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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部自己的专史。2010年8月，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的出版，弥补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尚无专史的缺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基本框架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具有丰富的遗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著名学者瞿林东先生的倡导下，开始有部分学者关注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历来人们对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和重视很不够，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部自己的专史。直至2009年12月，瞿林东先生还撰文强调：中国史学上的史学批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前景甚为广阔，其意义十分重要”（瞿林东《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呼吁学者们更多地重视和研究中国史学上的史学批评。2010年8月，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论纲》）的出版，无疑弥补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尚无专史的缺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全面梳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演变
《论纲》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脉络，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分为萌芽、确立、渐趋成熟、繁荣四个时期。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产生甚早，早在先秦时期，史学批评意识就开始滋生了。孔子在史学功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和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我国古代早期的史学批评观点；孟子于“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中，意蕴了其史学批评的基本认识；《荀子》大量引用历代史实或史书中的言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流露出了一些史学批评方面的意识；《左传》不仅对孔子修订的《春秋》一书发表了独到的评论，而且叙事与论史相结合，或以“君子曰”等直接发论，或借用前人或伪托前人发论，或借当事人或有影响的人物的话发论，在史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
两汉时期，伴随纪传体的创立和规范，编年体的发展和成熟，史学地位大为提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进入了有自觉意识的阶段。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系统总结了先秦学术思想，奠定了后世学术评论和分类的基础，体现了其总结先秦学术的一种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及其以“太史公曰”形式展开的广泛而系统的评论，更见史学批评的强烈自觉意识，在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刘向、刘歆父子通过校书而成《别录》、《七略》，对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流派和文化典籍源流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功用；班彪的《前史略论》“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对以前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论，并着重评论了《史记》，是一篇重要的史学批评文献。班固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在《汉书》中立《司马迁传》而进行的集中评论和以“赞曰”作引词的品评，严整缜密、典雅高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多途发展的繁荣局势，提供了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源，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和渐趋成熟，史学批评的专篇、专著出现了，谯周的《古史考》、刘宝的《汉书驳议》、徐众的《三国志评》是分别对《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进行评论的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更是一篇带有理论色彩的史学批评专文。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内容趋于系统化，史学批评基本范畴逐步形成，是非据《春秋》、简要宗《左传》、实录崇《史记》、周赡重《汉书》这四大批评标尺已经逐步确立，从而奠定了隋唐以后史学批评飞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隋唐宋元时期，我国古代史学达于鼎盛，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由此走上了繁荣之路。《隋书·经籍志》对唐代以前学术文化进行了详尽的总结；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专著，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和批评，涉及史学的方方面面，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吴缜关于“事实”、“褒贬”、“文采”的辩证认识，以及郑樵的“会通”之说、叶适的“史法”之辩、朱熹的“读史”之论、马端临的“时有古今，述有体要”之议等，都在史学批评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重要理论成果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更加明确。
明清之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史学上出现了总结和反思的趋势，学者们开始对前代史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和总结，使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承延隋唐宋元时期的繁荣趋势而继续发展，对古往史学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系统总结。王世贞关于国史、家史、野史的辩证认识，李贽“是非无定”的批评态度，胡应麟的“公心”“直笔”二善说，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经世致用”论，钱大昕的“师古之是”的批评态度和“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赵翼对比较批评方法运用的高度自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之杰出贡献，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体现出的四库馆臣的史学批评思想和方法等，史学批评成果精彩纷呈，使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表现出了显著的批判总结之特性。
白著《论纲》将整个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勾勒得清楚历然，脉络分明。在上编中，专设“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一章，从总体上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征；在下编中，共设五章用了全书近四分之三的篇幅具体而微地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之历史及其各阶段的发展趋势、主要成就及其重要价值。前后形成了总与分、宏观与微观的有机联系。
二、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遗产和成就
《论纲》下编分“先秦史学批评”、“两汉史学批评”、“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隋唐宋元史学批评”、“明清史学批评”五章，以近28万字的篇幅，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遗产，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中各阶段的具体成就。 在“先秦史学批评”一章，作者揭示了孔子、孟子、荀子、《左传》的史学批评。如：于孔子，详细考察了其“通变”的历史眼光、“殷鉴后世”的治史目的、“书法不隐”的良史主张、“文疑则阙”的著史态度、“属辞比事”的撰史方法和时代责任感、“仁”为核心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并探析了孔子史学批评的局限性。于孟子，重点分析了其关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关于“事、文、义”关系的认识及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史学批评方法。于《左传》，主要探讨了《左传》中“君子曰”、“君子谓”等的史学批评意义，以及“惩恶劝善”的治史目的论、“尽而不污”的著史态度论、“婉而成章”的表述追求等。
在“两汉史学批评”一章，作者揭示了司马迁父子的史学批评、刘向父子的史学批评、班固父子的史学批评、荀悦的史学批评等。于司马迁父子的史学批评，作者从《论六家要旨》的学术总结、“太史公曰”及其史学批评、“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通变”的思想和原则、“求实”“独断”的追求和尺度、“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等七个方面作了详论。于班固父子的史学批评，作者从班彪《前史略论》的史学批评意义、“良史之才”的标准、“宣汉”与“实录”、“断代为书”与“”上下洽通”等方面作了重点分析。于荀悦的史学批评，作者探析了其“嗣赏罚，辅法教”的史学目的论、“监前之弊，变而通之”的变异史观、“立典有五志焉”的史书编纂原则、“区分类聚，见微察著”的批评方法、“抑百家，崇圣典”的批评标准。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一章，作者揭示了范晔的史学批评、刘勰的史学批评、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其中，范晔的史学批评，重点论述了其“因事就卷内发论”的史学批评形式、“正一代得失”的整体史学批评观、“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史学批评态度、“谈者仁义，传者圣法”的史学批评尺度。刘勰的史学批评，作者从“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表徵盛衰，殷鉴兴废”、“依经以树则，附圣以居宗”、“良史直笔，万代一准”、刘勰史学批评的局限等六方面阐论刘勰的史学批评思想。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作者则阐发其突破“史注式”史学批评形式、“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的史学功用论、“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的取材观、“辞胜而违实，君子所不取”的批评原则、“正其谬误，条列异同”的批评方法、“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的批评态度和方法，以及裴松之史学批评的局限。
在“隋唐宋元史学批评”一章，作者揭示了《隋书·经籍志》的史学批评、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思想、吴缜的史学批评、曾巩的史学批评、郑樵的史学批评、叶适的“史法论”及其史学批评、朱熹的史学批评、马端临的史学批评等众多史学批评成就，尤其对刘知幾、郑樵、朱熹等人的史学批评的论述详尽。仅“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思想”就包括：“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六家二体”、“五志三科”、“博采善择”、“叙事为先，简要为主”、“直书与曲笔”、“史才三长”、“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以及关于史学批评的范畴、关于史学批评的方法、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局限性，共十二个方面，探析全面、深刻、具体。
在“明清史学批评”一章，作者揭示了王世贞的史学批评、李贽的史学批评、胡应麟的史学批评、顾炎武的史学批评、王夫之的史学批评、钱大昕的史学批评、赵翼的史学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史学批评、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思想，而以钱大昕、赵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章学诚等史学批评思想的论述最详。如钱大昕的史学批评，涉及其“成一家之言”的治史境界、“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撰史原则、“博采慎择”的取材标准、“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的表述要求、“师古之是”的批评态度、“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谨严灵活”的书法义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论及“以史为鉴，垂训无穷”的自觉意识、“史学要领，体例为先”的史法原则、“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的取材原则、“区分类聚，井然有序”的批评原则和方法、多元互补的史学批评方法、《四库总目》史学批评的局限；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思想，分“史学所以经世”、“六经皆史”、“史法”与“史意”、“记注”与“撰述”、“史德”与“文德”、通史与通变、“志乃史体”、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方法八大方面详为讨论。
三、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传统和理论
中国史学批评遗产丰厚，形成了许多重要的传统。作者重点挖掘和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批评形式、批评方法、批评对象、批评范畴、批评标准、批评尺度、基本功用等，涵盖了史学批评的重要理论问题。
关于史学批评形式，作者归为：散论、序跋、传赞、专文、专著、章表、史注、书札、目录题解九种形式，具体而微，言之凿凿。作者还特别指出：序跋、传赞、专章表、书札等形式都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很有必要做系统的专题研究。
关于史学批评方法，作者论述了“比较评论”、“区分类聚”、“原始察终”、“求名责实”、“知人论世”、“知势论人”、“因事立论”七种方法，条分缕析，言简意赅。
关于史学批评范畴，作者析为“文与质”、“文与史”、“直与曲”、“创与循”、“名与实”、“简与繁”、“通代与断代”、“史法与史意”、“德才学识”九对范畴，穷源探流，简明扼要。
关于史学批评标尺，作者提出“是非据《春秋》”、“简要宗《左传》”、“实录崇《史记》”、“周赡重《汉书》”四大重要标尺，语言精练。作者认为，这既是重要的史学批评标尺，又是重要的史学审美尺度，涵盖了思想性、真实美、含蓄美、简洁美、翔赡美等方面的要求。
作者在上编中以约10万言来专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这些重要理论问题，揭示了这些形式、方法、范畴、标准、尺度等由少而多、由朦胧到清晰、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这些史学批评重要理论问题的内涵发展和现实意义，对促进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四、初步构建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基本框架
《论纲》全书由“绪论”、“上编”、“下编”组成，共十二章，其中，“绪论”阐明史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状况，以及《论纲》的结构安排。“上编”七章，依次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形式”、“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对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尺”、“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所论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大理论问题。“下编”五章，分别是“先秦史学批评”、“两汉史学批评”、“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隋唐宋元史学批评”、“明清史学批评”，全面而详细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具体成就。“上编”、“下编”合观，已初步构建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基本框架。诚如作者在《引言》中强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以古代史学批评为研究对象，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关于古代史学批评的批评。故全书以‘史’为纲，以‘史学批评’为目，同时兼及‘论’，旨在通过对古代史学批评史料的调查、梳理、分析、归纳，从纵向上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于横向上剖析史学批评家、史学家、史学批评著作的史学批评就成及其重要地位。全书分为上、下编，上编侧重于‘论’，下编偏重于‘史’。上编论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批评方法、批评形式、批评对象、基本范畴、重要标尺和基本功用等重要问题；下编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之历史及其各阶段的发展趋势、主要成就及其重要价值。上、下编合观，则有‘论’有‘史’，纵横交错，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力求系统把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发展、基本成就和基本特点，挖掘其理论内涵，总结其固有特色，故名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朱端强先生在该书的《推荐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是迄今为止中国史学史有关‘史学批评史’这一主题的第一部专著。分上、下编，共十二章，凡数十万字。上编综论史学批评发展轨迹、史学批评之形式、方法、对象、范畴等重大理论问题；下编详论先秦至明清史学批评之典型代表、不同特点、学术得失等重大历史问题。纵横交错，疏而不漏；前因后果，首尾可稽。全书指导思想正确，纲举目张。资料引证丰厚翔实，注释规范。不但一举填补了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新见迭出，多有创获。如论先秦史学批评，详察《春秋》与《左传》史学批评之异同；又如论魏晋史学批评，深析刘勰评史五大要点及其得失；再如，论明清史学批评，强调并重官方和私人两大史学批评体系等，反映出作者颇多超越前贤的精审和创新之处。”
综上，《论纲》的问世，正式结束了中国史学批评缺乏专史的历史，其开创性之功和对于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论纲》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开创之作，难免有未尽善之处。一是校对上仍有不少错别字未校出。如：第27页记张辅《班马优劣论》，而在第39页、第46页、第57页则记为《论班马之优劣》；第165页“网络天下放失旧闻”之“网络”应为“网罗”；第179页引文：“至于采经推传，分散数家之事……”，“推传”应为“摭传”，等等。二是作者上下编的安排，逻辑严密，纵横交错，但由于上下是总与分、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以致造成论述中的个别重复，这是应当尽量避免的。三是史学批评范畴作者析为九对，论述清楚，但对这些范畴似宜作层次的区分，而不宜笼统对待。
关键词：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基本框架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具有丰富的遗产，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著名学者瞿林东先生的倡导下，开始有部分学者关注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历来人们对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和重视很不够，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部自己的专史。直至2009年12月，瞿林东先生还撰文强调：中国史学上的史学批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前景甚为广阔，其意义十分重要”（瞿林东《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呼吁学者们更多地重视和研究中国史学上的史学批评。2010年8月，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论纲》）的出版，无疑弥补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尚无专史的缺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全面梳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演变
《论纲》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脉络，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分为萌芽、确立、渐趋成熟、繁荣四个时期。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产生甚早，早在先秦时期，史学批评意识就开始滋生了。孔子在史学功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和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我国古代早期的史学批评观点；孟子于“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中，意蕴了其史学批评的基本认识；《荀子》大量引用历代史实或史书中的言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流露出了一些史学批评方面的意识；《左传》不仅对孔子修订的《春秋》一书发表了独到的评论，而且叙事与论史相结合，或以“君子曰”等直接发论，或借用前人或伪托前人发论，或借当事人或有影响的人物的话发论，在史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
两汉时期，伴随纪传体的创立和规范，编年体的发展和成熟，史学地位大为提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进入了有自觉意识的阶段。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系统总结了先秦学术思想，奠定了后世学术评论和分类的基础，体现了其总结先秦学术的一种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及其以“太史公曰”形式展开的广泛而系统的评论，更见史学批评的强烈自觉意识，在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刘向、刘歆父子通过校书而成《别录》、《七略》，对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流派和文化典籍源流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功用；班彪的《前史略论》“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对以前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论，并着重评论了《史记》，是一篇重要的史学批评文献。班固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在《汉书》中立《司马迁传》而进行的集中评论和以“赞曰”作引词的品评，严整缜密、典雅高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多途发展的繁荣局势，提供了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源，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和渐趋成熟，史学批评的专篇、专著出现了，谯周的《古史考》、刘宝的《汉书驳议》、徐众的《三国志评》是分别对《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进行评论的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更是一篇带有理论色彩的史学批评专文。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内容趋于系统化，史学批评基本范畴逐步形成，是非据《春秋》、简要宗《左传》、实录崇《史记》、周赡重《汉书》这四大批评标尺已经逐步确立，从而奠定了隋唐以后史学批评飞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隋唐宋元时期，我国古代史学达于鼎盛，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由此走上了繁荣之路。《隋书·经籍志》对唐代以前学术文化进行了详尽的总结；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专著，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和批评，涉及史学的方方面面，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吴缜关于“事实”、“褒贬”、“文采”的辩证认识，以及郑樵的“会通”之说、叶适的“史法”之辩、朱熹的“读史”之论、马端临的“时有古今，述有体要”之议等，都在史学批评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重要理论成果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更加明确。
明清之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史学上出现了总结和反思的趋势，学者们开始对前代史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和总结，使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承延隋唐宋元时期的繁荣趋势而继续发展，对古往史学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系统总结。王世贞关于国史、家史、野史的辩证认识，李贽“是非无定”的批评态度，胡应麟的“公心”“直笔”二善说，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经世致用”论，钱大昕的“师古之是”的批评态度和“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赵翼对比较批评方法运用的高度自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之杰出贡献，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体现出的四库馆臣的史学批评思想和方法等，史学批评成果精彩纷呈，使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表现出了显著的批判总结之特性。
白著《论纲》将整个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勾勒得清楚历然，脉络分明。在上编中，专设“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一章，从总体上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征；在下编中，共设五章用了全书近四分之三的篇幅具体而微地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之历史及其各阶段的发展趋势、主要成就及其重要价值。前后形成了总与分、宏观与微观的有机联系。
二、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遗产和成就
《论纲》下编分“先秦史学批评”、“两汉史学批评”、“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隋唐宋元史学批评”、“明清史学批评”五章，以近28万字的篇幅，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遗产，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中各阶段的具体成就。 在“先秦史学批评”一章，作者揭示了孔子、孟子、荀子、《左传》的史学批评。如：于孔子，详细考察了其“通变”的历史眼光、“殷鉴后世”的治史目的、“书法不隐”的良史主张、“文疑则阙”的著史态度、“属辞比事”的撰史方法和时代责任感、“仁”为核心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并探析了孔子史学批评的局限性。于孟子，重点分析了其关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关于“事、文、义”关系的认识及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史学批评方法。于《左传》，主要探讨了《左传》中“君子曰”、“君子谓”等的史学批评意义，以及“惩恶劝善”的治史目的论、“尽而不污”的著史态度论、“婉而成章”的表述追求等。
在“两汉史学批评”一章，作者揭示了司马迁父子的史学批评、刘向父子的史学批评、班固父子的史学批评、荀悦的史学批评等。于司马迁父子的史学批评，作者从《论六家要旨》的学术总结、“太史公曰”及其史学批评、“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通变”的思想和原则、“求实”“独断”的追求和尺度、“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等七个方面作了详论。于班固父子的史学批评，作者从班彪《前史略论》的史学批评意义、“良史之才”的标准、“宣汉”与“实录”、“断代为书”与“”上下洽通”等方面作了重点分析。于荀悦的史学批评，作者探析了其“嗣赏罚，辅法教”的史学目的论、“监前之弊，变而通之”的变异史观、“立典有五志焉”的史书编纂原则、“区分类聚，见微察著”的批评方法、“抑百家，崇圣典”的批评标准。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一章，作者揭示了范晔的史学批评、刘勰的史学批评、裴松之的史学批评。其中，范晔的史学批评，重点论述了其“因事就卷内发论”的史学批评形式、“正一代得失”的整体史学批评观、“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史学批评态度、“谈者仁义，传者圣法”的史学批评尺度。刘勰的史学批评，作者从“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表徵盛衰，殷鉴兴废”、“依经以树则，附圣以居宗”、“良史直笔，万代一准”、刘勰史学批评的局限等六方面阐论刘勰的史学批评思想。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作者则阐发其突破“史注式”史学批评形式、“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的史学功用论、“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的取材观、“辞胜而违实，君子所不取”的批评原则、“正其谬误，条列异同”的批评方法、“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的批评态度和方法，以及裴松之史学批评的局限。
在“隋唐宋元史学批评”一章，作者揭示了《隋书·经籍志》的史学批评、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思想、吴缜的史学批评、曾巩的史学批评、郑樵的史学批评、叶适的“史法论”及其史学批评、朱熹的史学批评、马端临的史学批评等众多史学批评成就，尤其对刘知幾、郑樵、朱熹等人的史学批评的论述详尽。仅“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思想”就包括：“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六家二体”、“五志三科”、“博采善择”、“叙事为先，简要为主”、“直书与曲笔”、“史才三长”、“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以及关于史学批评的范畴、关于史学批评的方法、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局限性，共十二个方面，探析全面、深刻、具体。
在“明清史学批评”一章，作者揭示了王世贞的史学批评、李贽的史学批评、胡应麟的史学批评、顾炎武的史学批评、王夫之的史学批评、钱大昕的史学批评、赵翼的史学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史学批评、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思想，而以钱大昕、赵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章学诚等史学批评思想的论述最详。如钱大昕的史学批评，涉及其“成一家之言”的治史境界、“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撰史原则、“博采慎择”的取材标准、“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的表述要求、“师古之是”的批评态度、“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谨严灵活”的书法义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论及“以史为鉴，垂训无穷”的自觉意识、“史学要领，体例为先”的史法原则、“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的取材原则、“区分类聚，井然有序”的批评原则和方法、多元互补的史学批评方法、《四库总目》史学批评的局限；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思想，分“史学所以经世”、“六经皆史”、“史法”与“史意”、“记注”与“撰述”、“史德”与“文德”、通史与通变、“志乃史体”、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方法八大方面详为讨论。
三、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传统和理论
中国史学批评遗产丰厚，形成了许多重要的传统。作者重点挖掘和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批评形式、批评方法、批评对象、批评范畴、批评标准、批评尺度、基本功用等，涵盖了史学批评的重要理论问题。
关于史学批评形式，作者归为：散论、序跋、传赞、专文、专著、章表、史注、书札、目录题解九种形式，具体而微，言之凿凿。作者还特别指出：序跋、传赞、专章表、书札等形式都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很有必要做系统的专题研究。
关于史学批评方法，作者论述了“比较评论”、“区分类聚”、“原始察终”、“求名责实”、“知人论世”、“知势论人”、“因事立论”七种方法，条分缕析，言简意赅。
关于史学批评范畴，作者析为“文与质”、“文与史”、“直与曲”、“创与循”、“名与实”、“简与繁”、“通代与断代”、“史法与史意”、“德才学识”九对范畴，穷源探流，简明扼要。
关于史学批评标尺，作者提出“是非据《春秋》”、“简要宗《左传》”、“实录崇《史记》”、“周赡重《汉书》”四大重要标尺，语言精练。作者认为，这既是重要的史学批评标尺，又是重要的史学审美尺度，涵盖了思想性、真实美、含蓄美、简洁美、翔赡美等方面的要求。
作者在上编中以约10万言来专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这些重要理论问题，揭示了这些形式、方法、范畴、标准、尺度等由少而多、由朦胧到清晰、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这些史学批评重要理论问题的内涵发展和现实意义，对促进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四、初步构建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基本框架
《论纲》全书由“绪论”、“上编”、“下编”组成，共十二章，其中，“绪论”阐明史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状况，以及《论纲》的结构安排。“上编”七章，依次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形式”、“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对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尺”、“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所论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大理论问题。“下编”五章，分别是“先秦史学批评”、“两汉史学批评”、“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隋唐宋元史学批评”、“明清史学批评”，全面而详细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具体成就。“上编”、“下编”合观，已初步构建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基本框架。诚如作者在《引言》中强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以古代史学批评为研究对象，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关于古代史学批评的批评。故全书以‘史’为纲，以‘史学批评’为目，同时兼及‘论’，旨在通过对古代史学批评史料的调查、梳理、分析、归纳，从纵向上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于横向上剖析史学批评家、史学家、史学批评著作的史学批评就成及其重要地位。全书分为上、下编，上编侧重于‘论’，下编偏重于‘史’。上编论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批评方法、批评形式、批评对象、基本范畴、重要标尺和基本功用等重要问题；下编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之历史及其各阶段的发展趋势、主要成就及其重要价值。上、下编合观，则有‘论’有‘史’，纵横交错，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力求系统把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发展、基本成就和基本特点，挖掘其理论内涵，总结其固有特色，故名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朱端强先生在该书的《推荐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是迄今为止中国史学史有关‘史学批评史’这一主题的第一部专著。分上、下编，共十二章，凡数十万字。上编综论史学批评发展轨迹、史学批评之形式、方法、对象、范畴等重大理论问题；下编详论先秦至明清史学批评之典型代表、不同特点、学术得失等重大历史问题。纵横交错，疏而不漏；前因后果，首尾可稽。全书指导思想正确，纲举目张。资料引证丰厚翔实，注释规范。不但一举填补了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新见迭出，多有创获。如论先秦史学批评，详察《春秋》与《左传》史学批评之异同；又如论魏晋史学批评，深析刘勰评史五大要点及其得失；再如，论明清史学批评，强调并重官方和私人两大史学批评体系等，反映出作者颇多超越前贤的精审和创新之处。”
综上，《论纲》的问世，正式结束了中国史学批评缺乏专史的历史，其开创性之功和对于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论纲》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开创之作，难免有未尽善之处。一是校对上仍有不少错别字未校出。如：第27页记张辅《班马优劣论》，而在第39页、第46页、第57页则记为《论班马之优劣》；第165页“网络天下放失旧闻”之“网络”应为“网罗”；第179页引文：“至于采经推传，分散数家之事……”，“推传”应为“摭传”，等等。二是作者上下编的安排，逻辑严密，纵横交错，但由于上下是总与分、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以致造成论述中的个别重复，这是应当尽量避免的。三是史学批评范畴作者析为九对，论述清楚，但对这些范畴似宜作层次的区分，而不宜笼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