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聂耳永远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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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3年,然而他的名字却像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一个月前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上,最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动的,是每一次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升起和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含着泪花高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代国歌。今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
  “国歌入宪”勾起了无数人对国歌作者更强烈的怀念,特别是英年早逝的曲作者聂耳。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69年,但是,就像《义勇军进行曲》一样,他的名字是所有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少年时代的天赋与抱负
  
  聂耳的祖籍是云南省玉溪市,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昆明,是聂家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取名聂守信,字子义,又字紫艺。当时聂耳的父亲聂鸿义在昆明甬道街开着一家叫成春堂的药店,母亲彭寂宽是一位聪慧且善歌的傣族女子,家道殷实。
  但是,在聂耳长到4岁时,父亲却病逝了,只有母亲在努力维持家道,抚养四个孩子。
  母亲的乐观、刚毅与善歌,对于聂耳后来的性格成长和音乐天赋都有一定影响。
  1917年,刚刚5岁的聂耳就被送进云南省师范附小读书,10岁时,就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多样乐器。音乐为他打开了比大多同龄儿童更辽阔的视野,带来更多的生活乐趣。他回到家里跟哥哥一起组织家庭小乐队,自己演奏、自己欣赏,妈妈也跟他们一起快乐着。在学校里,他也是校乐队的一员,经常在校内外演出。
  1924年,聂耳小学毕业,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中学时代的聂耳一样是学校文艺活动中的骨干分子,而且开始尝试音乐创作。这期间,他谱写了第一首歌曲,是为自己小学母校写的校歌——《省师附小校歌》。
  1927年,15岁的聂耳考进云南第一师范,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入校第二年便加入校内青年进步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逐渐形成自己热爱人民、反抗压迫、热烈而爱憎分明的革命性格。
  在作家刘琼的传记作品中,记述了聂耳在这一时期曾怀抱着强烈的投戎报国的愿望,甚至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一段时期,后来因为报考黄埔军校未被录取,才放弃了从军报国的途径,但却并未放弃报国志向,只是将自己的抱负与思想跟自己所爱好的音乐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校期间,他曾跟友人一起组织了“九九音乐社”,自编自演进步剧目,宣传革命,唤醒民众。
  1930年,正当18岁的聂耳步出校门,将要投身社会时,因为被人告密,险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危急时刻,聂耳刚刚从日本回国并打算去上海谋职的三哥聂叙伦让他冒称自己名义,去了上海。
  
  第二故乡里的“耳朵先生”
  
  上海是聂耳的第二故乡,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最重要、最辉煌的四、五年时间,大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流传后世的绝大多数音乐作品也是在这里创作完成的。
  初到上海的聂耳,进了总店在云南的“云丰申庄”商行上海分号做小伙计,商号管吃住,但不发薪水,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聂耳在这里白天工作,晚上自学外语,并在这一时期加入上海进步组织“反帝大同盟”,参与革命活动。
  但是,没过多久,这家商号因云南总店被查封而关门,失业后的聂耳在《申报》看到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的招生启示便去报考,主考官便是明月歌剧社创办人黎锦晖。
  明月歌剧社是国内最早的职业歌舞社团,荟萃了上海当时最有影响的演艺名人,被黎锦晖录取的聂耳最初在明月歌剧社只是一个小提琴练习生,师从职业小提琴家、王人美的二哥王人艺学琴。
  在“明月”期间,不到二十岁的聂耳,不仅学琴刻苦,工作勤奋,而且因为性格活泼天真,待人诚恳热情,在明星成堆的同伴、师长中赢得好人缘。“聂耳”的名字也是在这一时期因为大家的一个戏称而取得的。在许多关于聂耳的小典故中,取名的小故事流传最广。在此之前,他一直叫自己的本名聂守信,后来同伴们因为他耳朵灵,就给他取外号叫“耳朵先生”,叫多了,他说索性再送一双耳朵给我,就叫聂耳吧。后来,日本藤泽市(聂耳去世的地方)在给他立纪念碑时,采用的就是耳朵形状的碑石外观设计。
  在“明月”的时间虽也是十分短暂,但这一年时间却为聂耳从事音乐专业的学习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聂耳的音乐天赋得以升华和走向专业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与田汉之间的深厚情缘
  
  1932年初,聂耳离开上海去了北平。
  在北平,聂耳跟左翼戏联和音联取得联系,参加他们组织的街头演出活动。他自己也经常在群众集会时演奏《国际歌》。没有演出活动时,他就去天桥,看民间演艺,不仅汲取民间艺术的养分,而且那些以各种技艺谋生的底层艺人的生存状况,对于年轻而怀抱革命激情与同情心的聂耳,在内心和情感上触动很大。他在当时的日记中曾写道:“在这里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
  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结识了自己革命生涯和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田汉。聂耳1932年4月认识田汉时,这位左翼剧作家、诗人兼社会活动家在左翼文艺界已经享有很高声誉。今年3月,新华社记者采访田汉之子田申时,已经八十高龄的田老在回忆仅比自己大11岁的聂耳和父亲之间的一段师生、战友兼合作伙伴的忘年之交时说,聂耳创作革命歌曲的才华,是被田汉发现的。刘琼也在自己的记述中说,在后来的合作中,聂耳一直叫田汉田老大。
  1932年11月,聂耳从北平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为电影配音、作曲,开始职业音乐创作生涯,同时和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1933年,也是经田汉引荐介绍,夏衍监誓,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32年到1935年这三年间,是聂耳创作最多、最集中的一段时间,而其中多数革命歌曲都是跟田汉合作完成的。
  1934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并担任导演和主演;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
  聂耳在上海的这两年,正是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进行全面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时期,也是革命反抗运动最激烈的时期,而作为新旧文化交锋最前沿的大上海,同样也是这一时期革命文艺和反动文艺交锋的阵地。田汉与聂耳共同创作的大量革命影、剧和歌曲,成为左翼文艺在上海的最强音,在鼓舞了民众革命热情与斗志的同时,也招致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搜捕。
  
  中国人心中永远的歌
  
  1935年2月19日,刚刚写完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田汉遭到国民党逮捕。田汉入狱后,聂耳也上了黑名单。为了保护聂耳,保存革命实力,党组织决定派时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的聂耳取道日本,转往苏联去学习。
  田汉在被捕前,将完成初稿的《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万里长城》(其中第一段便是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交给了夏衍。聂耳在远赴日本前,找到该剧导演夏衍,主动请求为主题歌谱曲,并说田汉也会同意的。狱中的田汉果然是同意由聂耳来作曲的。
  聂耳在4月份出国前完成了初稿,到日本后完成定稿,寄回国内。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首歌曲竟会是刚刚二十三岁的聂耳的绝唱,竟会是田汉和聂耳的最后一次合作。
  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田汉在1949年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参加国歌方案拟定时向小组提交的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说明中有如下评语:“我和聂耳合作过好一些歌曲。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才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学习。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在别人很不易驾驭的语句。这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认为很不易驾驭的,而他处理得很自然、有力……”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而亡,年仅23岁。
  当时尚在国民党狱中的田汉听到这一噩耗,悲痛命笔,为这位年轻而才华出众的好友与合作伙伴写下挽诗:“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聂耳在他极其短促有限的创作时间中,却为八部电影、三出话剧、一出舞台剧写了二十首主题歌或插曲,加上其它歌曲十五首和根据民间音乐整理改编的民族器乐合奏曲,共创作了四十一首音乐作品。
  聂耳逝世后,骨灰几经辗转,才于1937年由哥哥聂叙伦从上海接回老家,于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晓山麓华厅寺附近。1954年,在重修聂耳墓时,郭沫若手书了墓碑“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郭沫若同时还为聂耳撰写了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士之志,毅然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1980年,聂耳墓迁至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的新址,也就是至今每年2月15日和7月17日人们都去为聂耳扫墓、缅怀和凭吊的地方。
  在今年对聂耳的纪念活动中,除了每年都会举办的诞辰日和忌日纪念以外,还有两项活动既是云南的盛事,也是国内音乐界的盛事,一件是5月25日在云南玉溪市成立的聂耳音乐基金会,一件是曾经中止了二十年的聂耳合唱团经过重新组建后,于6月29日晚在云南省文化馆的首场演出获得成功。
  刘琼给自己撰写的聂耳传记作品取名为《聂耳——匆匆而又永恒》,对于聂耳短暂而恒久被人们怀念的一生来说,的确是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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