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刘少奇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他们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宋庆龄还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及其孩子们有着密切交往。宋庆龄与刘少奇全家之间的崇高情谊,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显得更加感人至深,弥足珍贵,为世人所赞誉和传颂。
　　
　　一
　　
　　早在20世纪20年代,宋庆龄和刘少奇就已相互知晓。自1922年起,宋庆龄协助孙中山在促进国民党改组和国共两党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她坚决拥护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这时,刚从苏俄留学回国的刘少奇到江西安源路矿,成功地领导了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大罢工。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刘少奇出席了广州各界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山先生虽然死了,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义是永远不死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更加联合起来去完成此革命事业。”随后,刘少奇又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悼中山先生》一文。文中称颂孙中山先生是“为中国民族谋独立自由、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行猛烈攻击之国民革命领袖”,并坚决表示要“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依照中山先生的策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整齐队伍,不断的(地)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奋斗”。对此,宋庆龄深为感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身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领导成员的刘少奇,积极参加领导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6月初,刚刚经历丧夫之痛的宋庆龄,在上海就“五卅惨案”对《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热情赞颂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并积极地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1926年2月,刘少奇到达广州,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宋庆龄获悉后,立即发表文章声援,同时积极从事为罢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亲手将海外华侨捐献的10万美元汇往广州。
　　1927年1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汉口办事处秘书长的刘少奇与李立三等人一起,领导了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的正义行动,派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同英国当局谈判,迫使他们在协定上签字,同意将其霸占了60多年的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此时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的宋庆龄,正是做出坚决收回汉口英租界这一正确决策的积极倡导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此,宋庆龄极为震惊和愤慨,她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何香凝和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等40人,于22日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刘少奇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面目早就有所认识,他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一文中,公开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共面目。6月14日,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强烈呼吁: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应坚决反对。
　　共同斗争的经历,使刘少奇对宋庆龄非常推崇和敬重,而宋庆龄对刘少奇也很赞赏和钦佩。这就为他们后来的相互交往和建立真挚友谊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32年冬,刘少奇遵照中共中央决定,离开上海,秘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的妻子何宝珍带着儿子毛毛(后名刘允若)留上海坚持地下工作,担任全国互济会总会的领导职务,并兼营救部部长,主要从事对被捕、遇难同志及其家属的救援工作。1933年3月,何宝珍不幸被捕,于次年1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幼的毛毛被匆匆交给一邻居抚养,常常流落街头,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有人曾以刘少奇儿子的名义,向宋庆龄申请救济。宋庆龄不畏白色恐怖,怀着对孩子的一片爱心,亲自批准按月发给抚养费。直到20多年后的1958年,刘少奇和王光美才从别人口中得知此事。后来,当他们向宋庆龄表示感谢时,她只是微微一笑。
　　
　　二
　　
　　新中国成立前夕,宋庆龄、刘少奇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当选为副委员长。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为副主席。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们又分别当选连任。他们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共同肩负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这使两人之间联系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频繁,除了工作上、政治上互相关心外,他们在生活上彼此也很关心,谱写了感人至深的友谊新篇章。
　　作为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与宋庆龄在合作共事中,既是配合默契的同事,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在从事繁忙的国务活动中,彼此互相尊重、理解、支持,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刘少奇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向她通报,与她协商,听取她的意见。宋庆龄也敢于直言,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刘少奇非常尊敬宋庆龄,他曾对王光美说:“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畏强暴,同全家人都断绝了关系。为坚持自己的信念,支持正义的事业,她刚正不阿、爱憎分明。她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初期,宋庆龄经常在上海居住。而刘少奇每次到南方视察或休养,总要设法去看望她。他们聊的话题广泛而又轻松,从国家大事到家庭小事,常常谈笑风生。宋庆龄和刘少奇都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为了克服口音带来的困难,刘少奇便请宋庆龄说英语,让王光美为他翻译,刘少奇偶尔也会说几句简短的俄语。所以,他们之间的谈话是上海话、湖南话、普通话、英语、俄语一起上,气氛十分活跃,别有一番情趣。
　　1951年11月27 日,刘少奇在王光美陪同下离开北京,到各地视察。他们在对天津、济南、曲阜、徐州等地一路视察之后,于12月3日到达南京。在南京期间拜谒了中山陵并敬献了花圈。几天后,他们乘火车到达上海,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并去看望了宋庆龄。宋庆龄对刘少奇夫妇的来访非常高兴,亲自煮咖啡招待,并对刘少奇去中山陵表示感谢。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听了含笑轻轻颔首,并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随后,宋庆龄约刘少奇夫妇同往虹桥俱乐部散步。他们在大草坪上边走边谈,间或在长椅上休憩,有说有笑,十分亲切,如同一家。
　　1952年12月,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会后,应苏联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参观访问。这时,正巧刘少奇也在莫斯科。为了使宋庆龄住得舒适些,他把自己的住所,即离红场不远的苏联招待国宾的地方让出来请宋庆龄居住。宋庆龄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希望会见斯大林,刘少奇知道后,于12月28日趁陈毅、王稼祥等去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马林科夫会谈之便,向斯大林特别介绍了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建议斯大林会见她。斯大林欣然允诺。次年1月13日,斯大林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与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客人,2个月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宋庆龄一直很敬重并且非常信赖刘少奇,不仅同他一起商讨国家大事,也同他谈自己的政治追求。1957年4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上海访问,刘少奇专程从北京前去迎送。25日,刘少奇夫妇在欢送伏罗希洛夫去杭州访问后,像往常一样,特地去宋宅看望宋庆龄。在交谈中,刘少奇向宋庆龄谈起了党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并说:“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宋庆龄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见解,并满怀信心地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她稍停片刻,很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刘少奇、周恩来亲自到上海看望宋庆龄,并向她转告党中央讨论的结果,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服从大局,对此表示理解。
　　在生活上,刘少奇与宋庆龄也相互关照,彼此体贴。1960年,党中央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情况,破例决定为她建一所适合她居住的新居。刘少奇让王光美写信给宋庆龄,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接信后,很快回信说:“亲爱的光美同志,你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谢谢你对我健康的关心!”接着写道:“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正在需款,如另外建造房子,又需费一笔款。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你和刘主席在百忙中对我这样亲切的关心,使我十分感激!”信中还特别提到,“北京因气候多变,希望你和刘主席顺时珍重!”1963年春季,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行前,王光美特意写信向宋庆龄求教注意事项。尽管当时宋庆龄身体不适,但她还是将礼节、服饰、言谈和生活细节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列满了一张单子,派秘书送交王光美并进行了详细解释。宋庆龄对刘少奇的健康尤为关心,她知道刘少奇曾患有肩周炎,肠胃也不好,因此特别嘱咐说:“到热带地区不要贪凉,睡觉时一定要关冷气,不要吃生冷的东西。”刘少奇也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健康,并处处尊重她的生活习惯。每次去她那里,都是事先联系,征得她的同意。请她参加活动或会议,也一定嘱咐秘书和有关同志先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和本人意愿。特别是当刘少奇得知宋庆龄身体有所不适时,即派人送去鲜花或花篮,以示慰问,并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1957年6月7日,宋庆龄在致王光美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谢谢你送给我美丽的花篮。屡承关心我的身体,尤为感谢!”
　　由于刘家孩子们的参与,宋庆龄与刘少奇的交往又增添了家人般的温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刘少奇曾嘱咐王光美:宋庆龄为了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并说,她“非常爱孩子”。于是,刘家的孩子们经常给宋庆龄写信,还把自己画的图画和手工作业寄给她看。宋庆龄在北京时,经常邀请王光美带着孩子去她家做客。她和孩子们十分亲密,问这问那,又亲又抱。孩子们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给她表演节目,请她看作业、成绩单。每逢圣诞节和新年到来之际,孩子们就主动给宋庆龄制作贺年片、画画、写信。宋庆龄收到后十分喜欢,一个个指名道谢,并认真给孩子们复信。她在信中说:“收到你们寄给我的贺年柬,我高兴得很,因为是你们自己制的;而且字、画都那么有意义、有趣味,漂亮,真是好极了。谢谢你们!”还热情地勉励他们“在新的一年中努力学习,取得更大进步”。同时,她还向孩子们赠送笔记本、糖果、小点心等礼物。孩子们渐渐长大后,还经常向宋庆龄汇报学习情况,把自己的日记寄给她看。有一次,宋庆龄在收到了平平(王晴)写来关于自己到农村参加青年开山突击队的感受的信后,第二天就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回信,赞扬平平做得对,并鼓励她继续努力。她还赞扬亭亭的两篇日记和刘源的美术创作表达了革命的思想感情。对孩子们参加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的示威游行,宋庆龄十分高兴,称赞他们有国际主义精神。有一次,她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在信的末尾,她还亲笔署上了“宋妈妈”三个字。
　　宋庆龄和刘少奇夫妇不仅每逢新年都要互相祝贺,而且平时还互送一些照片或小礼物。宋庆龄每次出访归来,都会向他们转送一些纪念品留存。对此,刘少奇深感过意不去,曾向宋庆龄表示:“你老是送给我们东西,我没有东西回送,怎么办?多不礼貌。”宋庆龄笑着答道:“孩子们自己做的小东西,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
　　1965年10月31日,刘少奇和宋庆龄一起出席孙中山100周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刘少奇担任筹委会主任,宋庆龄为副主任。在会上,刘少奇发表讲话,赞扬“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领袖,是对中国近代历史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伟大人物”,号召“全国人民和海外一切爱国人士, 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彻底实现孙先生的打倒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理想而奋斗”。次年11月12日,首都各界万人集会纪念孙中山100周年诞辰。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此时处境已经十分艰难的刘少奇仍然怀着对孙中山先生无比崇敬的心情出席了大会,这也是他与宋庆龄的最后一次见面。
　　
　　三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的狂飙骤起。刘少奇首当其冲,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蓄意诬蔑和陷害,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危难之中见真情。当时也面临着冲击危险的宋庆龄与身处逆境的刘少奇患难与共,相互关心,充分显示了人世间最可宝贵的真挚感情。1967年初,自中南海里有人开始贴出大字报后,刘少奇每隔几天就要去看一次。有一天,他在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红卫兵叫嚷要剪宋庆龄的发髻,说什么这是“封资修”的象征。刘少奇站在这张大字报前,双眉紧锁,陷入沉思。他一向尊重和崇敬宋庆龄,认为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历次关键时刻,“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现在连宋庆龄都受到冲击,刘少奇除了震惊之外,更多的是忧虑。
　　在刘少奇遭受冲击和迫害时,不少人因为怕受株连都远远地躲开。宋庆龄对刘少奇被指控为“叛徒”、“内奸”十分不解:刘少奇在党内这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个人怀疑过呢?她一如既往地对刘少奇表示尊敬和信赖,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安慰刘少奇,关心刘少奇。她说:“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
　　1966年岁末,宋庆龄专门派秘书给刘少奇和王光美送去了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信封是她亲笔写的:“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收”。选集的扉页上也赫然写着:“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在当时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宋庆龄这样做需要有多么大的胆识、真诚和勇气啊!这本凝聚着宋庆龄与刘少奇真挚友谊的《宋庆龄选集》,现已被陈列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故居纪念馆内,成为珍贵的文物,供人们参观瞻仰。
　　在1967年新年到来之际,宋庆龄仍按惯例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去了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在贺年片上亲笔署名“宋妈妈”三个字。这一切虽然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但意义却大不一样。王光美收到宋庆龄送来的这些礼物后,顿时感动得热泪滚滚,她边擦眼泪边颤抖地说:“如果宋副主席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从1967年下半年起,刘少奇和王光美都已身陷囹圄,完全失去了自由。刘少奇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住处,看管越来越严。王光美被诬陷为特务,1967午9月13日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他们的4个尚未独立生活的子女,也被迫迁出了中南海,其中3个已经上学的孩子分别在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最小的女儿刘潇潇当时只有6岁,还没有入学,只好随保姆搬出另住。狱中的王光美日夜挂念孩子们,孩子们也千方百计地打听父母的下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孩子们只好写信给他们信赖的宋妈妈,请求帮助。宋庆龄接到信后,冒着风险,立即把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泽东。与此同时,宋庆龄还给孩子们写了回信,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中国建设》杂志去看望他们,并尽其所能,努力保护孩子们的安全,照顾他们的生活。直到1972年8月16日,孩子们才被获准到秦城监狱探望妈妈。当得知是宋庆龄一直关怀着孩子们时,王光美不禁流下了热泪,心中无限感激。1978年底,被关押了将近12年的王光美重获自由,孩子们立即写信禀告了宋妈妈。宋庆龄非常高兴,在复信中热烈祝贺孩子们和母亲“团聚”,并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出一份力量”。最后还表示:“原想请你们来家,遗憾的是关节痛和感冒,不能如愿。”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议,彻底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消息传来,宋庆龄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冤案昭雪,“怎能不为此而高兴”。5月12日,王光美在前往郑州迎接刘少奇骨灰的前一天,接到了宋庆龄用英文书写的亲笔信和一些物品。信一开头就称王光美为“我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信中说,送你一点小物品,“礼物的确很小,但却表示我对你所有的爱”,最后署名“你的老同志宋庆龄”。短短数语,充分表达了她对刘少奇深切缅怀之情和对王光美莫大安慰之意。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年届87岁高龄的宋庆龄,在别人的搀扶下,参加了追悼会,并献了花圈。在追悼会上,她悲喜交集,含着热泪,与王光美互相用颤抖的双臂紧紧拥抱。这年年底,宋庆龄还复函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刘小小。信中说:“二十年来,你们一直是我常挂念的孩子们,现在已是入了大学的青年。祝你们大学毕业时,成绩优良,得到学位。”并说:“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祝你们新年快乐并祝你们妈妈好。”最后还满怀深情地写道:“片纸传心意,纸短情长。”
　　1981年5月中旬,宋庆龄因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恶化而卧床不起。5月15日早晨,王光美匆匆赶去探望,彭真、邓颖超等也同去。宋庆龄在病榻上与王光美进行了交谈,这是她们之间最后一次谈心。王光美说:“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总理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我昨天去拜访过总书记胡耀邦,他也一样。”并说:记得“当年你曾对少奇同志提出过入党要求,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要求?如果有,我立刻报告党中央”。宋庆龄“嗯”了一声,点点头,表示肯定。王光美又接连重复了3遍,宋庆龄都明确表示肯定。王光美随即电话告知胡耀邦。下午,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派廖承志当面向她宣布。宋庆龄在王光美的帮助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最后心愿。5月29日,宋庆龄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在北京病逝。
　　6月2日,王光美发表了《永恒的纪念》一文,高度赞颂了宋庆龄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人类进步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颂她 “犹如洁白无瑕的荷花,出泥不染,任风雨吹洒,仍傲然玉立”的高贵品质。文章特别回顾了宋庆龄与刘少奇及其全家的深厚友谊,并深情地说:“她永远是我的楷模,不论是在顺境中,还是身处逆境,我都从她身上吸取了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