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威涛仍然记得4年前自己带团去德国参加威斯巴登五月国际艺术节时的情景。这个艺术节已经办了98年，只有两个华人团体受邀演出，一个是台湾的云门舞集，一个是她领衔的小百花越剧团。那次演出中，真正打动她的是一位德国女观众。
　　在演到新版《梁祝》楼台会一幕时，这位女观众突然起身跑了出去。在行内，这种情况被称为“抽签”，意思是观众看不下去离场了。大家都以为这位女观众是抽签了。随团记者也跟了出去，发现女观众正在休息室里哭。
　　“你为什么不看了，为什么哭？”
　　“我怕我的哭声会影响其他人看戏，我出来平复一下情绪。”
　　“你被打动了么？”
　　“当然。”
　　“你听不懂中国话怎么被打动？”
　　“好的艺术不需要语言。”
　　女观众还说了一句令茅威涛感触很深的话，“一个人失去心中所爱，那份疼痛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点都不必心虚，我们的东西让老外看了叹为观止。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财力，但缺少敬业的、职业化的经纪人，如何把好的作品推广到市场当中去，这是我们行业的空白点。”
　　茅威涛也深知戏曲无法和规模宏大的各种“秀”比，但她相信有人喜欢震撼的，就会有人喜欢充满意境的。而意境拒绝粗糙，需要足够的精致。在与爱丁堡艺术中心、林肯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们打交道时知道，“小百花”的艺术一点都不比世界上的其他艺团差。她24人编制的乐队可以演奏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效果，24个编制创造交响乐，靠的只有训练。
　　“我们不需要自卑，但要有前瞻性，不能沾沾自喜，农耕时代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和世界对话，那让世界怎么来了解我们？所以，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是我们的每一个作品要放在世界的语境中，让世界观众看你这个作品的时候不陌生，没有时代的隔阂，只是语言不同。我去欧洲的时候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战马》，叹为观止，发现原来戏剧还能演成这样。看得多了自然眼界就展开了，心中就有了一个金字塔的塔尖，也许这辈子走不到金字塔塔尖，但始终一路在前行。”

幻化为男性

　　人物周刊：这些年您对女小生的理解有变化么？
　　茅威涛：不断会有成熟的想法，或者在美学上有更深的理解。80年代评职称，必须写论文。那时我不知道怎么写论文，就写学戏的体会，我曾经写过一篇表演上的性别跨越，大概是最初对于女小生的诠释。当时我是这么理解，我在台上没法改变自己的性别，但可以在心灵上去跨越，跨越对性别的认识。后来慢慢觉得这是一种双重审美，就是你在台上是一个女性，以女性的眼光去理解男性，再用你的身体去塑造一个男性，然后传递出去。慢慢你就会觉得，这是中国古典传统美学才有的、一种属于东方的美学。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能够做一辈子女人，还在台上演一辈子男人，还把男人演得入木三分，感动和吸引那么多的女性观众，这种魅力是越剧女小生这种独特的美学载体带给观众的一种独特的美的享受。
　　人物周刊：女人要演好男人得天生骨子里就有，还是后天可以练出来？
　　茅威涛：都有。像我们做功的时候就要改变自己，必须从形体改变自己。尤其我们那时还有男演员，一起训练的时候就没把自己当女孩。从一开始怎么坐、怎么立、怎么指、怎么水袖、怎么云手、怎么拿扇子……所有的一切当你练到一定程度，你就知道戏曲这种独特的形式可以让我幻化为一个男性。另一方面，你的内心世界、情感世界怎么琢磨男人，你会去观察生活，也会从文学作品当中揣摩男性，慢慢养成一个习惯，读文学或看影视作品，我特别关注男主角。比方看《简·爱》，我会看罗切斯特是怎么样的。
　　我曾经和我的学生说过，你们演男人内心一点担当都没有，一弄就哭鼻子，怎么演男人？可能是我对她们要求太严了，但大概就是我与生俱来的性格。我内心特别倔强，比较有担当。尤其是当了团长之后，不经意成了某个行业标志性人物的时候，所有的疑问都对向你的时候，你必须有强大的内心去应对这一切。这些都让我觉得它在丰富我，我没有觉得女人就可以怎么样，男人就可以怎么样。你训练了很多，学会去担当、去面对，你内心那种小女人的情怀越来越少了。
　　当然我很清楚我是个女性，但我常常觉得我比男人自己都更懂得男人。我说男人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舞台上，我经常去琢磨他们的不易。比如陆游的无奈，夹在妈妈和妻子之间的不易，多难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人在今天的社会比女人更不易。我这样还有一点点所谓的事业在做，哪天不想做了还可以逃回家去，可以回去相夫教子。男人不行，这个社会不允许男人落在后面，所以男人自己跟自己较劲。随着社会发展、格局的变化，女性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她们也挺不容易，但归根结底女人还是有一个家庭的避风港。

创新是有资本去“作”

　　人物周刊：你觉得越剧对现代人的吸引力在哪儿呢？
　　茅威涛：好作品总是有观众喜欢看的。比方说新版《梁祝》，在上世纪50年代的基础上，我们又把小提琴协奏曲加在作品当中。本身小提琴协奏曲也是来自越剧的旋律，当这个作品出现的时候，我们加入了时代性。我还开玩笑说《梁祝》当年主要是为了配合《婚姻法》，它是一个仅限于反封建的母题。那你今天拿这样的母题出来，观众很难接受，或者说打动不了。那怎么让楼台相会、祷墓、哭坟、化蝶怎么打动观众，要有新的设入。这个设入怎么来找到，这是对我们创作者提出的问题，就是怎么来聊这个故事。
　　我在创作上有几个坚持，比方说我相信任何好的作品一定有普世性，就是普世价值。第二是永恒性，这个作品也许是今天的，但它是属于未来的，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第三是现实性。就算是《梁祝》，今天我们到底拿什么去打动观众。
　　人物周刊：拿什么打动观众呢？ 　　茅威涛：不再去做复制。戏曲演员很容易去做行当，重复前人留下来的讲故事的传统。就算是一个新编剧，也就停留在讲故事上。老先生们传下来的东西就是不断复制，你也不知道老先生们留下来的经典到你这里怎么就不经典了，不能只停留在老师们怎么演。比方《西厢记》，我都是做了巨大的挑战，跟京剧、昆曲的《西厢记》都不一样。原创剧目就更加是这样，必须拿出原创精神来，你给这个剧种附加了什么、丰富了什么，如何将古典审美带给今天的观众，这才是我要的创新。
　　一个朋友告诉我，创新是有资本的，这个资本分两个方面，一是有条件，可以去折腾，可以去“作”，可以拿过去的荣誉义无反顾地去“豪赌”。二是，你必须是敬仰传统的，必须有基础。所以创新并不是摒弃传统另起炉灶，而是把前人的精华保留下来，再赋予新的内容：文本上的、演员表演上的，等等。比较熟知我的、细心一点的观众都会看到，我每个季度都会用不同剧种的传统来成就我的这一个角色。创新也好，继承也好，发展也好，今天的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我自己最不容易的一点就是坚持，很多人放弃，换一个环境，但真正能够坚持下来也是重要的资本。你坚持了才有资本去创新。
　　人物周刊：你做过很多创新，比如给越剧加入新鲜的元素等等，过程中遇到过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茅威涛：这个压力不是我一个人面临的，是一个时代。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整个戏曲被完全边缘化，观众不愿意看戏曲，戏曲在城市里根本没有市场。所有的省属院团、市属院团，包括国家的中央院团可能都得到周边的农村去寻找市场，或者是政府指令性的一些演出。那时我特别焦虑，我会觉得这种压力不是来自对作品挑剔，而是不知道该如何走出困境，该如何把持这个时代，能否有未来，能否走出去。这种压力是整个大格局带给你的。
　　人物周刊：这种大格局下，你认为越剧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茅威涛：我常说我是一个悲情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就是想去做一些事，想去成就自己的抱负，但我又非常悲观。
　　新媒体时代，可能给了我们全新的空间。这次“小百花”30年就让我们尝到了新的可能性。我们以前搞宣传多是报纸平面宣传、电视采访，最多来个深度报道，它不会带来轰炸效果，不会打破国内、国际的界限。现在，跟我失去联系十几年的老师们在国外通过网络了解到“小百花”30年，佩服我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也有我中学时代的老师，通过网络找到了我。这带给我一个信息，在自媒体时代，传统艺术怎么去把握，让自己产生新的生命力。我们这张脸、我们的面相变一变。过去传播最广的是央视11套，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另外的平台，换一张脸告诉观众传统艺术是这样的、越剧是这样的。
　　过去越剧如果是广场社戏，属于大众、草根，是花部的；慢慢地它可能会成为小众的，成为雅部了。对未来，我不是非常乐观，但也还是用理想主义对待它。我努力想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借助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和成熟的市场经济，搭建一个商业模式出来。“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只做好我这代。我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就是承上启下。
　　人物周刊：怎么理解承上启下？
　　茅威涛：就是我们把前辈艺术家的艺术接下来了，把一百年的越剧盘点过来了，越剧它有什么、没有什么、有多少上升空间、怎么承接这些我已经做了。等到我传下去的时候，一百年的东西我已经丰富了一些，增加了DNA中的基因——我的作品、我在舞台上塑造的形象、包括观众中流传的声腔，这是我的东西，后面的人怎么把越剧继承下去那是他们的事。

杭州的故事演都演不完

　　人物周刊：“小百花”在杭州诞生，讲讲背后的故事。
　　茅威涛：“小百花”今年30年，这个团是非常偶然的，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当年有一次赴港演出，上海越剧界有我们的前辈们，一些非常有实力的艺术家，但浙江在“文革”中断十几年后要拿出一批中生代的老艺术家们，整齐的不多，省里领导就想打一张非常漂亮的、与上海不同的牌——找一批年轻人，所以在全省举办了“小百花汇演”，在这次汇演中选出来的优秀获奖演员，组成了“小百花赴港演出团”。那是1983年，没想到当时在香港一炮打响。所以“小百花”还真是“青春鼻祖”，那时我们平均年龄18岁。因为在香港演出的轰动，到北京、上海演出口碑比较好，省里决定留下这个团。当时省政府是特批的，我们的出生证是在1984年发的，所以今年是30年团庆。30岁，我们定位为“小百花”三十而立，越看越精彩。
　　人物周刊：对你个人来说，杭州是个怎样的城市？
　　茅威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曾经说过，我身为杭州人，又演了越剧，简直是太幸运了！我随便到苏堤上一站，脑子里出现的就是苏东坡；我往六和塔上一站，想到了五代十国；眺望保俶塔，就会想到为什么越王钱俶立这样一个塔等等，所有这一切会给你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我相信小百花在一百年里演杭州的故事都演不完。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这片土地带给我的是取之不尽的源泉和生活的动力。
　　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在北京一天只能干一件事，在杭州干三件绰绰有余。这样中小型的城市加上人文，会让你觉得在这里生活得很滋润，整日堵车那叫滋润吗？那叫恐惧了。虽然杭州也堵车，但堵得不长嘛，实在不行就下车走路。我办公室里有一辆自行车，天气好的时候我宁可骑车出去办事，感觉特别好的就是你骑到了西湖边。我以前跟小演员们说，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时候，一两个月巡演回来，去公共澡堂洗澡，洗完澡后把头发吹得漂漂亮亮的，再换上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骑着我们擦得锃亮的自行车，去苏堤、白堤上骑车，我们会排着队形一路八字开、S型等……永远都留着美好的印记。
　　人物周刊：平时在杭州最喜欢去哪儿？
　　茅威涛：黄龙洞。学习的时候学校就在那里，那时候5点半起床，爬到黄龙洞山上的竹林里去练声、晨跑、练功、压腿，那时是魔鬼式的训练，但成为你成长非常有标志性的地方。后来只要有空总会去那喝一杯茶。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小桥流水、白墙黑瓦，这一方水土很滋润，喜欢在这个地方。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要做事业就去北京、上海，要生活就得留在杭州。我特别喜欢这种南宋遗风，缓慢的脚步有点像西湖上的船——不紧不慢、不高不低，永远是平缓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越剧就是这样的，你的性格必须磨成这样才能做出好作品。
　　人物周刊：你觉得能代表杭州的形象是什么？
　　茅威涛：钱俶。一个帝王为了这方水土可以放弃江山，为了水土永远平安可以纳土归宋，他的胸怀不只是西湖，还有钱塘江，甚至是东海。那种看似不经意的随性，其实是带着文化的执着。杭州有句老话叫“杭铁头”，就是硬着脖子，怎么打都打不下去。我为什么举他的例子，是因为钱王的精神气质大概是从吴越文化奠定的杭州人文气质里而来。但我也会用茶来形容杭州。杭州像一片绿茶，看似淡淡的，但喝完龙井放不下，一辈子老想着。这片绿绿的小茶叶又非常清新，带给你很多明媚，所以杭州人喜欢用玻璃杯泡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