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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原子弹，就是反复试验。试验回来了分析，分析了再试验。你只要不怕困难，一次比一次成功，完全成功了，原子弹就出来了。”
原核工业部副部长刁筠寿反复强调着这一点。记者面前的这位老人，今年105岁，坐在轮椅上，眼睛已看不见，听力也有困难。他作为“九院”党委第二书记，参加了青海221基地和四川902基地的创业建设，可谓硕果仅存的核工业元老级人物之一，但或许由于工作性质，名字却几乎不为公众所知。
即便他们的孩子，也是到多年以后，才逐渐了解父辈的工作，了解到自己从小生活的“塔院”，是个“惊雷出自无声处”之地。
而其中的塔院5号楼，更是出了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于敏6位“两弹一星”元勋。
金色时期
塔院位于海淀区花园路北端。当年这里因人烟稀少、又离苏联答应提供的原子弹样品（后来并未提供）预定卸货的西直门火车站不远而被选中。作为办公区的花园路3号院，和作为生活区的塔院1号院，于1958年下半年同时开工建设。
塔院1号院是一座布局规整的长方形院落，因其南边有一座建于明朝的七层八角砖塔而得名。塔院里建起了8栋单元住宅楼，两栋楼一排，共4排，从北至南为1-8号楼。
先盖起来的1至4号楼的外墙都是黄色的，周围老百姓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单位的宿舍，习惯称这里为“黄楼”。黄楼有大阳台和独立卫生間，因为是按苏联图纸修的，甚至还有浴缸。
1962年左右，又建起了5号楼。5号楼是塔院中装修档次最高的，地面铺实木地板，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这栋楼本来是要给苏联专家住的，因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这栋楼就主要分配给院领导和专家居住。
刁筠寿家住5号楼1单元301室，对面的302室是副院长马祥家。楼下的201室住着第一副院长吴际霖，202室是副院长郭英会家。101室住的是副院长兼理论部党委书记彭非，对面是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理论部副主任何桂莲住401，对面是两航起义的骨干、从香港回来的李启廉。程开甲、朱光亚、俞大光等住在二单元，邓稼先、秦元勋、龙文光等住三单元。
吴际霖的女婿唐信青告诉记者，塔院建成后，甚至一直到80年代，住5号楼都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其中，最东边的一单元位置最好，总共四层的楼房中，二楼又被认为是最佳楼层。
住在二楼的吴际霖和郭英会都是九院元老。1957年，中央决定在二机部成立专门研制核武器的机构，即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不久后又在九局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九所”。筹建时，最初只有三个人——局长兼所长李觉将军、分管科研的吴际霖和分管行政的郭英会，白手起家。
1964年3月，实为三位一体的九局、九所和青海221基地更名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李觉任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刁筠寿任第二书记。后来机构和名称虽屡经变化，“九院”却成为一直沿用下来的习称。
塔院就像一个小社会，有自己的子弟小学和幼儿园。当时北京已有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小学，因此塔院子弟校就叫九一小学和九一幼儿园，正好机关也叫九所。
九一小学是一座T形的红色砖混三层楼。那时的中小学都是木头黑板、电灯泡，这里却是当时少见的玻璃黑板，日光灯明如白昼。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很多大学毕业的俄文翻译工作量骤减，有几位就调来子弟学校当老师。刁力的班主任就是位俄文翻译。班上才三十几个人，程开甲和朱光亚的女儿都在这个班上。
塔院很奇特。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生活，父亲多半都在青海。外边人对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院子充满好奇，有人戏称为“寡妇院”。副院长彭非的女儿彭康康（后随母姓改名为李康）记得，院子里的每个孩子脖子上都挂着钥匙，而这个钥匙能打开数家的门！忘了带钥匙就找别家孩子帮忙，只要试几把，就一定能打开。
在很多塔院孩子的回忆中，关于60年代上半期的记忆都是金色的。那时候的天气比现在冷，冬天总是下大雪，春天不化。北土城有很多大树，像个森林。周围被农田包围，夏日蛙鸣此起彼伏，间杂着蛐蛐和蝈蝈的叫声，院墙外的大片玉米地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偶见农家的炊烟袅袅。
九院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地来的顶尖人员，九院人拿着邓小平签发的命令去全国各地，需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食堂的师傅于阿根曾是锦江饭店的大厨、一级劳动模范。除了科研人员，还有很多高级技工。周志兴的父亲是八级电焊工，被调进九院后，全家都获得了北京户口，还在塔院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住宅。
足球是塔院的传统运动。5号楼的孩子们足球踢得最好，各楼联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在外面约球也无败绩。战绩如此显赫，主要是因为球队主力——李启廉的双胞胎儿子李惟淼、李惟霄兄弟，兄弟俩后来踢进了北京队。
塔院里的孩子还兴下围棋，而且兴和大人下。刁锐听说楼上的何桂莲叔叔围棋下得好，就上门去请教，每次都是大败而归。小伙伴谷晓云常找邓稼先下棋，推荐他也去。一天，他敲门去挑战，邓稼先为人宽厚，来者不拒。下过几盘，互有胜负。他记得，邓稼先不管输赢，都是笑呵呵的。
塔院很多孩子都有和邓稼先下围棋的记忆。有人回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大家都到院里的九一幼儿园去躲地震，邓稼先在过道上就摆下战场，一手拿烟一手拿着一杯茶，笑迎所有对手。赢了棋之后他会开心地笑着看对手，透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神态。
刁锐的母亲是理论部支部书记，家里常有理论部的年轻人来，与她谈工作、谈心，也说家里的困难、婚姻恋爱的困惑等等。刁锐说，当时的党务工作就是这样的。
九院理论部是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曾说，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
理论部有著名的“八大主任”。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桂莲、于敏。知识分子想法比较多，科学大家们各有各的专业和理论，每个人的个性也都很强，争论起问题来甚至会脸红脖子粗，但是在工作方案确定之后会放弃自己的见解，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于辛印象最深的是邓稼先伯伯，觉得他特别和蔼可亲。“他的压力很大。他的特点是学术水平很高，又很民主，因此能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于辛告诉记者。
塔院子弟何为曾回忆，“文革”时他正上小学二年级，老师经常给他们讲阶级斗争的故事。一次上楼找小朋友玩，路过于敏家，看到于敏和邓稼先两位叔叔正在楼道里嘀嘀咕咕，看到他立刻警觉地往楼下走。等他下楼回家时，两个人还站在总是乌烟瘴气尘土飞扬的垃圾道跟前嘀嘀咕咕，他就从楼门洞里悄悄监视他们，可惜很快被发现了，吓得撒腿就跑了。
“文革”后，九院的领导层开始离散。
1968年副院长郭永怀飞机失事殉职，1972年副院长彭桓武调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1978年王淦昌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
八大主任里面，邓稼先调到院里当院长，周光召调到中科院，黄祖洽调到北师大，秦元勋、江泽培也先后离开。原先八大主任里四个搞物理的，四个搞数学的，留下来的只有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搞物理的只有于敏一人。
“很多能干的人都离开了理论部，‘上面的人’也走了。那时候社会上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这是真事。”于辛说。
改革开放初期，四川九院的八级工自己做电扇搞创收。这些电扇运行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不像市场上卖的电扇转起来嗡嗡响。
80年代，于敏本也有机会走。那时钱三强去中科院了，跟他谈了几次，希望他去，但于敏考虑到还要做新一代核武器，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兴趣之间，他再一次选择了留下。
“二赵”时期，炸药冷试验出了问题，军管人员怀疑有人搞破坏，邓稼先和于敏都进了“学习班”。军管组告诉于敏，你只要承认这不是技术问题就行，其他话不用说;后来又退一步说，不用承认，你只要不说话就算过关。
“当时那个环境下他能顶着压力，还敢跟军管会拍桌子。他说，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决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是不行的。他说如果他当时承认了，他很好过关，也没有他任何事，但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塔院里人越来越多，住宅越来越紧张。小卖部、副食店所在的平房都拆了，盖起了楼。总之能拆的都拆了，能盖上楼的地方都盖上。于辛小时候跟小伙伴踢球的九一小学足球场，盖起了两座高高的塔楼。大概从90年代中期开始，塔院从人员比较单一的单位职工宿舍，慢慢变成大杂院。
老住户逐渐搬离塔院，搬到了万柳地区。2000年以后，于敏家也搬了过去，算走得最晚的住户之一了。
2012年，于辛的母亲去世了。于敏以前经常出差，家庭的担子大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父亲一直很内疚，由于工作忙、压力大，他觉得亏欠了我母亲。” 于辛看着父亲那种伤心劲儿，担心他一个人难以生活，就带着一家人搬了过去。朝夕相处，他开始更深入地了解父亲。以前不明白的一些事，也慢慢懂了。
在于辛的印象中，如果没有人打扰的话，父亲可以看书看一天，从早上起来一直坐到晚上。他从年轻时养成的保密习惯一直没有改变。随手写个什么东西，或者算一算，完了之后这张纸就撕碎了。
于敏爱看京剧，一直订《中国京剧》杂志，从1992年杂志创刊一直訂到去世。他以前也会去戏院看戏，和邓稼先、何祚庥等几个人到戏院门口等退票，每个人都有等票秘诀，基本都能等到。他年轻时还爱打桥牌，有个叔叔曾告诉于辛，你爸爸打桥牌很厉害，他知道每一张牌是哪轮出的、谁出的。
于敏不愿意去写点什么或留下些什么。因为他一直强调，核武器是一个千千万万人的事业，必须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如果不能做到完整准确，那就不如不写。
于敏一直在从事国防科技工作，给相关部门当顾问。有个叔叔告诉于辛，有些人当顾问是顾而不问，你爸爸是“顾而问之”。
于敏到晚年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他一生没做什么原创的东西出来。从于敏的性格来说，他一直想搞基础理论研究，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但国家需要，只能责无旁贷。当年钱三强找他谈话的时候是说氢弹干出来就可以走，他没想到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2019年1月，于敏去世。于辛没有回到塔院。
唐信青依然住在5号楼202。一到秋冬季，他的老伴的脑梗就发作得厉害，住进了老年医院，他就一个人生活。他对面的201，邓稼先夫人也依然住在那里。92岁的她也是独自生活，每天送奶员会把她订的牛奶送到家门口。
塔院房子的外墙都新刷上了黄色涂料，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楼”，只有5号楼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砖红色外观。楼房显得残破了，电线纵横，防护栏凌乱。只有201的阳台没封，全然不设防地敞开着，当年邓稼先上班骑的自行车，还在阳台上。
原核工业部副部长刁筠寿反复强调着这一点。记者面前的这位老人，今年105岁，坐在轮椅上，眼睛已看不见，听力也有困难。他作为“九院”党委第二书记，参加了青海221基地和四川902基地的创业建设，可谓硕果仅存的核工业元老级人物之一，但或许由于工作性质，名字却几乎不为公众所知。
即便他们的孩子，也是到多年以后，才逐渐了解父辈的工作，了解到自己从小生活的“塔院”，是个“惊雷出自无声处”之地。
而其中的塔院5号楼，更是出了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于敏6位“两弹一星”元勋。
金色时期
塔院位于海淀区花园路北端。当年这里因人烟稀少、又离苏联答应提供的原子弹样品（后来并未提供）预定卸货的西直门火车站不远而被选中。作为办公区的花园路3号院，和作为生活区的塔院1号院，于1958年下半年同时开工建设。
塔院1号院是一座布局规整的长方形院落，因其南边有一座建于明朝的七层八角砖塔而得名。塔院里建起了8栋单元住宅楼，两栋楼一排，共4排，从北至南为1-8号楼。
先盖起来的1至4号楼的外墙都是黄色的，周围老百姓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单位的宿舍，习惯称这里为“黄楼”。黄楼有大阳台和独立卫生間，因为是按苏联图纸修的，甚至还有浴缸。
1962年左右，又建起了5号楼。5号楼是塔院中装修档次最高的，地面铺实木地板，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这栋楼本来是要给苏联专家住的，因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这栋楼就主要分配给院领导和专家居住。
刁筠寿家住5号楼1单元301室，对面的302室是副院长马祥家。楼下的201室住着第一副院长吴际霖，202室是副院长郭英会家。101室住的是副院长兼理论部党委书记彭非，对面是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周光召。理论部副主任何桂莲住401，对面是两航起义的骨干、从香港回来的李启廉。程开甲、朱光亚、俞大光等住在二单元，邓稼先、秦元勋、龙文光等住三单元。
吴际霖的女婿唐信青告诉记者，塔院建成后，甚至一直到80年代，住5号楼都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其中，最东边的一单元位置最好，总共四层的楼房中，二楼又被认为是最佳楼层。
住在二楼的吴际霖和郭英会都是九院元老。1957年，中央决定在二机部成立专门研制核武器的机构，即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不久后又在九局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九所”。筹建时，最初只有三个人——局长兼所长李觉将军、分管科研的吴际霖和分管行政的郭英会，白手起家。
1964年3月，实为三位一体的九局、九所和青海221基地更名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李觉任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刁筠寿任第二书记。后来机构和名称虽屡经变化，“九院”却成为一直沿用下来的习称。
塔院就像一个小社会，有自己的子弟小学和幼儿园。当时北京已有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小学，因此塔院子弟校就叫九一小学和九一幼儿园，正好机关也叫九所。
九一小学是一座T形的红色砖混三层楼。那时的中小学都是木头黑板、电灯泡，这里却是当时少见的玻璃黑板，日光灯明如白昼。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很多大学毕业的俄文翻译工作量骤减，有几位就调来子弟学校当老师。刁力的班主任就是位俄文翻译。班上才三十几个人，程开甲和朱光亚的女儿都在这个班上。
塔院很奇特。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生活，父亲多半都在青海。外边人对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院子充满好奇，有人戏称为“寡妇院”。副院长彭非的女儿彭康康（后随母姓改名为李康）记得，院子里的每个孩子脖子上都挂着钥匙，而这个钥匙能打开数家的门！忘了带钥匙就找别家孩子帮忙，只要试几把，就一定能打开。
在很多塔院孩子的回忆中，关于60年代上半期的记忆都是金色的。那时候的天气比现在冷，冬天总是下大雪，春天不化。北土城有很多大树，像个森林。周围被农田包围，夏日蛙鸣此起彼伏，间杂着蛐蛐和蝈蝈的叫声，院墙外的大片玉米地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偶见农家的炊烟袅袅。
九院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地来的顶尖人员，九院人拿着邓小平签发的命令去全国各地，需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食堂的师傅于阿根曾是锦江饭店的大厨、一级劳动模范。除了科研人员，还有很多高级技工。周志兴的父亲是八级电焊工，被调进九院后，全家都获得了北京户口，还在塔院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住宅。
足球是塔院的传统运动。5号楼的孩子们足球踢得最好，各楼联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在外面约球也无败绩。战绩如此显赫，主要是因为球队主力——李启廉的双胞胎儿子李惟淼、李惟霄兄弟，兄弟俩后来踢进了北京队。
塔院里的孩子还兴下围棋，而且兴和大人下。刁锐听说楼上的何桂莲叔叔围棋下得好，就上门去请教，每次都是大败而归。小伙伴谷晓云常找邓稼先下棋，推荐他也去。一天，他敲门去挑战，邓稼先为人宽厚，来者不拒。下过几盘，互有胜负。他记得，邓稼先不管输赢，都是笑呵呵的。
塔院很多孩子都有和邓稼先下围棋的记忆。有人回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大家都到院里的九一幼儿园去躲地震，邓稼先在过道上就摆下战场，一手拿烟一手拿着一杯茶，笑迎所有对手。赢了棋之后他会开心地笑着看对手，透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神态。
刁锐的母亲是理论部支部书记，家里常有理论部的年轻人来，与她谈工作、谈心，也说家里的困难、婚姻恋爱的困惑等等。刁锐说，当时的党务工作就是这样的。
九院理论部是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曾说，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
理论部有著名的“八大主任”。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桂莲、于敏。知识分子想法比较多，科学大家们各有各的专业和理论，每个人的个性也都很强，争论起问题来甚至会脸红脖子粗，但是在工作方案确定之后会放弃自己的见解，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于辛印象最深的是邓稼先伯伯，觉得他特别和蔼可亲。“他的压力很大。他的特点是学术水平很高，又很民主，因此能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于辛告诉记者。
塔院子弟何为曾回忆，“文革”时他正上小学二年级，老师经常给他们讲阶级斗争的故事。一次上楼找小朋友玩，路过于敏家，看到于敏和邓稼先两位叔叔正在楼道里嘀嘀咕咕，看到他立刻警觉地往楼下走。等他下楼回家时，两个人还站在总是乌烟瘴气尘土飞扬的垃圾道跟前嘀嘀咕咕，他就从楼门洞里悄悄监视他们，可惜很快被发现了，吓得撒腿就跑了。
“文革”后，九院的领导层开始离散。
1968年副院长郭永怀飞机失事殉职，1972年副院长彭桓武调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1978年王淦昌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
八大主任里面，邓稼先调到院里当院长，周光召调到中科院，黄祖洽调到北师大，秦元勋、江泽培也先后离开。原先八大主任里四个搞物理的，四个搞数学的，留下来的只有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搞物理的只有于敏一人。
“很多能干的人都离开了理论部，‘上面的人’也走了。那时候社会上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这是真事。”于辛说。
改革开放初期，四川九院的八级工自己做电扇搞创收。这些电扇运行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不像市场上卖的电扇转起来嗡嗡响。
80年代，于敏本也有机会走。那时钱三强去中科院了，跟他谈了几次，希望他去，但于敏考虑到还要做新一代核武器，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兴趣之间，他再一次选择了留下。
“二赵”时期，炸药冷试验出了问题，军管人员怀疑有人搞破坏，邓稼先和于敏都进了“学习班”。军管组告诉于敏，你只要承认这不是技术问题就行，其他话不用说;后来又退一步说，不用承认，你只要不说话就算过关。
“当时那个环境下他能顶着压力，还敢跟军管会拍桌子。他说，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决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是不行的。他说如果他当时承认了，他很好过关，也没有他任何事，但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塔院里人越来越多，住宅越来越紧张。小卖部、副食店所在的平房都拆了，盖起了楼。总之能拆的都拆了，能盖上楼的地方都盖上。于辛小时候跟小伙伴踢球的九一小学足球场，盖起了两座高高的塔楼。大概从90年代中期开始，塔院从人员比较单一的单位职工宿舍，慢慢变成大杂院。
老住户逐渐搬离塔院，搬到了万柳地区。2000年以后，于敏家也搬了过去，算走得最晚的住户之一了。
2012年，于辛的母亲去世了。于敏以前经常出差，家庭的担子大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父亲一直很内疚，由于工作忙、压力大，他觉得亏欠了我母亲。” 于辛看着父亲那种伤心劲儿，担心他一个人难以生活，就带着一家人搬了过去。朝夕相处，他开始更深入地了解父亲。以前不明白的一些事，也慢慢懂了。
在于辛的印象中，如果没有人打扰的话，父亲可以看书看一天，从早上起来一直坐到晚上。他从年轻时养成的保密习惯一直没有改变。随手写个什么东西，或者算一算，完了之后这张纸就撕碎了。
于敏爱看京剧，一直订《中国京剧》杂志，从1992年杂志创刊一直訂到去世。他以前也会去戏院看戏，和邓稼先、何祚庥等几个人到戏院门口等退票，每个人都有等票秘诀，基本都能等到。他年轻时还爱打桥牌，有个叔叔曾告诉于辛，你爸爸打桥牌很厉害，他知道每一张牌是哪轮出的、谁出的。
于敏不愿意去写点什么或留下些什么。因为他一直强调，核武器是一个千千万万人的事业，必须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如果不能做到完整准确，那就不如不写。
于敏一直在从事国防科技工作，给相关部门当顾问。有个叔叔告诉于辛，有些人当顾问是顾而不问，你爸爸是“顾而问之”。
于敏到晚年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他一生没做什么原创的东西出来。从于敏的性格来说，他一直想搞基础理论研究，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但国家需要，只能责无旁贷。当年钱三强找他谈话的时候是说氢弹干出来就可以走，他没想到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2019年1月，于敏去世。于辛没有回到塔院。
唐信青依然住在5号楼202。一到秋冬季，他的老伴的脑梗就发作得厉害，住进了老年医院，他就一个人生活。他对面的201，邓稼先夫人也依然住在那里。92岁的她也是独自生活，每天送奶员会把她订的牛奶送到家门口。
塔院房子的外墙都新刷上了黄色涂料，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楼”，只有5号楼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砖红色外观。楼房显得残破了，电线纵横，防护栏凌乱。只有201的阳台没封，全然不设防地敞开着，当年邓稼先上班骑的自行车，还在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