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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群众观点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的群众观是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并在具体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不断科学化的演进路径。它首先源于毛泽东对群众力量的深刻认识，以及由之而带来的对群众工作的高度重视。这种认识，因革命任务在不同时期的调整和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
毛泽东对群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较集中论述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的。中共在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广泛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进而取得与国民党抗衡的力量。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毛泽东对于群众之伟力的认识愈发深刻。他在1934年1月即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那么，群众力量如此之大，怎样才能争取到群众来拥护中共的革命事业呢？那就是要给群众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利益，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切实感受到中共可以依赖。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提出争取群众支持的重要工作方法，就是应该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勞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均应提到议事日程上，不仅要开会讨论，还要付诸行动。并且，毛泽东还针对不同群体给出了启发式实施路径。比如，对于农民，要领导其开展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其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对于工人，要千方百计保障其切身利益；对于妇女，要为其提供犁耙等生产技能培训，解决其学习要求；对于孩子，要创办小学，为其创造可以学习的条件；其他诸如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等，都应引起注意，并予以解决。开展这些工作的目的，一方面，是真心为群众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要使广大群众真正认识到中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进而赢得群众对中共革命工作的支持。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携手合作驱逐日军出中国，赢取战争的胜利。故而，中共在争取群众上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就是从民族生死存亡的角度来发动群众，这较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纯的国共两党之争视角显然有着较大扩充。也正是着眼于这一背景，毛泽东对于群众力量和群众工作的认识更加深刻，并从不同角度对中共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作了重要阐述，从而使其群众观更加丰富。
其一，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群众人力、物力与财力的供给对于持久抗战的重要性。如1938年5月，毛泽东在阐述持久战的策略时指出：“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同年10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郑重提出应该避免脱离广大群众的倾向，即“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1942年3月，毛泽东还进而将这一认识上升到路线的高度，即“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其二，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发挥群众聪明才智对于中共开展工作的重要性。如1941年春，基于对农村调查工作的深刻体会，毛泽东提出了要充分重视群众聪明才智的重要指示，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为了更好地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汲取其重要经验，1943年1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建议，并指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
其三，毛泽东深刻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中共坚持人民主体认识的重要性。如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毛泽东用“只有”二字不仅强调了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唯一性，而且还驳斥了其他诸如英雄创造历史、上帝创造历史等不正确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进而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其四，毛泽东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及古今中外剥削阶级对待群众的本质区别。对于中共与国民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有着较为深刻的论述。他在1943年8月即指出：“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两个月之后，毛泽东还明确将群众观点的有无作为中共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并对群众观点作出论述，即“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其要点在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其五，毛泽东深刻阐述并提出了获取更广泛群众支持的基本方法。对于如何才能进一步获取群众的广泛支持，毛泽东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给予了积极探讨。他在分析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时严正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精神生活层面，毛泽东是将如何满足群众精神需求放在文化工作中加以解说的。1944年10月，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这也就明确点出了在开展群众工作时要将群众的文化需要考虑进去，要切实去调查，而不是仅凭幻想。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又有了进一步提升。还在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就对如何进一步争取新解放区群众作出重要指示，并提出了“播种”理论，即“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948年4月，毛泽东又根据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情况提出了党与群众关系的二分法，即党和群众的关系，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此等二分，就使得毛泽东的群众观更加丰富、全面和科学。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群众观的总体演进中，毛泽东不仅对于群众力量有了愈发深入的全方位认识，而且对群众工作重要性的体认也日渐深入。正是在以上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自身革命实践逐步丰富了自身群众观点。如此种种，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重要土壤，而且还为其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尤为要者，它为中共提供了一条赢取革命成功的重要路径，即便是在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当下，仍应引以重视。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责编/郭建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
毛泽东对群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较集中论述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的。中共在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广泛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进而取得与国民党抗衡的力量。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毛泽东对于群众之伟力的认识愈发深刻。他在1934年1月即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那么，群众力量如此之大，怎样才能争取到群众来拥护中共的革命事业呢？那就是要给群众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利益，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切实感受到中共可以依赖。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提出争取群众支持的重要工作方法，就是应该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勞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均应提到议事日程上，不仅要开会讨论，还要付诸行动。并且，毛泽东还针对不同群体给出了启发式实施路径。比如，对于农民，要领导其开展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其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对于工人，要千方百计保障其切身利益；对于妇女，要为其提供犁耙等生产技能培训，解决其学习要求；对于孩子，要创办小学，为其创造可以学习的条件；其他诸如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等，都应引起注意，并予以解决。开展这些工作的目的，一方面，是真心为群众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要使广大群众真正认识到中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进而赢得群众对中共革命工作的支持。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携手合作驱逐日军出中国，赢取战争的胜利。故而，中共在争取群众上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就是从民族生死存亡的角度来发动群众，这较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纯的国共两党之争视角显然有着较大扩充。也正是着眼于这一背景，毛泽东对于群众力量和群众工作的认识更加深刻，并从不同角度对中共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作了重要阐述，从而使其群众观更加丰富。
其一，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群众人力、物力与财力的供给对于持久抗战的重要性。如1938年5月，毛泽东在阐述持久战的策略时指出：“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同年10月，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郑重提出应该避免脱离广大群众的倾向，即“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1942年3月，毛泽东还进而将这一认识上升到路线的高度，即“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其二，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发挥群众聪明才智对于中共开展工作的重要性。如1941年春，基于对农村调查工作的深刻体会，毛泽东提出了要充分重视群众聪明才智的重要指示，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为了更好地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汲取其重要经验，1943年1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建议，并指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
其三，毛泽东深刻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以及中共坚持人民主体认识的重要性。如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毛泽东用“只有”二字不仅强调了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唯一性，而且还驳斥了其他诸如英雄创造历史、上帝创造历史等不正确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进而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其四，毛泽东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及古今中外剥削阶级对待群众的本质区别。对于中共与国民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有着较为深刻的论述。他在1943年8月即指出：“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两个月之后，毛泽东还明确将群众观点的有无作为中共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并对群众观点作出论述，即“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其要点在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其五，毛泽东深刻阐述并提出了获取更广泛群众支持的基本方法。对于如何才能进一步获取群众的广泛支持，毛泽东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给予了积极探讨。他在分析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时严正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精神生活层面，毛泽东是将如何满足群众精神需求放在文化工作中加以解说的。1944年10月，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这也就明确点出了在开展群众工作时要将群众的文化需要考虑进去，要切实去调查，而不是仅凭幻想。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又有了进一步提升。还在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就对如何进一步争取新解放区群众作出重要指示，并提出了“播种”理论，即“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948年4月，毛泽东又根据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情况提出了党与群众关系的二分法，即党和群众的关系，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此等二分，就使得毛泽东的群众观更加丰富、全面和科学。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群众观的总体演进中，毛泽东不仅对于群众力量有了愈发深入的全方位认识，而且对群众工作重要性的体认也日渐深入。正是在以上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自身革命实践逐步丰富了自身群众观点。如此种种，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重要土壤，而且还为其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尤为要者，它为中共提供了一条赢取革命成功的重要路径，即便是在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当下，仍应引以重视。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责编/郭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