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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一直就是“转型”的历程。如今看来,未来的转型关键着力点仍在两个字:体制。
“转型”是今年两会的关键词,也是“我国经济领域的最深刻的一场变革”,包括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向“共同富裕”转变等等。
28年转型艰辛路
我国的转变经济发展之路已经走了28年。早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亲力亲为的改革推动者们就已经提出要把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强调要改变粗放型增长模式,走集约型发展道路。
1996年,李鹏在作当年政府工作报告时继续提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001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
转型初期,我们在经济转变增长方式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开始摆脱短缺经济。同时,世界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制造业的转移。信息革命催生了新经济产业,西方国家开始进行结构调整。转移出来的制造业,主要是成本竞争性的,当时中国税收、环境、土地、劳动力等成本都很便宜,中国成了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因为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转移这一重大机遇,中国制造业异军突起。
时间进入21世纪,当一轮发展的高潮过后,发展动力日益减弱,经济便出现疲态。先是出现民工荒,迫使劳动力成本上升。然后是两税合一,外资的税收优惠不再。同时,这一轮国际制造业大转移本身也已经接近尾声。
中国经济转型不可避免,而转型的阵痛更是在2008年有所加重。在人民币升值、国外需求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国内信贷紧缩等多重因素冲击下,江浙一些外销型中小企业已经不堪重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阵痛最真实的体现。
即使如此,更残酷地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有一系列数字: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同样,在2009年,投资率上升到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消费率下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跟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却是倒退到历史峰值。
遥遥无期为哪般
人们都知道大象转身必然是缓慢的,然而,让中国经济转身有多难,个中复杂性恐怕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了。
可以说,经历了28年历程的渐进式转型,如今已经步入深水区。
2009年岁末,50位国内经济学家,在一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问题的问卷调查中,选择的前五位是: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扭曲资源配置、消费需求不足、权力缺乏监督、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共同的词汇——体制。
回顾1959年,苏联曾说15年超过美国,到了1965年,他们GDP的差距缩小了,但是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却拉大了。经过讨论发现问题就出在增长方式上,当时增长的唯一来源就是投资。而西方国家的增长,在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发生了改变,主要是靠效率提高。苏联为什么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提出转变,但是一直到1991年苏联瓦解,始终没转过来呢?其根本的问题在体制。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们提出20年翻两番,到了世纪末回头一看,翻两番是超额完成了,但是效率没有提高,还是靠投土地、资源,最终需求不足,要越来越多的依靠出口。因此,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问题关键还是体制性障碍。
体制性的障碍,第一点就是政府支配资源数量大,力量强,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可以说,政府集改革对象和改革推动者两种角色于一身,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这次“两会”上温家宝也承认,目前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
“如果就危机中出现的问题谈问题,采取的措施是短期的。要根本上解决问题,靠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所长聂高民说,既要宏观调控和经济调节,又要通过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虽然提出发展转型已有若干年,但成效并不尽如人意。我国的第二产业发展已近饱和,劳动力价格优势和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小;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偏低,甚至比100多年前的英美还要低。
厉以宁的观点可以用第三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个指标来说明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三产占比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快速提升,在2000年首次超过50%,达到50.2%之后,便连续多年在50%上下徘徊。这个数据说明原有产业结构的动能在新世纪前几年已经衰竭,应该调整结构和转型了。
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直接原因是,重要行业依然施行的是政府垄断机制在运转。如:银行,金融,能源,信息,教育等,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不可能对这些东西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直接导致第三产业链无法向高端延伸。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难以达到目标预期,甚至还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主要原因既有中国体制性的原因,更有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等多方面因素。
以技术进步为例,中国这些年在技术上的进展速度远远跟不上GDP的增长速度。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科技界的官本位现象。再比如,“面子”工程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选择。这也很容易让地方政府忽视民生,没有多少动力去增加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从而拉动消费改善经济结构。
这次经济刺激计划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以产能扩张为主题,这仍就是政策惯性所致。
发展三产将是新引擎
某报纸在纸上画了一个“缓坡”来描述之前经济的发展,又画了一个“台阶”来表示这次转型。美国《世界日报》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上去是老主题、老形式,但其间伏有新的内涵,预示着中共今年的政经政策将再作重大调整”。
在研究亚洲各国经济崛起的学说中,“雁形假说”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成果。
“雁形假说”认为,在亚洲以及其他很多地方成功崛起的国家,都可以看到一条很清晰的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从最初的农业部门到轻工业部门,再到重工业,然后是精密电子工业……概括而论,也就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最后进化成技术密集型。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使得经济持续高增长成为可能。这个过程可能首先在某个发达国家(比如日本)进行,随着这个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跟随国家随之演进。
那我国经济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按照“雁形假说”理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必然是产业升级和服务型经济。
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首先是一、二、三产业布局的调整。为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说,“十二五”规划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从“追求利益”到“权利保障”
目标已经达成一致,路径已经明确无误,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乐观。中国模式发展到现在固有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并非朝夕之功。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介绍说,转变实质上是既有利益根本性的调整,是“分蛋糕”问题。
改革初衷是通过激发活力做大蛋糕以使得大家可以多分一点。这种想法不仅当初看一点错也没有,现在来看也很理性甚至很科学。但问题是后来,一些群体发现,无需去费心尽力做大什么,只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在原有的蛋糕上多切一大块,同样很大、甚至更大。于是,当追求利益的行为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利益的侵占,出现一系列悖谬的现象:日渐增多的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对抗事件乃至非理性暴力事件等等都是这种社会冲突不同程度的体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转型过于强调对“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对“权利的保障”。这不是反对一个群体去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但该行为不能以损害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边界,尤其是不能以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自己的利益渊源。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对此指出,中国最大的特点是政府掌握了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的资源,政府行为的正确与否对一个社会发展影响非常大。对于克服GDP导向的政府行为,她指出,企业的微观机制是否正确,取决于能否真正解决平等保护所有产权。
更多学者认为,2010年及以后的转型必须兼顾权利保障,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保障。只有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创新者的动力才能重新激发。
前苏联一位著名作家的一首小诗写得好:“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这意味着死亡。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即使为了获得生命,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这张已经展开的纸,我绝不把它揉弃!”
“转型”是今年两会的关键词,也是“我国经济领域的最深刻的一场变革”,包括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向“共同富裕”转变等等。
28年转型艰辛路
我国的转变经济发展之路已经走了28年。早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亲力亲为的改革推动者们就已经提出要把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强调要改变粗放型增长模式,走集约型发展道路。
1996年,李鹏在作当年政府工作报告时继续提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2001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
转型初期,我们在经济转变增长方式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开始摆脱短缺经济。同时,世界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制造业的转移。信息革命催生了新经济产业,西方国家开始进行结构调整。转移出来的制造业,主要是成本竞争性的,当时中国税收、环境、土地、劳动力等成本都很便宜,中国成了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最佳承接地。因为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转移这一重大机遇,中国制造业异军突起。
时间进入21世纪,当一轮发展的高潮过后,发展动力日益减弱,经济便出现疲态。先是出现民工荒,迫使劳动力成本上升。然后是两税合一,外资的税收优惠不再。同时,这一轮国际制造业大转移本身也已经接近尾声。
中国经济转型不可避免,而转型的阵痛更是在2008年有所加重。在人民币升值、国外需求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国内信贷紧缩等多重因素冲击下,江浙一些外销型中小企业已经不堪重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阵痛最真实的体现。
即使如此,更残酷地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有一系列数字: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同样,在2009年,投资率上升到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消费率下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跟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却是倒退到历史峰值。
遥遥无期为哪般
人们都知道大象转身必然是缓慢的,然而,让中国经济转身有多难,个中复杂性恐怕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了。
可以说,经历了28年历程的渐进式转型,如今已经步入深水区。
2009年岁末,50位国内经济学家,在一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问题的问卷调查中,选择的前五位是: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扭曲资源配置、消费需求不足、权力缺乏监督、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共同的词汇——体制。
回顾1959年,苏联曾说15年超过美国,到了1965年,他们GDP的差距缩小了,但是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却拉大了。经过讨论发现问题就出在增长方式上,当时增长的唯一来源就是投资。而西方国家的增长,在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发生了改变,主要是靠效率提高。苏联为什么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提出转变,但是一直到1991年苏联瓦解,始终没转过来呢?其根本的问题在体制。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们提出20年翻两番,到了世纪末回头一看,翻两番是超额完成了,但是效率没有提高,还是靠投土地、资源,最终需求不足,要越来越多的依靠出口。因此,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问题关键还是体制性障碍。
体制性的障碍,第一点就是政府支配资源数量大,力量强,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可以说,政府集改革对象和改革推动者两种角色于一身,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在这次“两会”上温家宝也承认,目前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
“如果就危机中出现的问题谈问题,采取的措施是短期的。要根本上解决问题,靠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所长聂高民说,既要宏观调控和经济调节,又要通过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虽然提出发展转型已有若干年,但成效并不尽如人意。我国的第二产业发展已近饱和,劳动力价格优势和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小;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偏低,甚至比100多年前的英美还要低。
厉以宁的观点可以用第三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个指标来说明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三产占比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快速提升,在2000年首次超过50%,达到50.2%之后,便连续多年在50%上下徘徊。这个数据说明原有产业结构的动能在新世纪前几年已经衰竭,应该调整结构和转型了。
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直接原因是,重要行业依然施行的是政府垄断机制在运转。如:银行,金融,能源,信息,教育等,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不可能对这些东西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直接导致第三产业链无法向高端延伸。
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难以达到目标预期,甚至还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主要原因既有中国体制性的原因,更有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等多方面因素。
以技术进步为例,中国这些年在技术上的进展速度远远跟不上GDP的增长速度。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科技界的官本位现象。再比如,“面子”工程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选择。这也很容易让地方政府忽视民生,没有多少动力去增加老百姓口袋里面的钱,从而拉动消费改善经济结构。
这次经济刺激计划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以产能扩张为主题,这仍就是政策惯性所致。
发展三产将是新引擎
某报纸在纸上画了一个“缓坡”来描述之前经济的发展,又画了一个“台阶”来表示这次转型。美国《世界日报》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上去是老主题、老形式,但其间伏有新的内涵,预示着中共今年的政经政策将再作重大调整”。
在研究亚洲各国经济崛起的学说中,“雁形假说”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成果。
“雁形假说”认为,在亚洲以及其他很多地方成功崛起的国家,都可以看到一条很清晰的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从最初的农业部门到轻工业部门,再到重工业,然后是精密电子工业……概括而论,也就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最后进化成技术密集型。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使得经济持续高增长成为可能。这个过程可能首先在某个发达国家(比如日本)进行,随着这个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跟随国家随之演进。
那我国经济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按照“雁形假说”理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必然是产业升级和服务型经济。
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首先是一、二、三产业布局的调整。为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说,“十二五”规划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从“追求利益”到“权利保障”
目标已经达成一致,路径已经明确无误,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乐观。中国模式发展到现在固有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并非朝夕之功。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介绍说,转变实质上是既有利益根本性的调整,是“分蛋糕”问题。
改革初衷是通过激发活力做大蛋糕以使得大家可以多分一点。这种想法不仅当初看一点错也没有,现在来看也很理性甚至很科学。但问题是后来,一些群体发现,无需去费心尽力做大什么,只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在原有的蛋糕上多切一大块,同样很大、甚至更大。于是,当追求利益的行为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利益的侵占,出现一系列悖谬的现象:日渐增多的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对抗事件乃至非理性暴力事件等等都是这种社会冲突不同程度的体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转型过于强调对“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对“权利的保障”。这不是反对一个群体去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但该行为不能以损害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边界,尤其是不能以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自己的利益渊源。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对此指出,中国最大的特点是政府掌握了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的资源,政府行为的正确与否对一个社会发展影响非常大。对于克服GDP导向的政府行为,她指出,企业的微观机制是否正确,取决于能否真正解决平等保护所有产权。
更多学者认为,2010年及以后的转型必须兼顾权利保障,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保障。只有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创新者的动力才能重新激发。
前苏联一位著名作家的一首小诗写得好:“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这意味着死亡。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即使为了获得生命,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这张已经展开的纸,我绝不把它揉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