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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各式各样写旅游的书里,本书独树一帜,显得非常不同……除了有自主旅游的惊险、人与人互动的乐趣,以及山川景色的描述等内容外,还多了一种少有的人文关怀与自我反思成分。旅游写作必得将它的高度拉开,曾柏文的书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文化评论名家南方朔
走进云南
57小时的老列车
地铁到了上海站,车门一开,我拔腿便奔向闸口刷票出站。冲出地面喘着秋夜里微凉的空气,抬头望见上海车站的大钟——23:13,剩十五分。 我赶去“小件寄存”领回早上寄的行囊,顺手买了两瓶水跟方便面,排着长长的队过X光机进站,当中还给后头大婶扛的那口箱子撞了个眼冒金星。过检查口一提行李就赶去挤电扶梯,凑在人潮中缓缓上升。我朝候车看板望眼欲穿地找,“往昆明特187次列车,有,在第十月台。”遥远的第十月台呀,只好再次背上包跑过长长的穿堂,上气不接下气。等找到候车室时,剪票口果然已经没剩几个人。
剪过票冲到月台,停在黯淡灯光中的是一列外漆有点斑驳的暗绿色列车。
上海开往昆明的特181次列车很快就要开了,请搭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催促的广播响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铃声。我赶紧找到车厢,把票递给伫立在车门旁的乘务员。
上车时回望一眼上海车站月台,昏暗的灯下只剩几个人忙着搬行李。广播与铃声回响在空旷空间中的,荡出一种我只曾在小说或电影中经验过的告别气氛。
接下来的57小时中,这班车将走过三千多公里,穿过7个省。许多人此去一别,下次能再回上海恐是来
最后铃声一停,一整排二十多个乘务员齐一弯身、收起车门的阶梯,像大船起锚般截断列车与月台最后的联系。这种强度的告别,我不曾感受过。
上铺我的家
转身上车,就望见湿漉漉的地板杂踏着数不尽的鞋印。车厢里的空气弥漫着一种潮潮的霉味,杂着汗水与方便面的味。不少人已经是汗衫拖鞋瓜子香烟,看得出老经验。还没走到铺位就有点不舒服,想到接下来这两天半不禁苦笑。
背着十多公斤的登山包,一进车厢就感觉到大家的目光。走到铺位,行李架上已经堆满了各式行李,我搁下包,爬上行李架腾空间。
“请问这箱谁的?我能挪一下吗?”
“没事,你挪吧,别掉下来就是了,”下头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黑衣男子应道。
腾出空后再下下上上挺狼狈,我朝那男子喊道,“先生,能麻烦你帮我递—下包吗?”
在大家的好奇注目中,他大方揪起我的背包,“哟!这挺沉的!”旁人笑成一片。
硬卧车有上中下三层铺,票价依高度递减,我总是选上铺。在上铺虽然坐不直,可是一来便宜,二来有较私密的空间,三来离过道上的行李架也近。不睡觉时上铺不能久留(只能趴着、侧躺、仰卧),这逼自己到下铺过道串串门子,也是好事。不过最重要的是,上铺常是最后剩下还买得到的票。
空间的狭小,让东西的摆放变得重要。行李上架,我便开始布置这个小窝。首先我把架上背包调个位置,让装盥洗包的侧袋变得随手可及,再把拖鞋搁在背包上——这是这三天我家的玄关,出门穿鞋的地方。
日记塞进相机包放在床中段,不会让过道上的人伸手可及,但需要时踩一格楼梯就够得到,睡觉时虽挤了点,刚好用身体护着。水、方便面、卫生纸跟保暖的衣服一起装在随身小背包,搁在床尾,压着刚买方便面时拿的塑料袋,那就是这三天的小垃圾袋。
安置妥当,我爬下楼梯坐到窗边的空位,对大家的关爱眼神报以礼貌的微笑。
“小伙子,你打哪来?”隔壁一个中年人打破好奇问道。
“台湾,”我不忘给一个温暖的微笑。“哟,原来是咱们台湾同胞呀,”大家笑成一片,带着一点尴尬腼腆。
“您是来旅游,还是来考察咱们祖国大陆呀?”
“就旅游,考察的不会像我穿这样吧。”
“对对对,考察的都穿西装拿公文包,”帮我拿行李的黑衣男子说道,大家又是一阵笑。
“那你来云南可真来对了,”下铺一个妇女突然插嘴,带着几分自信骄傲说,“云南风景呀、民族文化呀,都挺好看,而且天气好。我们昆明叫春城,也就是四季如春,现在这时候还是阳光普照,不会像这阴阴湿湿的。”
“就你一个人吗,”中年男人问道,我点点头。“怎么不带着你爱人或跟几个朋友呢,自己出来不是挺寂寞的?”
“自己出来自由些,想去哪就去哪,不用讨论。而且才有机会认识新朋友。”
“我看是想认识小妞吧,”他笑着应道,大家又是一阵笑。
老列车上的同路人
中年男人是解放军军医中校退伍,谈吐观念上都颇开通,性格海派,现在昆明某医院当主任。黑衣男子是个大江南北跑的业务,来上海拜访客户。那妇人是到上海探望儿子的昆明妈妈,或许出于做妈妈的本能,总是想对我叮咛些什么的却又不好意思,表现出一种带着矜持的热心。她从前在昆明铁路局干了许多年乘务员,在一种白首宫女话天宝年间的口吻中,对今曰昆铁服务品质颇有微词,特别是对这班K181次列车。
其实原本我根本不知道这班车。我最早在时刻表上查到的是下午出发的K79次列车,那班车走的路线不大一样,只要四十七个小时就到昆明。几天前买票时才问到K181次,那时一盘算:只是多十小时车程,票价却省了两百多块,而且还可在火车上多睡一晚,那有什么好说?买车票后才注意到,下年那班是“新式空调列车”,晚上这班不是,只是时值九月末,倒不觉吹不吹冷气有什么差别。
今天上了车才领悟,“新式空调”不只代表以冷气取代车厢上方那台黑污污的电扇,它更区隔着两种不同世代的列车。一种是在近年来飞跃式的改革开放中,主跑重点路线的国家门面新式列车(绝对会让台铁汗颜的设备与服务),另一种则是行将就木,留在次要路线的古董珍品。
“毕竟K79是上海铁路局的,我们这班是昆铁的,”昆明大妈话说一半,意在言外。
对床是个22岁的贵州女孩,中专(近台湾高职)毕业以来就曾到过北京、广州、上海工作,做的是家具销售。最近想换个离家近一点的地方,于是辞了工作,一个人跑去昆明找个久违的朋友。面对的,也是全然未知的未来。
“怕不怕去了后悔?”
她笑一笑说:“后不后悔,都是自己选的。”
这种年轻时就只身走过大江南北的达观与气度,在台湾就只是个梦想。
列车上通常是十点熄灯。这班车发车时间晚,等大家安顿、换完了票、听完简介接下来旅程的车上广播,熄灯时已经过了午夜。不过当车厢暗下时,我还没想睡,就到车窗旁坐了一会。
列车没冷气,窗户可以打开,虽是日以继夜的轰隆作响,多少多了点跟外面空气土地的联系。贵州女孩梳洗完坐到我的对面,不过我们都没开口,只是各自静静地凝望着窗外,像是想在夜色中再捕捉些遗漏的、还来不及带走的 什么。
从军旅到中国
这天是2000年9月23号,3个月前我还在桃园龙潭空特部的862特战旅驻地,穿着有汗渍味的迷彩服,还在擦枪、排哨、站安官。几天后退伍,隔天是我25岁生日,所以我在结束两年军旅生涯的同时,也悄悄告别了生命中第一个1/4世纪。
就在同时,一个酝酿一年多的想法也逐渐浮现。一年前,当中国政府大举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时,TIME出了一本特刊,《中国惊奇的半世纪》(China's Amazing Half-Century)。该刊选了50个地点,用50个历史事件勾勒这半个世纪来中国的变迁。除了中南海、紫禁城、上海、深圳这些耳熟能详的地名,该刊也选入了建造葛洲坝的三斗坪、承载着劳改记忆的兴凯湖、试办基层选举的步云村、爱滋病泛滥的瑞丽等我未曾听闻的地方。而也是透过那本特刊,我才知道雷峰精神、农业学大寨、毛主席泳渡长江这些对许多大陆人耳熟能详的历史记忆。掩卷时我深深惊觉,我对这个中国竟是那么的陌生,脑中不禁回响起相声中那句“你们的地理,都已经变成历史了,你们的历史,都已经变成小说了。”
从那时起,我心底就开始浮现出一种渴望,一种想亲自走到那片土地上,用眼、用子、用心去确认那个国度的渴望。这无关于国家认同的意识或情感,而是,出自对这世界上另一个华语社会的好奇。我想去碰触那里人们的记忆,他们有何种视野、有什么样的历史感、期待、与焦虑。我也想看看那儿的校园、媒体、商业、聚落、环境。今年春有次在一本杂志读到陈文茜写的,“站在浦东,才发现过去在台湾看到的有多偏狭。”我不见得同意陈文茜的一些评论,不过我却是决定自己需要走这一趟了。
刚退伍,没负担,手中又有当兵时存下的一些钱,正适合出走。所以我选了西安、北京、上海三个贯穿中国历史的城市,带着爸妈的支持与叮咛,计划用一个月去好好认识中国。
一个月,时间比想象短,看到的却比预期的多。8月20日飞往西安,我看见这个荟萃千年东西文化积累的古都,围困在今日的保守民风与远离经济动线的地理区位。几天后从北京前门大栅栏一路走到后海,我则看见共和国首都的霸气,一方面逼着过去那个悠悠晃晃的老北平,退隐在日益消失的老胡同中,一方面赋予了这一代北京青年粗犷的自信。9月中我住进上海静安寺附近的石库门老宅,在这揉着西洋风格的典雅楼房中,我见证了7、8户人家共住一屋的困窘年代。从金茂大厦望向外滩与浦东的华丽灯火,我看见这个城市奋力跃起的气魄与身段,看见全球资本汇入一个巨大新兴市场时进发出的火光,也看见火光映衬的幽暗处,数百万外省民工的面容。
无数次的偶遇与攀谈中,我也听过下岗老党员的茫然忿忿,听过新一代知识青年的自我期许,听过打工妹的懵懂无奈,听过街头掮客吹嘘他的谋生艺术。我听见过仇曰仇美的民族情感,听过“赚钱是硬道理”的务实主义,听过对改革开放的批评或喝采,听过对解放初期满怀理想日子的讪笑或追念。但在最深一层,我听到的是,伴随急速现代化产生的各种失序、焦虑、渴望、矛盾与妥协。寻常百姓夹在玫瑰色的幻想与严峻的现实间,知识分子则卡在革命史观、国族情感的大是大非,与拥抱世界经济、加速现代化的急切盼望间。
兴奋、震惊、迷惘、到淡然,一个月来我面对着城市中浓缩的现象,在内心走了一段曲折旅程,满心疲倦。我开始渴望再出走,出走到某叶认烟罕至、有大块自然的旷野去放空自己。起心动念,我推迟了返台机票,将眼光落在地势多变,民族风情多元化的云南。只是这趟上路,手中没有资料,心底没有目的,有的只是想瞧瞧会撞见什么的恣意。
窗内的广播、窗外的村
24号早上,一早就听见晨间音乐与列车播音员的问好。昨夜晚睡,我拉上被子又蒙上耳朵眯了两小时,却挡不住一丝丝透入梦境的标准京片子。
广播是大陆火车旅行特有的一部分。每天从早上问好到晚上10点道晚安,列车播音员会用她甜美但制式化的声音“陪乘客度过列车上的旅行生活”。除了三餐替餐车打广告,到站时报站名,离站时提醒送客的下车,呼吁没买票的补票,播音员还会在早晚播音时间穿插着新闻音乐、相声笑话、文学欣赏、教育宣导,与沿途省份城市的风土民俗特产介绍。有时觉得广播很烦,特别是想静一静写东西或多睡一会时,总会咒骂为什么搭车还得像当兵一样照表操课。不过长途火车坐下来动辄几十个小时,看一车人听到广播起身活动,广播停了就上床休息,在这漫长空荡的时间里,广播就像一种作息节奏的线索,也让一些闷得慌的人,有了注意力可以攀附的对象。
起身时车过江西,窗外是许多仿若田园诗画中的小村,只是总照在一层灰仆仆的天光里。路上看到一些村民,或扛庄稼农具或照顾牲口。偶尔会有人抬头望一望呼啸而过的火车,多数人这一辈子大概都未曾离开过家乡。这些村民每天看着这一班班列车,载着一车衣着各异人在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从他们一辈子没见过的地方来,往他们一辈子到不了的地方去。我不禁想象,他们在抬头望向列车的那一刻,会有什么想象和心境。
包曼(Bauman)在《全球化》那本小书写到,“移动力”已经成为这世界划分阶级的新标准。眼前这片车窗划开的正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我们被保护在一串温暖安全的金属盒子中,在大地上奔驰;而外头的一切都只化约咸一幅不断变化的影像,看似接近,近到能亲见,但心理上却是隔阂的,隔着一种彼此毫无瓜葛的绝缘。
可是这天中年我却见到一件事,打破这种绝缘。
白色污染
中年吃过年餐没多久,我看到两个小伙子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把吃完的饭盒往窗外一扔。惊!接着却看到更多人顺手把空瓶袋子扔到窗外,就像车窗就是个回收筒。这可是一片大自然呀!果皮骨头也就当是回归自然,但是玻璃塑料可烂不了的。我想到这一车人的举措,又代表其它几万班列车、几百万乘客,曾在铁路沿线留下不知多少垃圾,就让人心底不自在。
直觉地想出声制止,可是面对大家的视若无睹,我作为一个身份鲜明的外来者却陷入巨大的矛盾。如果沉默,我无颜面对自己的信念,如果开口,我却会像个“傲慢的台湾人在展现自己的环保优越感”。终究是怯懦了,只在日记中心虚地记下这感受。
下午列车广播员照本宣科地呼吁大家“不要把垃圾丢出窗外,杜绝铁道沿线的白色污染,”还说要“共创文明列车,保护大地母亲。”原来都已经有了“白色污染”这个专有名词,显见大家早就意识到这问题。偷偷瞄了一眼丢垃圾者的神态自若,环境意识的深入人心还需要好几年。我暗自庆幸,各线列车都逐步汰换成车窗加锁的空调车。恐怕环境意识或许普及不及,乘客对待大地的这种暴行却能逐渐绝迹。
这晚,看到那两个小伙子又准备把啤酒瓶扔到窗外,终于忍不住走去用最和善的表情说,“这我帮您扔到垃圾桶吧,丢窗外它一万年都烂不了。”
那两个讶异的小伙子先是楞了一下,劈头就问道“你是搞环保的是吗?”
“他是台湾人啦,”旁边一位先生笑着搭腔,仿佛这就解释了我的唐突举动。
“台湾人是吗,”其中一个小伙子拉高语调,“你说,你刚刚说那话时是存着什么心来着?是不是觉得你们台湾人就比较高级呀?”
“我只是……”
“我告诉你,你们台湾那么小,垃圾丢一丢就满了,当然要搞环保。不像咱们祖国大陆就是地方大,丢不满。像这种瓶了丢出去还有人捡,”他醉醺醺地拉大嗓门说,倒是让不少旁边的乘客笑出来。我没有傻到想跟醉汉说理,便赶紧说说笑话打贺场。小伙子倒也豪气,又开了瓶酒拉着我要聊天喝酒。
这一聊,却聊出他的民族大义跟仇美仇曰情绪。“我说美国曰本有什么好怕的,咱们再去跟苏联联手,照样把他们打得唏哗烂。”
这话的天真就不说了,但是为了高涨的民族情感轻言黩武的言论,倒惹得那位中校不满。“你以为战争是你想打就可以打的呀?现在咱们中国有多少重要的事要做,这战争一打下去什么经济发展呀、教育文化呀,都给你这种人的一头热打毁了。”
这一开口,掷地有声。没想到小伙子质问中校来历后,便朗声叫道,“所以你只是个军医,是搞后勤的,不是站在前线杀敌的。我说你是个怕美国佬的孬种,”当下两人对骂成一团。我在旁边像个放火的小孩,赶紧劝说“大家就都要睡了,咱们先别吵人。”
这夜上床时,脑袋里还满是刚刚火爆的言词。回想这一个月来,像那小伙子一样民族气节高涨、仇外崇武的人还碰过不少。可想着想,脑中却浮现出台湾选战时,蓝绿双方基本教义派的激情面孔。激越的仇恨,民粹的诉求,都是两岸社会提升的隐忧。
——文化评论名家南方朔
走进云南
57小时的老列车
地铁到了上海站,车门一开,我拔腿便奔向闸口刷票出站。冲出地面喘着秋夜里微凉的空气,抬头望见上海车站的大钟——23:13,剩十五分。 我赶去“小件寄存”领回早上寄的行囊,顺手买了两瓶水跟方便面,排着长长的队过X光机进站,当中还给后头大婶扛的那口箱子撞了个眼冒金星。过检查口一提行李就赶去挤电扶梯,凑在人潮中缓缓上升。我朝候车看板望眼欲穿地找,“往昆明特187次列车,有,在第十月台。”遥远的第十月台呀,只好再次背上包跑过长长的穿堂,上气不接下气。等找到候车室时,剪票口果然已经没剩几个人。
剪过票冲到月台,停在黯淡灯光中的是一列外漆有点斑驳的暗绿色列车。
上海开往昆明的特181次列车很快就要开了,请搭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催促的广播响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铃声。我赶紧找到车厢,把票递给伫立在车门旁的乘务员。
上车时回望一眼上海车站月台,昏暗的灯下只剩几个人忙着搬行李。广播与铃声回响在空旷空间中的,荡出一种我只曾在小说或电影中经验过的告别气氛。
接下来的57小时中,这班车将走过三千多公里,穿过7个省。许多人此去一别,下次能再回上海恐是来
最后铃声一停,一整排二十多个乘务员齐一弯身、收起车门的阶梯,像大船起锚般截断列车与月台最后的联系。这种强度的告别,我不曾感受过。
上铺我的家
转身上车,就望见湿漉漉的地板杂踏着数不尽的鞋印。车厢里的空气弥漫着一种潮潮的霉味,杂着汗水与方便面的味。不少人已经是汗衫拖鞋瓜子香烟,看得出老经验。还没走到铺位就有点不舒服,想到接下来这两天半不禁苦笑。
背着十多公斤的登山包,一进车厢就感觉到大家的目光。走到铺位,行李架上已经堆满了各式行李,我搁下包,爬上行李架腾空间。
“请问这箱谁的?我能挪一下吗?”
“没事,你挪吧,别掉下来就是了,”下头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黑衣男子应道。
腾出空后再下下上上挺狼狈,我朝那男子喊道,“先生,能麻烦你帮我递—下包吗?”
在大家的好奇注目中,他大方揪起我的背包,“哟!这挺沉的!”旁人笑成一片。
硬卧车有上中下三层铺,票价依高度递减,我总是选上铺。在上铺虽然坐不直,可是一来便宜,二来有较私密的空间,三来离过道上的行李架也近。不睡觉时上铺不能久留(只能趴着、侧躺、仰卧),这逼自己到下铺过道串串门子,也是好事。不过最重要的是,上铺常是最后剩下还买得到的票。
空间的狭小,让东西的摆放变得重要。行李上架,我便开始布置这个小窝。首先我把架上背包调个位置,让装盥洗包的侧袋变得随手可及,再把拖鞋搁在背包上——这是这三天我家的玄关,出门穿鞋的地方。
日记塞进相机包放在床中段,不会让过道上的人伸手可及,但需要时踩一格楼梯就够得到,睡觉时虽挤了点,刚好用身体护着。水、方便面、卫生纸跟保暖的衣服一起装在随身小背包,搁在床尾,压着刚买方便面时拿的塑料袋,那就是这三天的小垃圾袋。
安置妥当,我爬下楼梯坐到窗边的空位,对大家的关爱眼神报以礼貌的微笑。
“小伙子,你打哪来?”隔壁一个中年人打破好奇问道。
“台湾,”我不忘给一个温暖的微笑。“哟,原来是咱们台湾同胞呀,”大家笑成一片,带着一点尴尬腼腆。
“您是来旅游,还是来考察咱们祖国大陆呀?”
“就旅游,考察的不会像我穿这样吧。”
“对对对,考察的都穿西装拿公文包,”帮我拿行李的黑衣男子说道,大家又是一阵笑。
“那你来云南可真来对了,”下铺一个妇女突然插嘴,带着几分自信骄傲说,“云南风景呀、民族文化呀,都挺好看,而且天气好。我们昆明叫春城,也就是四季如春,现在这时候还是阳光普照,不会像这阴阴湿湿的。”
“就你一个人吗,”中年男人问道,我点点头。“怎么不带着你爱人或跟几个朋友呢,自己出来不是挺寂寞的?”
“自己出来自由些,想去哪就去哪,不用讨论。而且才有机会认识新朋友。”
“我看是想认识小妞吧,”他笑着应道,大家又是一阵笑。
老列车上的同路人
中年男人是解放军军医中校退伍,谈吐观念上都颇开通,性格海派,现在昆明某医院当主任。黑衣男子是个大江南北跑的业务,来上海拜访客户。那妇人是到上海探望儿子的昆明妈妈,或许出于做妈妈的本能,总是想对我叮咛些什么的却又不好意思,表现出一种带着矜持的热心。她从前在昆明铁路局干了许多年乘务员,在一种白首宫女话天宝年间的口吻中,对今曰昆铁服务品质颇有微词,特别是对这班K181次列车。
其实原本我根本不知道这班车。我最早在时刻表上查到的是下午出发的K79次列车,那班车走的路线不大一样,只要四十七个小时就到昆明。几天前买票时才问到K181次,那时一盘算:只是多十小时车程,票价却省了两百多块,而且还可在火车上多睡一晚,那有什么好说?买车票后才注意到,下年那班是“新式空调列车”,晚上这班不是,只是时值九月末,倒不觉吹不吹冷气有什么差别。
今天上了车才领悟,“新式空调”不只代表以冷气取代车厢上方那台黑污污的电扇,它更区隔着两种不同世代的列车。一种是在近年来飞跃式的改革开放中,主跑重点路线的国家门面新式列车(绝对会让台铁汗颜的设备与服务),另一种则是行将就木,留在次要路线的古董珍品。
“毕竟K79是上海铁路局的,我们这班是昆铁的,”昆明大妈话说一半,意在言外。
对床是个22岁的贵州女孩,中专(近台湾高职)毕业以来就曾到过北京、广州、上海工作,做的是家具销售。最近想换个离家近一点的地方,于是辞了工作,一个人跑去昆明找个久违的朋友。面对的,也是全然未知的未来。
“怕不怕去了后悔?”
她笑一笑说:“后不后悔,都是自己选的。”
这种年轻时就只身走过大江南北的达观与气度,在台湾就只是个梦想。
列车上通常是十点熄灯。这班车发车时间晚,等大家安顿、换完了票、听完简介接下来旅程的车上广播,熄灯时已经过了午夜。不过当车厢暗下时,我还没想睡,就到车窗旁坐了一会。
列车没冷气,窗户可以打开,虽是日以继夜的轰隆作响,多少多了点跟外面空气土地的联系。贵州女孩梳洗完坐到我的对面,不过我们都没开口,只是各自静静地凝望着窗外,像是想在夜色中再捕捉些遗漏的、还来不及带走的 什么。
从军旅到中国
这天是2000年9月23号,3个月前我还在桃园龙潭空特部的862特战旅驻地,穿着有汗渍味的迷彩服,还在擦枪、排哨、站安官。几天后退伍,隔天是我25岁生日,所以我在结束两年军旅生涯的同时,也悄悄告别了生命中第一个1/4世纪。
就在同时,一个酝酿一年多的想法也逐渐浮现。一年前,当中国政府大举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时,TIME出了一本特刊,《中国惊奇的半世纪》(China's Amazing Half-Century)。该刊选了50个地点,用50个历史事件勾勒这半个世纪来中国的变迁。除了中南海、紫禁城、上海、深圳这些耳熟能详的地名,该刊也选入了建造葛洲坝的三斗坪、承载着劳改记忆的兴凯湖、试办基层选举的步云村、爱滋病泛滥的瑞丽等我未曾听闻的地方。而也是透过那本特刊,我才知道雷峰精神、农业学大寨、毛主席泳渡长江这些对许多大陆人耳熟能详的历史记忆。掩卷时我深深惊觉,我对这个中国竟是那么的陌生,脑中不禁回响起相声中那句“你们的地理,都已经变成历史了,你们的历史,都已经变成小说了。”
从那时起,我心底就开始浮现出一种渴望,一种想亲自走到那片土地上,用眼、用子、用心去确认那个国度的渴望。这无关于国家认同的意识或情感,而是,出自对这世界上另一个华语社会的好奇。我想去碰触那里人们的记忆,他们有何种视野、有什么样的历史感、期待、与焦虑。我也想看看那儿的校园、媒体、商业、聚落、环境。今年春有次在一本杂志读到陈文茜写的,“站在浦东,才发现过去在台湾看到的有多偏狭。”我不见得同意陈文茜的一些评论,不过我却是决定自己需要走这一趟了。
刚退伍,没负担,手中又有当兵时存下的一些钱,正适合出走。所以我选了西安、北京、上海三个贯穿中国历史的城市,带着爸妈的支持与叮咛,计划用一个月去好好认识中国。
一个月,时间比想象短,看到的却比预期的多。8月20日飞往西安,我看见这个荟萃千年东西文化积累的古都,围困在今日的保守民风与远离经济动线的地理区位。几天后从北京前门大栅栏一路走到后海,我则看见共和国首都的霸气,一方面逼着过去那个悠悠晃晃的老北平,退隐在日益消失的老胡同中,一方面赋予了这一代北京青年粗犷的自信。9月中我住进上海静安寺附近的石库门老宅,在这揉着西洋风格的典雅楼房中,我见证了7、8户人家共住一屋的困窘年代。从金茂大厦望向外滩与浦东的华丽灯火,我看见这个城市奋力跃起的气魄与身段,看见全球资本汇入一个巨大新兴市场时进发出的火光,也看见火光映衬的幽暗处,数百万外省民工的面容。
无数次的偶遇与攀谈中,我也听过下岗老党员的茫然忿忿,听过新一代知识青年的自我期许,听过打工妹的懵懂无奈,听过街头掮客吹嘘他的谋生艺术。我听见过仇曰仇美的民族情感,听过“赚钱是硬道理”的务实主义,听过对改革开放的批评或喝采,听过对解放初期满怀理想日子的讪笑或追念。但在最深一层,我听到的是,伴随急速现代化产生的各种失序、焦虑、渴望、矛盾与妥协。寻常百姓夹在玫瑰色的幻想与严峻的现实间,知识分子则卡在革命史观、国族情感的大是大非,与拥抱世界经济、加速现代化的急切盼望间。
兴奋、震惊、迷惘、到淡然,一个月来我面对着城市中浓缩的现象,在内心走了一段曲折旅程,满心疲倦。我开始渴望再出走,出走到某叶认烟罕至、有大块自然的旷野去放空自己。起心动念,我推迟了返台机票,将眼光落在地势多变,民族风情多元化的云南。只是这趟上路,手中没有资料,心底没有目的,有的只是想瞧瞧会撞见什么的恣意。
窗内的广播、窗外的村
24号早上,一早就听见晨间音乐与列车播音员的问好。昨夜晚睡,我拉上被子又蒙上耳朵眯了两小时,却挡不住一丝丝透入梦境的标准京片子。
广播是大陆火车旅行特有的一部分。每天从早上问好到晚上10点道晚安,列车播音员会用她甜美但制式化的声音“陪乘客度过列车上的旅行生活”。除了三餐替餐车打广告,到站时报站名,离站时提醒送客的下车,呼吁没买票的补票,播音员还会在早晚播音时间穿插着新闻音乐、相声笑话、文学欣赏、教育宣导,与沿途省份城市的风土民俗特产介绍。有时觉得广播很烦,特别是想静一静写东西或多睡一会时,总会咒骂为什么搭车还得像当兵一样照表操课。不过长途火车坐下来动辄几十个小时,看一车人听到广播起身活动,广播停了就上床休息,在这漫长空荡的时间里,广播就像一种作息节奏的线索,也让一些闷得慌的人,有了注意力可以攀附的对象。
起身时车过江西,窗外是许多仿若田园诗画中的小村,只是总照在一层灰仆仆的天光里。路上看到一些村民,或扛庄稼农具或照顾牲口。偶尔会有人抬头望一望呼啸而过的火车,多数人这一辈子大概都未曾离开过家乡。这些村民每天看着这一班班列车,载着一车衣着各异人在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从他们一辈子没见过的地方来,往他们一辈子到不了的地方去。我不禁想象,他们在抬头望向列车的那一刻,会有什么想象和心境。
包曼(Bauman)在《全球化》那本小书写到,“移动力”已经成为这世界划分阶级的新标准。眼前这片车窗划开的正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我们被保护在一串温暖安全的金属盒子中,在大地上奔驰;而外头的一切都只化约咸一幅不断变化的影像,看似接近,近到能亲见,但心理上却是隔阂的,隔着一种彼此毫无瓜葛的绝缘。
可是这天中年我却见到一件事,打破这种绝缘。
白色污染
中年吃过年餐没多久,我看到两个小伙子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把吃完的饭盒往窗外一扔。惊!接着却看到更多人顺手把空瓶袋子扔到窗外,就像车窗就是个回收筒。这可是一片大自然呀!果皮骨头也就当是回归自然,但是玻璃塑料可烂不了的。我想到这一车人的举措,又代表其它几万班列车、几百万乘客,曾在铁路沿线留下不知多少垃圾,就让人心底不自在。
直觉地想出声制止,可是面对大家的视若无睹,我作为一个身份鲜明的外来者却陷入巨大的矛盾。如果沉默,我无颜面对自己的信念,如果开口,我却会像个“傲慢的台湾人在展现自己的环保优越感”。终究是怯懦了,只在日记中心虚地记下这感受。
下午列车广播员照本宣科地呼吁大家“不要把垃圾丢出窗外,杜绝铁道沿线的白色污染,”还说要“共创文明列车,保护大地母亲。”原来都已经有了“白色污染”这个专有名词,显见大家早就意识到这问题。偷偷瞄了一眼丢垃圾者的神态自若,环境意识的深入人心还需要好几年。我暗自庆幸,各线列车都逐步汰换成车窗加锁的空调车。恐怕环境意识或许普及不及,乘客对待大地的这种暴行却能逐渐绝迹。
这晚,看到那两个小伙子又准备把啤酒瓶扔到窗外,终于忍不住走去用最和善的表情说,“这我帮您扔到垃圾桶吧,丢窗外它一万年都烂不了。”
那两个讶异的小伙子先是楞了一下,劈头就问道“你是搞环保的是吗?”
“他是台湾人啦,”旁边一位先生笑着搭腔,仿佛这就解释了我的唐突举动。
“台湾人是吗,”其中一个小伙子拉高语调,“你说,你刚刚说那话时是存着什么心来着?是不是觉得你们台湾人就比较高级呀?”
“我只是……”
“我告诉你,你们台湾那么小,垃圾丢一丢就满了,当然要搞环保。不像咱们祖国大陆就是地方大,丢不满。像这种瓶了丢出去还有人捡,”他醉醺醺地拉大嗓门说,倒是让不少旁边的乘客笑出来。我没有傻到想跟醉汉说理,便赶紧说说笑话打贺场。小伙子倒也豪气,又开了瓶酒拉着我要聊天喝酒。
这一聊,却聊出他的民族大义跟仇美仇曰情绪。“我说美国曰本有什么好怕的,咱们再去跟苏联联手,照样把他们打得唏哗烂。”
这话的天真就不说了,但是为了高涨的民族情感轻言黩武的言论,倒惹得那位中校不满。“你以为战争是你想打就可以打的呀?现在咱们中国有多少重要的事要做,这战争一打下去什么经济发展呀、教育文化呀,都给你这种人的一头热打毁了。”
这一开口,掷地有声。没想到小伙子质问中校来历后,便朗声叫道,“所以你只是个军医,是搞后勤的,不是站在前线杀敌的。我说你是个怕美国佬的孬种,”当下两人对骂成一团。我在旁边像个放火的小孩,赶紧劝说“大家就都要睡了,咱们先别吵人。”
这夜上床时,脑袋里还满是刚刚火爆的言词。回想这一个月来,像那小伙子一样民族气节高涨、仇外崇武的人还碰过不少。可想着想,脑中却浮现出台湾选战时,蓝绿双方基本教义派的激情面孔。激越的仇恨,民粹的诉求,都是两岸社会提升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