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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实验物理学领域翱翔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县枫塘湾，父母都在他未成年时过世。1920年，他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在物理系学习。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
王淦昌在清华学习期间，亲历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逐渐使这位热血青年成熟起来。1926年3月18日，北平多所高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罪行一起上街游行，却遭到了反动政府的大屠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王淦昌也在游行的队伍中，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学惨遭杀戮，义愤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他找到老师叶企孙倾诉，叶先生告诉他：“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如果我们像历史上汉朝、唐朝那样先进、那样强大，谁敢欺侮我们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这句话有如醍醐灌顶，让他牢记在心间。
王淦昌努力学习，不再是为了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他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聪颖、后天勤奋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1年，王淦昌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几个月后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1941年，王淦昌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引起了物理学界的轰动。
回国后，王淦昌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在战乱中的浙大教书14年。20世纪50年代，他在国内首创并奠定我国宇宙线研究的基础，使我国的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1959年，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成为当时世界物理学界的重大发现，他因此在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2 隐姓埋名托起中国“神火”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企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
1961年4月3日，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淦昌，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王淦昌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化名“王京”，加入到国家最高核心机密——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从学界和公众视野消失了整整17年。当时，王淦昌已54岁，正是从事物理实验研究的黄金时期，他在基本粒子和实验物理研究领域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要他继续研究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1963年，王淦昌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已57岁的王淦昌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按照中央的要求，以王淦昌、于敏为代表的科技人员众志成城、努力攻关，很快攻克了第一颗氢弹的关键技术。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我国仅用26个月，引起世人震惊。
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车间无人生产，车队无人拉产品……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王淦昌非常着急，白天他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他又到职工宿舍去，挨家挨户动员业务骨干、科技人员、工人重返岗位参加科研生产。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年过花甲的王淦昌，在条件恶劣的青海基地，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奇迹般地化解了不同阵营间人们的对立情绪，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3 倡导发展“激光驱动核聚变”
王淦昌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上的求新与创造，他的名字始终和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与创新紧紧联系在一起：探测中微子，宇宙线研究，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两弹突破，大型X光机，惯性约束聚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祥琬院士说：“他（王淦昌）始终代表着科学研究的方向，努力求新，不断追求新的超越。”
1961年，和王淦昌一起调入二机部九所担任技术领导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他们三人分别主管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和设计研究，被公认为是核武器研制领域的三大支柱，在当时被学生辈的邓稼先亲切地称作“三尊大菩萨”。
核武器研制是一项涉及众多学科、庞大复杂的科学工程。到中物院不久，王淦昌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勾画出研制工作的顶层设计，抓住研制核武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学科问题和关键技术，把复杂的系统问题进行分解，列出各个子课题，区分轻重缓急，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他随时了解并总结大家的研究结果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分析调整，使两弹研制在选择阶段目标和技术途径上没有走大的弯路，进度很快。
20世纪70年代，王淦昌领导科研人员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6兆伏油介质脉冲X光机，80年代又研制出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后来他提出要研制10兆电子伏、20兆电子伏的大型加速器。他的这些设想在近二三十年里，正逐渐变成现实科研成果，深刻影响着核科学技术的发展。
王淦昌调离中物院以后，仍然关心并影响着核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方向，多次参加中物院的发展战略研讨会。在1992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院工作应该分为核武器、高技术、军转民三条线。这为以后中物院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同年，在王淦昌、于敏等人的推动下，激光惯性约束聚变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了国家“863”计划，获得了国家长期稳定的支持。
从独立提出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到亲自组织力量开展研究，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王淦昌心语
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
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她研究的对象，她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味的，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
我愿以身许国。
要做科学家，不要当科学官。
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研究成果核聚变。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
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我何必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我是不会辞掉的，那就是科研。
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科学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最大兴趣。
王淦昌，生于1907年5月28日，卒于1998年12月10日，江苏常熟人，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他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县枫塘湾，父母都在他未成年时过世。1920年，他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在物理系学习。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
王淦昌在清华学习期间，亲历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逐渐使这位热血青年成熟起来。1926年3月18日，北平多所高校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侵略罪行一起上街游行，却遭到了反动政府的大屠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王淦昌也在游行的队伍中，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同学惨遭杀戮，义愤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他找到老师叶企孙倾诉，叶先生告诉他：“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国家太落后了，如果我们像历史上汉朝、唐朝那样先进、那样强大，谁敢欺侮我们呢？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这句话有如醍醐灌顶，让他牢记在心间。
王淦昌努力学习，不再是为了报效父母养育之恩，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他才思敏捷，对物理学概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未知世界有着执着的探索精神。吴有训十分喜爱这个天资聪颖、后天勤奋的学生，让他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手，并指导他撰写出论文《北平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
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他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1931年，王淦昌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几个月后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1941年，王淦昌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引起了物理学界的轰动。
回国后，王淦昌先后任教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在战乱中的浙大教书14年。20世纪50年代，他在国内首创并奠定我国宇宙线研究的基础，使我国的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1959年，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成为当时世界物理学界的重大发现，他因此在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2 隐姓埋名托起中国“神火”
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企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
1961年4月3日，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淦昌，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王淦昌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化名“王京”，加入到国家最高核心机密——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从学界和公众视野消失了整整17年。当时，王淦昌已54岁，正是从事物理实验研究的黄金时期，他在基本粒子和实验物理研究领域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要他继续研究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1963年，王淦昌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他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已57岁的王淦昌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按照中央的要求，以王淦昌、于敏为代表的科技人员众志成城、努力攻关，很快攻克了第一颗氢弹的关键技术。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我国仅用26个月，引起世人震惊。
1969年初，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院许多党政干部、科技人员都被扣上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车间无人生产，车队无人拉产品……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王淦昌非常着急，白天他深入到两派群众中去做工作：“我们的时间很宝贵，与西方核大国比，谁赢得时间，谁就主动”，劝大家“要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晚上他又到职工宿舍去，挨家挨户动员业务骨干、科技人员、工人重返岗位参加科研生产。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年过花甲的王淦昌，在条件恶劣的青海基地，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奇迹般地化解了不同阵营间人们的对立情绪，使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3 倡导发展“激光驱动核聚变”
王淦昌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上的求新与创造，他的名字始终和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与创新紧紧联系在一起：探测中微子，宇宙线研究，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两弹突破，大型X光机，惯性约束聚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祥琬院士说：“他（王淦昌）始终代表着科学研究的方向，努力求新，不断追求新的超越。”
1961年，和王淦昌一起调入二机部九所担任技术领导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他们三人分别主管实验研究、理论研究和设计研究，被公认为是核武器研制领域的三大支柱，在当时被学生辈的邓稼先亲切地称作“三尊大菩萨”。
核武器研制是一项涉及众多学科、庞大复杂的科学工程。到中物院不久，王淦昌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勾画出研制工作的顶层设计，抓住研制核武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学科问题和关键技术，把复杂的系统问题进行分解，列出各个子课题，区分轻重缓急，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他随时了解并总结大家的研究结果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分析调整，使两弹研制在选择阶段目标和技术途径上没有走大的弯路，进度很快。
20世纪70年代，王淦昌领导科研人员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6兆伏油介质脉冲X光机，80年代又研制出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后来他提出要研制10兆电子伏、20兆电子伏的大型加速器。他的这些设想在近二三十年里，正逐渐变成现实科研成果，深刻影响着核科学技术的发展。
王淦昌调离中物院以后，仍然关心并影响着核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方向，多次参加中物院的发展战略研讨会。在1992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院工作应该分为核武器、高技术、军转民三条线。这为以后中物院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同年，在王淦昌、于敏等人的推动下，激光惯性约束聚变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了国家“863”计划，获得了国家长期稳定的支持。
从独立提出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到亲自组织力量开展研究，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王淦昌心语
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
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她研究的对象，她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味的，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
我愿以身许国。
要做科学家，不要当科学官。
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研究成果核聚变。妻子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她却把5个孩子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功不可没。
献身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我何必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我是不会辞掉的，那就是科研。
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科学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最大兴趣。
王淦昌，生于1907年5月28日，卒于1998年12月10日，江苏常熟人，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他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