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本期杂志送到读者手中时，正是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的暮春时节。历代以来，牡丹几乎是“雍容华贵”的代名词，被国人视作富贵、吉祥、幸福、繁荣的象征。古人奉牡丹为花王——“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五代·皮日休《牡丹》)。
　　
　　牡丹栽培始于六朝
　　
　　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是芍药科(Paeoniaceae)芍药属(Paeonia)植物，原产西南、西北，为我国特有。花朵硕大、花色娇艳、花香有浓重的脂粉味，对人的感官有很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使人非常容易联想到高贵、唯美的景象。
　　早在汉代，我国先民就已经认识了牡丹。虽然无法肯定，当时牡丹已成为观赏花卉，但至少已经成为一种药用植物，成书于两汉交接之际的《神农本草经》和1972年甘肃武威东出土的东汉早期医简，都有牡丹入药的记载。
　　六朝时期，牡丹开始成为观赏花卉。晋·崔豹《古今注》载：“芍药有草木二种，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为牡丹”。南朝宋时，谢灵运有“竹间水际多牡丹”的描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北齐人杨子华也曾画过牡丹(唐·李绰《尚书故实》)。隋炀帝建西苑，诏令天下进花卉，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有很多品种(宋·王应麟《海记》)，表明了牡丹已经由野生花卉转变成栽培植物，栽培技术在当时已相当成熟。
　　
　　牡丹风尚兴于盛唐
　　
　　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出现了世尚肥轻的大唐气韵。牡丹所拥有的华贵品质满足了唐人这种崇尚富贵的社会心理，牡丹风尚也就应运而生。
　　牡丹首先受到皇室的重视。唐代多位皇帝都曾刻意地养植和鉴赏牡丹，其中对“牡丹风尚”起重要推动作用的，一是天后武则天，一是唐玄宗和杨贵妃。
　　武则天钟情牡丹且有很高鉴赏品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牡丹的兴起与武则天的推动是分不开的。舒元舆《牡丹赋》载：武则天命人向上苑中移植牡丹，“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渐盛”；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武后贬牡丹到洛阳”(事见宋·高承《事物纪原》、清·李汝珍《镜花缘》)的传说，虽无稽可考，却可佐证武则天把牡丹引入洛阳。
　　唐玄宗可称是唐代“牡丹风尚”的最直接、最有力推动者。长安繁盛的牡丹游赏活动始于开元年间，“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唐·李浚《摭异记》)；“唐开元年间，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明·王象晋《群芳谱》)。唐玄宗曾命洛人宋单父在骊山种牡丹万株，色样各不同(《龙城录》)。杨贵妃被唐人奉作牡丹的化身，玄宗以贵妃醉酒解释“国色天香”的诗句，显然以贵妃喻牡丹；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有“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等句，就是以贵妃和牡丹互喻。在宋人诗词中，也频繁出现杨贵妃为牡丹化身的典故，如“沉香亭子钩栏畔，偏得三郎带笑看”(贺铸《剪朝霞》)；“最忆当年，沉香亭北，无限春风恨。醉中休问，夜深花睡香冷”(辛弃疾《念奴娇·赋白牡丹和范廓之韵》)。牡丹品种也多有以贵妃命名的，如玄宗命名的“一捻红”牡丹(《青锁高议》)；清代的红杨妃、醉杨妃(清·余鹏年《曹州牡丹谱》)，醉玉环、杨妃深醉、杨妃绣毡(清·薛凤翔《亳州牡丹表》)等。
　　在皇室的带动下，唐人开始大规模养植牡丹、游赏牡丹、崇奉牡丹，从皇家苑囿逐渐发展到官方园林，最终散播到民间，“今则自禁闼泊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舒元舆《牡丹赋》)，最终形成了风靡一代的“牡丹风尚”。“牡丹风尚”特征鲜明，突出表现在：
　　一是品种多样化。唐人在牡丹栽培和品种培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能够培育出很多新品种，至少有殷红、深紫、桃红、通白、黄色等5个花色。开元年间，“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异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龙城录》)。
　　二是士庶广泛参与。最初，游赏牡丹的大多是权贵和文人士大夫，“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裴磷《白牡丹》)；“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轻辇贵公子，香衫细马豪家郎”(白居易《牡丹芳》)。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人人喜爱、人人参与的活动，出现了“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徐凝《牡丹》)”的盛况。唐人姚氏的《西溪丛话》中收录了花中三十客，将牡丹列为第一，足见唐人对牡丹的喜爱程度。这种风尚愈演愈烈，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王叡《牡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每暮春之月，邀游之士如狂焉”(舒元舆《牡丹赋》)。
　　三是花卉交易活跃。由于游赏牡丹参与者众多，市场需求非常旺盛，出现了车马喧嚣、人头涌动的花市。人们常常不惜重金购买新异品种，“一本有直数万者”(《国史补》)。花的价格也因花而异，“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白居易《买花》)。这种养花求利的行为也逐渐发展成为民间风俗。
　　四是持续时间长。唐代游赏牡丹的习俗持续了很长时间，开元天宝年间，“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国史补》)。终唐之世，“牡丹风尚”仍长盛不衰，“(唐末)京师春游以牡丹为胜赏”(明·吴彦匡《花史》)。
　　五是“牡丹风尚”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唐代，涌现了大量以牡丹为题材的诗文。唐人吟颂牡丹的诗多达百余首，唐诗名家王维、李白、韩愈、刘禹锡、李贺、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有佳作。李白的《清平调》三章盛赞贵妃美貌和牡丹华贵，使得牡丹声名鹊起。刘禹锡的《赏牡丹》和无名氏的《牡丹》诗，更将牡丹的地位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前者称“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后者说“临轩一赏后，轻薄万千花”。李德裕和舒元舆的《牡丹赋》是以牡丹为题的最早的两篇韵文，对牡丹的源流、情态作了深入细致的刻画。
　　“牡丹风尚”的影响还表现为在绘画方面，出现了许多画牡丹的丹青妙手。边鸾号称“牡丹第一”，《牡丹图》推为绝笔；“边鸾所画牡丹，妙得生意，不失润泽”(宋·董逌《广川画跋》)。宋代御藏33幅边画中，有《牡丹图》、《牡丹白鹇图》、《牡丹孔雀图》三幅牡丹图；于锡也善画牡丹，有《牡丹双鸡图》传世，王耕所画牡丹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春张于庭庑间，则蜂蝶骤至”(唐·于逖《闻奇录》)。
　　受“牡丹风尚”的影响，牡丹开始成为一种图案，唐代织锦“牡丹纹烟色暗花绸”和“狮子与唐草奏乐纹锦”上均有牡丹纹饰；唐白瓷凤头尊上有缠枝牡丹花纹；唐三彩凤嘴牡丹尊、唐三彩牡丹枕也以牡丹为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