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星火,让音乐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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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年初,我看到一篇快10年前的报道:《嗷嗷待哺,谁与之食——拿什么儿歌奉献给孩子?》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忧心忡忡的儿童文学家和词曲作家们一起呼呼:请为孩子创作贴合时代的好歌曲。
  但很多问题并不是呼吁了就能解决。在媒体和教育界待了十几年,我知道每一个关乎孩子成长的问题背后都涉及到太多方面。如同这个“要让孩子有好歌可唱”的心愿,已经不单是文艺创作领域的责任。
  于是我对我的团队说:要不,我们来试一试?
  说这句话时我没想到,这条前人没有走过或者没有走完的路,要继续踏上去,需要的不只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果敢毅力。
  一首歌,无法三代人都唱
  因为是别人没有做过或者没有完成的事,我们先花了很多时间做调查。
  还记得泰戈尔的一句话:“从母亲嘴里听来的儿歌是孩子们最初学到的文学,是他们心灵上最有吸引盘踞的力量。”传统民谣和童谣穿越时空的隔阻,征服了一代又一代孩童的心灵,但孩子能永远只唱“过去”吗?
  00后回答:“不。”
  他们会欣赏《鲁冰花》《外婆的澎湖湾》《小小少年》等经典里的美感,但时间也是巨大鸿沟,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无法想象战争的残酷,物质与情感都极多元化的孩子对几十年前歌词里描绘的景象感到陌生。
  最耳熟能详的儿歌《小兔子乖乖》创作于1920年,00后看的动画片里狼是能被羊同化甚至欺负的萌物;《一分钱》倡导拾金不昧,但现在连一角钱的硬币掉地上,也不会有人去捡;
  《采蘑菇的小姑娘》歌唱山林之美,但现在的孩子只看到水泥森林;“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有多少00后看过姥姥家门前的大戏,见过秋收后谷堆成垛的风景?



  时代在变,酷与另类是这一代孩子追求的个性之美。
  问卷收回,我们一面感到欣喜:00后的确对属于他们的原创少儿歌曲有巨大需求,00后的父母也希望孩子能不要老唱成人的歌曲;但另一面,来自音乐圈的反馈给了我们巨大压力。
  在这之前,所有试图打破现状的人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们能凭什么取得成功?
   SingingKids誕生
  讨论很久后,我和团队在2016年底定下了项目操作模式:先用媒体的力量去联合原创音乐人——歌手、音乐老师、作曲家……只要愿意为孩子创作歌曲,就是我们可以团结的音乐导师;然后在全国选拔出天籁童音,用打造歌手的方式教他们来演绎这些作品;再然后进行专业录音制作、拍摄MV以及打造少儿流行音乐榜;最后,我们一定要邀请最大牌的原创音乐人和孩子一起举办一场真正的演唱会,让大家看到,原来少儿歌曲不只是校园与晚会类的小众作品。
  我们的想法是哪怕砸钱赔本也要把歌曲推向社会,让市场来选择什么样的歌是孩子和父母都乐于接受、易于传播的;我们想让孩子们拥有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歌曲,融入传统文化和世界元素,真正抒发他们心声。
  这个庞大的计划,被称为“SingingKids少儿原创音乐”。SingingKids,正在唱歌的孩子,热爱唱歌的孩子,歌声里的孩子……每个解释都是美好的祈愿。
   30万元,就想烧钱玩原创音乐?
  现在回想,从全然熟悉的时尚童模跨界到小众专业的少儿原创音乐,真是无知无畏者的选择。
  项目在2017年3月悄悄启动,我们热情高涨,几乎所有《家人》杂志采访过的原创歌手、问卷调查中00后填上的偶像大咖,我们都通过各种渠道接触了。大家纷纷表示对这件事“感兴趣”,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然后“十动然拒”。
  歌手不比演员,他们对创作有固执的既定标准;经纪人则更现实一些,为孩子写歌在当下,的确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所以当对方列出出场费、创作费、制作费等一系列费用,并对活动时间安排提出要求后,我们蒙了。
  “你们到底有多少预算?”后来一位关系不错的圈内人再不忍看我们的屡屡碰壁,问了个很现实的问题。
  然后我就听说了作曲家邓伟标的故事。2013年,老邓应邀担任一个专业儿歌比赛的制作人,比赛由全国最大的唱片发行公司承办,公司有一个目标:通过比赛,在若干年内打造出中国最大的儿歌曲库。最后,唱片公司为比赛推出的儿歌合辑赔进去100多万元,曲库建设就此搁浅。
  讲故事的人最后友情提醒我们:“就算你是做公益活动,也要有钱啊。”
  我笑得很僵硬。虽然按照计划,对每首歌的制作与推广力度在少儿音乐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不能因为你想做公益,全世界就跟着你变“玛丽苏”。
  何况我们做的还不算纯粹的公益活动,要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扩大歌曲影响力,避不开商业味。这位熟人按照我们的项目设计做了一个估算:全部做下来,是一个不低于300万元的项目;而在音乐圈,300万元根本不算什么。
  但那时,我们只有30万元。
  嘲笑的声音
  要不然先解决资金问题?借助母公司商界传媒集团的资源,近的成都,远的三亚,跑了十几个城市见了几十个商家,谈我们的理念、我们想实现的蓝图、要创作的未来。但音乐加孩子,怎么看都是亏本的项目。离成功最近的一次,是和一家整容机构谈了整整两个月后,对方最后还是放弃了:“老板说孩子不是我们的受众,他们又不能整容。”
  拉赞助碰了一轮壁后,我们又回到宣传平台的资源拓展上。网易云音乐、百度音乐、QQ音乐、虾米音乐、51原创音乐基地、豆瓣音乐……所有的邮件和合作方案发过去后,都石沉大海:人家自己的原创歌曲活动都忙不过来呢。   我安抚因为屡屡碰壁而士气低落的年轻团队:没关系,今年是创品牌,我们确实没有名气,人家不搭理也很正常;但只要做好了,明年它们会求着和我们合作。
  这句话说出来连我自己都哑然失笑。自嘲可以解压,外面那些嘲笑新家人不自量力的声音,意外地给了我们拼下去的动力。
  那些声音里,有指责我们是只会圈钱骗孩子家长的,有断言我们做不了多久的,还有坐等我们被项目拖死的——做音乐真的太烧钱了,仅是20首原创歌曲的词曲费用,30万元连一半都不够,更别说中后期制作、MV、推广、音乐盛典等一个比一个烧钱的环节。
  “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说这句话的人有多无奈,我开始感同身受。做空白市场的开创者太难,这一次的难度比我们5年前做的少模大赛、1年前做的重庆国际少儿时装周,还要难上100倍。
  找到战友了!
  坏境遇终于在4月底触底,好消息陆续传来。韩真真决定加入SingingKids了!她专程从西安飞到重庆,拿出的不仅是创作诚意,还有她对这个项目的无数设想。12岁就开始写歌的她没有忘记选择音乐道路的初衷。
  有一就有二,经韩真真介绍,同样热爱音乐、并且天天和孩子们打交道的《阿楚姑娘》作者梁凡,成为SingingKids的第二位音乐导师。不久后重庆“音二代”、著名爵士乐队luckyblue的队长刘艾乐也率队加入。
  很难形容这种感受。已经不抱希望了,惊喜却接连入怀。三位音乐导师用低得连成本都不到的价格接下了15首歌曲的创作与录制工作,保证全程参与活动的各个环节,还发动了音乐、影视、文化等各圈的好友为活动助阵。
  不是所有人都会“朝钱看”,文艺青年的济世情怀有时就是这么可爱。7月,更大的两个惊喜砸中我们的头:
  著名作曲家周亚辉先生决定率领重庆流行音乐协会整体加入,一起打造这个活动;
  随后北京海洋一派文化公司与我们签约,负责在全国开拓音乐唱区。
  每个人都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去实现关于音乐的一些梦想:韩真真想把对音乐的热爱传递下去,梁凡想通过歌曲纠正揠苗助长的少儿声乐培训方式,刘艾乐和luckyblue乐队想在孩子这里为重庆的音乐立一杆大旗;周亚辉希望借这件事,让重庆流行音乐协会做一些更有责任和意义的事。
  队伍已经集齐,号声已经吹响。7月14日,SingingKids少儿原创音乐启动仪式在重庆举办。这是一场真正的迷你演唱会:黑暗里,台下数百名听众挥舞着荧光棒,台上的luckyblue乐队与三位少年纵情高唱。
  我站在舞台一侧,耳朵里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还有梦想花蕾绽放第一枚花瓣的声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等待那一天的實现。



  少儿歌曲创作为什么这么难



  给孩子写歌,如今远比给大人写歌难。
  第一,和孩子有距离。词曲作者的思想、关注点都要与孩子融合在一块,要正视他们的生活环境、心理、爱好。但了解这一代孩子的音乐人太少,大部分对少儿歌曲的理解还停留在正统定义上,要么幼稚要么太说教。但00后对这种歌已经厌烦。
  第二,市场化运作程度太低。如果让孩子翻唱已经流行的歌曲,更容易走红,因为歌曲已经有群众基础,接受起来很快;但做原创,一切都是新的,必须从空白开始普及,要做的功课很多,效果往往又不尽如人意。市场操盘难度太高,愿意做的人就少了。
  第三,专业度要求更高。受孩子声带发育、音域狭窄、理解能力等限制,必须为不同年龄的孩子打造不同的歌曲。这就像只给你两三种原料却要做出丰盛的大餐一样,非常难。
  第四,版权问题。少儿歌曲很难进行商业运作,国内对这一块的版权保护力度弱,创作者与运营者话语权不对等,音乐人也要考虑生存问题。这些问题就会影响他们创作和推广少儿歌曲的积极性。
  第五,缺乏整体的推广平台。在新媒体时代,没有任何媒体在这方面投入足够的力量。精品是推出来的,没有推广平台,再好的作品也只能石沉大海。
  最后是经济效益。给成人写一首流行歌曲,万元起步;给孩子写歌的报酬现在最多千元。同样的付出,回报高下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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