产品的企业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应用的市场。
（作者单位：工业和信息化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融合时，面临不同国情采取了不同的融合路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反映了一个国家两化融合的相应水平和发展思路。对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认真研究借鉴国外在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取长补短。
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历程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发展先后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阶段。20世纪30、40年代，自动化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化进入了自动化阶段。50年代以后，自动控制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开始广泛应用，自动化已经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70年代微处理芯片问世，工业化开始进入以数字化为基本特征，走向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新阶段。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就发生在工业化由自动化向数字化演进的过程中（见下页图）。
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共同点
在工业化由自动化向数字化演进的过程中，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在应用行业、企业规模、应用深度、发展方向等四个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
从应用行业看：从军用领域向民用领域扩散
20世纪国外自动化技术发展的动力主要源于战争对改进武器性能的需求，如火炮控制、鱼雷导航等，信息技术也是为了满足军事的需要而获得快速发展，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就是为了计算炮弹的弹道而被发明出来的。我国从“一五”计划起引进和自主建设的自动化设备和信息系统大多优先保证国防工程的需要。1956年成立的中科院自动化所，以及我国较早开始的电子计算机研制，主要也是因为国防科技的需要。
不论国际还是国内，自动化技术和信息技术都是率先在军用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再逐步向民用企业扩散。
从企业规模看：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延伸
世界上第一个在化学工业实现计算机闭环控制的企业是美国大型化工企业孟山都化学工业公司，第一个在飞机设计中实现全面利用计算机“无纸化”设计的公司是大型航空企业波音公司。在我国较早开展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实践并取得引人注目成绩的主要是大型企业，如因信息化项目获得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大型国企武汉钢铁集团。
大型企业在行业中处于龙头地位，视野比较开阔，能够较早地领悟信息化的真谛，加上大企业信息化投资能力强、设备设施领先、人才储备充足，因此在国内外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进程中，大型企业能够起到领头羊的作用，通过示范和引领，带动中小企业信息化。
从应用深度看：从数值计算向非数值应用渗透
电子计算机是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解决了“计算”的自动化问题。因此首先在国内外的数值计算应用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随着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具备了逻辑运算能力，能够对人类的逻辑思维进行模拟，在非数值应用的领域实现各种智能化操作。
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从数值应用领域起步，向更加广阔的非数值应用渗透，在促进设计自动化（CAD）和制造自动化（CAM）的同时，大大推动了生产管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CAM，ERP），人类社会的工业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发展方向看：从单项单机系统向网络综合系统发展
国内外经济社会各行业和各业务环节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都是不平衡的，因此在不同的行业、业务环节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不是同步发展的，而是在条件成熟的行业和环节以单项、单机系统的形式起步。在起步阶段之后，单项单机系统彼此独立，信息不共享的特点，带来了“信息孤岛”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企业计算机应用出现的“数据处理危机”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信息孤岛造成的。
随着网络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陆续出现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企业资源计划（ERP）等以网络化为特征的综合集成应用系统。综合集成应用系统为信息孤岛走向信息大陆提供了解决方案，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实现了生产经营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不同点
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在迈向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中，并没有哪两个国家的路径选择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需要探索自己的信息化道路。我国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在发展模式、发展层次、发展难度、发展策略等四个方面与国外有明显不同：
从发展模式看：“渐进发展”与“植入发展”
西方企业（不包括属于信息产业的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是技术发展的自然延伸，是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提升，是一个渐进“搭接”过程，经历了较长的孕育过程。
我国的两化融合战略带有即时“植入性”特征。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的过程有加速完成的可能。韩国仅仅用了30多年就完成了英国用了200多年，日本用了100多年的工业化，这主要得益于韩国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我国在信息时代面临与韩国当年极其相似的机遇，提出的两化融合战略既体现战略超越性，又反映科技前瞻性。两化融合战略针对发达国家信息化的先导性特征采取吸收创新超越战略，针对其漫长的渐进过程采取夯实基础、合理跨越的方式加快社会发展，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实施好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力争在本世纪中后期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双超越。
从发展层次看：“企业先行”与“行业先行”
发达国家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是企业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自发进行的，其特点是市场需求引导企业信息化应用、企业信息化战略结合业务战略、业务部门主导信息化部门。政府主要起到营造政策环境、提供支撑服务的作用。
我国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方式与美欧发达国家自下而上、微观带动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起步阶段，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主导企业信息化的特点十分鲜明：先由政府主导了一系列行业信息化试点和重大行业信息化工程。再逐步带动企业信息化。政府在起步阶段，起到统筹协调、全局规划的作用。随着市场、产业环境的不断改善，信息化逐步转向了以企业为主体。政府的工作重点从直接指挥、投资转向典型示范。
从发展难点看：“技术难题”与“体制难题”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看板管理、敏捷制造等现代企业制度，为应对信息革命引起的生产模式和企业体制变化做好了准备。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发达国家主要面临的是信息技术应用、提升装备性能和完善优化信息化管理构架及功能等技术层面难题，而较少涉及体制机制性的矛盾。
我国在信息时代到来的时候，工业化还在进行中，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我国企业面临的既有技术难题也有体制难题。技术难题大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解决，而体制难题只能通过自己探索解决。尤其是当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进入业务的深层次，技术退居到工具和手段的位置，而管理、制度、认识等非技术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信息化效益的实现不单只是技术问题，更需要体制上的配合。
从发展策略看：“技术创新”与“应用带动”
信息技术产业是信息时代的核心产业，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前沿非常活跃，是信息技术和产品的生产国，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信息化初始条件差异，在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上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
我国的发展策略强调应用带动、促进发展，努力提高本国企业对国产信息技术的需求和应用水平。这种做法与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在新加坡，大部分信息化和自动化系统建设都是直接应用美国现成的信息技术产品。而我国特色在于，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要建立在自主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以降低企业信息化的成本和门槛。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又与以印度为代表的忽视本地应用的做法有明显区别，印度虽然也强调发展自主的信息技术和产业，但应用主要建立在美欧的需求上，长期忽视本国企业应用本国技术。我国则一方面强调引进国外先进信息技术和产品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强调以企业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内需支撑信息产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策略造成了中印两国企业信息化和自动化发展的明显差异，使我国出现了一个足以支撑国内信息产业发展，同时大量吸纳国外信息技术与产品的企业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应用的市场。
（作者单位：工业和信息化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