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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学研究的关系，我时常查阅“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些论著，在这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个印象，不知是否属实，一直未曾与朋友们切磋印证，但又长期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差不多成了一个心结。
这印象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界批评和研究同时代作家作品，在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达到了两个小高潮，此前此后都不曾有过。
这里仅以上述两个时期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与研究为例，但暂且不展开介绍具体的批评与研究论著，而仅限于当时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读解这部作品的一般态度和方法——他们的批评与研究成果与读解作家作品的一般态度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所以只能说是“一个模糊印象”。
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涌现了不少对《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的精辟论著。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卷》（1979年4月印刷，内部参考用书），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创业史>评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1版），孟广来、牛运清先生合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就是很好的见证。还有不少专著没有收入上述三本评论资料集，如周天先生《小说<创业史>第一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1版）、阎纲先生《<创业史>与小说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1版）、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先生合著《论柳青的艺术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1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大写的人》（1982年12月1版）、徐文斗、孔范今先生合著《柳青创作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1版）、蒙万夫先生等著《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1版）、周天先生《论<创业史>的艺术构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1版）。其他单篇论更多。上述这些围绕《创业史》的论著，时隔五十和三十多年之后读来，还感到不无启迪。
我不想造成误会，说上述两个时段是柳青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黄金年代。我不敢做这种大判断。那两个时段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整体状况的混乱与严峻是无需多说的。我只想强调，在上述两个时段，尽管外部环境混论而严峻，尽管现在更年轻的一辈学者批评家不太容易体会当时整个社会思想的禁锢，但当时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们对当下文学投入的精力和热情，尤其在研读具体作品时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细致入微的方法，朴实贴切的语言，相互论难的坦诚，和与之相应的专业水准，以及这一切所显示的那一代学者评论家们对我国文学事业由衷的喜爱和关切，着实令人不胜神往之至。
也许，这跟那两个历史时段政治上一度出现的相对宽松、思想文化领域虽然经过多次严酷风暴但仍然葆有去“古”未远并且对将来亦然寄予厚望的健朗质朴之风有关，也许那时候可谈论的精品力作不多，评论和研究的大量资源集中投放于少数作家作品，容易出現精耕细作的局面。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五四”到1940年代末，也出现了不少优秀批评家，但长篇小说研究与批评领域并没有出现这种批评氛围。1980年代中晚期“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来，评论界像前辈们当年那样以“搏虎之力”钻研某一部作品，始终将共同关心的问题本身置于眉睫之前，悃愊无华地表述各自的见解，开诚布公地交流彼此的观点的景象也日益罕见了。个别优秀论著不是没有，尤其对相关的文学史实的考证，因为时代关系，更有不少突破性的收获，但这一切暂时还很难形成气候，譬如可以让类似当年山东大学或西北大学中文系那样的学术机构再编出一部类似《<创业史>评论集》那样高水平的单本小说评论集。1990年代以来，天津人民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等推出过不少新时期以来涌现的重要作家的评论和研究资料，其中当然也不乏一些用心且颇见才识之作，但整体气象还是良莠不齐、功力不足、公心不够。
长篇小说研究更是如此。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人们研究一部成熟的长篇所持的标准十分清晰，就是看它的立意是否高远，主题是否深刻，信息量和整体气势是否巨大，反映社会生活达到了怎样程度的真实性，结构布局是否巧妙缜密，人物形象是否生动饱满，细节和场面描写是否到位，语言是否鲜活、丰富、精准并富有创造性。因为批评的标准十分清晰，就很难掺假，很难将廉价的褒词送给明显粗糙单薄虚假幼稚的作品。这是那两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所显示的一般态度与方法，至于在这过程中产生的“现实主义”“写真实”“人民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形象思维”“人物性格”“典型”“介入生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现代派”“意识流”“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小说叙事模式和语言变革”等文学观念层面的思考，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命题，至今还无法绕过。
磨刀石和锋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长篇小说批评标准清晰稳定，一方面源于批评家们的文学修养与敬业精神，同时也因为有了《创业史》等作品的砥砺，批评标准才一再获得来自作品的验证与矫正，益发可以落到实处。在围绕柳青《创业史》的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中，涌现出张钟、严家炎、何西来（当时笔名何文轩）、杜书瀛、李子云、阎纲、张炯、黄曼君、余恕诚、陈辽、吴中杰、孔范今、徐文斗、蔡葵、卜林非、蒙万夫等一大批关注当代文学发展的优秀学者和批评家，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后来继续研究当代以至现代中国文学，有的转向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都成果斐然，成为一代名家。这跟他们当初深入热忱地研读像《创业史》这样带着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创造体温的杰作时所获得的文学体验是分不开的。对文学学科的学者来说，有没有这种体验大不一样。
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文艺理论越来越深奥，我们的文学观念越来越翻空出奇，我们的批评话语越来越花样百出，而我们对一部长篇小说的评价标准也越来越模糊。我们似乎总喜欢绕开上述清晰的评价标准，不屑再去谈论长篇小说的立意、主题、气势、信息量、真实性、结构布局、人物形象、细节和场面描写、语言包括作家的生活积累与艺术修养等基本问题，而喜欢另外借来或者制造出许多高深莫测的话题和同样高深莫测的理论话语。因为高深莫测，就不难为所欲为，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吹捧任何一部作品，最终导致批评生态急剧败坏。何以至此？我觉得不妨深思，再深思。
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柳青当时是赢得了大量货真价实的知音的。在这意义上，不幸的柳青也有他的幸运。
庆幸的是在纪念柳青诞辰100周年之际，董颖夫、邢小利、仵埂先生合编了《柳青研究文集》和《柳青纪念文集》（西安出版社、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许多史料和研究文章都是“新世纪”以来发掘、撰写的，我有幸承蒙编者惠赠一套，可惜还来不及拜读。在柳青先生晚年长期随侍左右的柳青先生长女刘可风女士所著《柳青传》也已问世，据说该书后半部分收集整理了柳青晚年口述的大量石破天惊的读书和思考所得。2016年5月17日在“纪念柳青诞辰100周年暨全国柳青学术研讨会”上我听到畅广元先生发言引用了不少，邢小利先生《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披露内容更多。希望这三部书的出版不仅帮助我们了解更多关于柳青的资料，明白他后来为什么不能顺利完成原计划的四部曲，而仅仅交出了早已完成但始终未能修订完毕的《创业史》第二部，还能帮助我个人消除上述关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印象。果如此，则柳青研究幸甚，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幸甚。
这印象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界批评和研究同时代作家作品，在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达到了两个小高潮，此前此后都不曾有过。
这里仅以上述两个时期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与研究为例，但暂且不展开介绍具体的批评与研究论著，而仅限于当时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读解这部作品的一般态度和方法——他们的批评与研究成果与读解作家作品的一般态度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所以只能说是“一个模糊印象”。
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涌现了不少对《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的精辟论著。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卷》（1979年4月印刷，内部参考用书），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创业史>评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1版），孟广来、牛运清先生合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就是很好的见证。还有不少专著没有收入上述三本评论资料集，如周天先生《小说<创业史>第一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1版）、阎纲先生《<创业史>与小说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1版）、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先生合著《论柳青的艺术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1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大写的人》（1982年12月1版）、徐文斗、孔范今先生合著《柳青创作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1版）、蒙万夫先生等著《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1版）、周天先生《论<创业史>的艺术构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1版）。其他单篇论更多。上述这些围绕《创业史》的论著，时隔五十和三十多年之后读来，还感到不无启迪。
我不想造成误会，说上述两个时段是柳青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黄金年代。我不敢做这种大判断。那两个时段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整体状况的混乱与严峻是无需多说的。我只想强调，在上述两个时段，尽管外部环境混论而严峻，尽管现在更年轻的一辈学者批评家不太容易体会当时整个社会思想的禁锢，但当时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们对当下文学投入的精力和热情，尤其在研读具体作品时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细致入微的方法，朴实贴切的语言，相互论难的坦诚，和与之相应的专业水准，以及这一切所显示的那一代学者评论家们对我国文学事业由衷的喜爱和关切，着实令人不胜神往之至。
也许，这跟那两个历史时段政治上一度出现的相对宽松、思想文化领域虽然经过多次严酷风暴但仍然葆有去“古”未远并且对将来亦然寄予厚望的健朗质朴之风有关，也许那时候可谈论的精品力作不多，评论和研究的大量资源集中投放于少数作家作品，容易出現精耕细作的局面。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五四”到1940年代末，也出现了不少优秀批评家，但长篇小说研究与批评领域并没有出现这种批评氛围。1980年代中晚期“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来，评论界像前辈们当年那样以“搏虎之力”钻研某一部作品，始终将共同关心的问题本身置于眉睫之前，悃愊无华地表述各自的见解，开诚布公地交流彼此的观点的景象也日益罕见了。个别优秀论著不是没有，尤其对相关的文学史实的考证，因为时代关系，更有不少突破性的收获，但这一切暂时还很难形成气候，譬如可以让类似当年山东大学或西北大学中文系那样的学术机构再编出一部类似《<创业史>评论集》那样高水平的单本小说评论集。1990年代以来，天津人民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等推出过不少新时期以来涌现的重要作家的评论和研究资料，其中当然也不乏一些用心且颇见才识之作，但整体气象还是良莠不齐、功力不足、公心不够。
长篇小说研究更是如此。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人们研究一部成熟的长篇所持的标准十分清晰，就是看它的立意是否高远，主题是否深刻，信息量和整体气势是否巨大，反映社会生活达到了怎样程度的真实性，结构布局是否巧妙缜密，人物形象是否生动饱满，细节和场面描写是否到位，语言是否鲜活、丰富、精准并富有创造性。因为批评的标准十分清晰，就很难掺假，很难将廉价的褒词送给明显粗糙单薄虚假幼稚的作品。这是那两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所显示的一般态度与方法，至于在这过程中产生的“现实主义”“写真实”“人民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形象思维”“人物性格”“典型”“介入生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现代派”“意识流”“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小说叙事模式和语言变革”等文学观念层面的思考，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命题，至今还无法绕过。
磨刀石和锋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长篇小说批评标准清晰稳定，一方面源于批评家们的文学修养与敬业精神，同时也因为有了《创业史》等作品的砥砺，批评标准才一再获得来自作品的验证与矫正，益发可以落到实处。在围绕柳青《创业史》的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中，涌现出张钟、严家炎、何西来（当时笔名何文轩）、杜书瀛、李子云、阎纲、张炯、黄曼君、余恕诚、陈辽、吴中杰、孔范今、徐文斗、蔡葵、卜林非、蒙万夫等一大批关注当代文学发展的优秀学者和批评家，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后来继续研究当代以至现代中国文学，有的转向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都成果斐然，成为一代名家。这跟他们当初深入热忱地研读像《创业史》这样带着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创造体温的杰作时所获得的文学体验是分不开的。对文学学科的学者来说，有没有这种体验大不一样。
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文艺理论越来越深奥，我们的文学观念越来越翻空出奇，我们的批评话语越来越花样百出，而我们对一部长篇小说的评价标准也越来越模糊。我们似乎总喜欢绕开上述清晰的评价标准，不屑再去谈论长篇小说的立意、主题、气势、信息量、真实性、结构布局、人物形象、细节和场面描写、语言包括作家的生活积累与艺术修养等基本问题，而喜欢另外借来或者制造出许多高深莫测的话题和同样高深莫测的理论话语。因为高深莫测，就不难为所欲为，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吹捧任何一部作品，最终导致批评生态急剧败坏。何以至此？我觉得不妨深思，再深思。
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柳青当时是赢得了大量货真价实的知音的。在这意义上，不幸的柳青也有他的幸运。
庆幸的是在纪念柳青诞辰100周年之际，董颖夫、邢小利、仵埂先生合编了《柳青研究文集》和《柳青纪念文集》（西安出版社、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许多史料和研究文章都是“新世纪”以来发掘、撰写的，我有幸承蒙编者惠赠一套，可惜还来不及拜读。在柳青先生晚年长期随侍左右的柳青先生长女刘可风女士所著《柳青传》也已问世，据说该书后半部分收集整理了柳青晚年口述的大量石破天惊的读书和思考所得。2016年5月17日在“纪念柳青诞辰100周年暨全国柳青学术研讨会”上我听到畅广元先生发言引用了不少，邢小利先生《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披露内容更多。希望这三部书的出版不仅帮助我们了解更多关于柳青的资料，明白他后来为什么不能顺利完成原计划的四部曲，而仅仅交出了早已完成但始终未能修订完毕的《创业史》第二部，还能帮助我个人消除上述关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印象。果如此，则柳青研究幸甚，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