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何怀宏新著《良心论》，觉得它在如何利用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明的问题方面的探索颇有启发。
　　“与其唾而弃之，不如择而用之”，是《良心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上的基本态度。作者从中国传统伦理中择取了“恻隐、仁爱、诚信、忠恕、敬义、明理、生生、为为”这样八组概念，进行理义上的梳理，并与西方伦理学基本概念进行比较，从中抽取出最基本、最普遍性的涵义来，重新阐释、建构一番。如这些概念，原初义与衍义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种意义的迁移。从而明白，在最原初、最基本、最普遍的意义上，在人性选择和设定的出发点上，古人与今人，东方人与西方人，实在是相去不远。这就叫做大同小异。其次，是择而用之的策略。既然在伦理学的基本出发点上，在基本概念的原初义和普遍义上，可以找到大同小异的交合点，那么这一点，肯定是有生命力的，万古不移或万古常新的。这个万古常新的出发点，不正是现代文化建设每每要返回的生长点么？不正是现代文化建设每每要校正的母坐标么？以这个生长点为选择、利用的标准之一，再参照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就可以选择出大量的中国文化传统资源和西方文化传统资源，建成现代伦理体系。
　　“与其笼而统之，不如析而限之”。是《良心论》的基本学理方法。中国文化素有“笼而统之”的倾向，所以要择而用之，必须先剥离一番，将它先限定在一个范围里。《良心论》主要是对《论语》、《孟子》的剥离。典型的例子是“忠”这一概念的剥离。《良心论》在语义学上先剥离了“忠”的衍生义，指出“忠”是“中心曰忠”的原初义，使忠等于衷，取其由衷而发的内心态度。再将它从政治学的“忠君”剥离出来，只取其伦理学上的待己以诚，忠于本性真实的意思。再将它与新儒家的“诚”剥离开来，指出忠、诚不是统摄道德的本体，而只是道德的“基础，底色”，免得走了玄远空流的老路。这样，忠在伦理学上便成了自求本真，与现代文化建设中对本真之我的呼唤相应答了。其次是限定语界。伦理学的基本限定便是人我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互相限定人我的权利和义务。《良心论》是彻底地坚守着这一条的，因此它的大多数概念都贯穿着对人，对己这样一种关系限定。“诚信”即诚以立己，信以待人，“忠恕”即忠以约己，恕以待人，“敬义”即敬是态度，义是行为，两两对应，互为限定。这样就使伦理学不至成为道德宗教，不至取代政治、法律，提出德治高于一切的过分的要求，而使伦理始终保持在为社会文明奠基的文化功能限度之内了。
　　“以理性化普遍化思路改造精英文化”是《良心论》的又一思路。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说到底，是精美文化传统，无论孔孟、无论老庄，这一立场都是相同的。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老子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庄子的“混沌凿七窍而死”均主张文化治民而非文化为民。正因为如此，儒道均被集权专制的国家所接受，成为官方文化，成为大传统。倘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一基本性质没有清醒地认识，没有改造的方法，则无论怎样高唱精神文明建设，其结果总跳不出精英文化的圈子，脱不掉文化一言堂的老套。《良心论》的作者深知这一点，因此，《良心论》的副题是“传统良知论的社会转化”。而作者着力最多处，是转化精英文化立场，故其方法是理性的普遍化原则，以消解精英文化的等级化的品格。其伦理金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金律，古今中外，各种社会概莫能外，可谓之普遍化了。在这个金律的基石上，建立起的伦理秩序、文化秩序，才是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的秩序。由此，作者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无论是利用文化传统，还是建设现代文明，首先需要的，不是唱现代化的乌托邦，而是着手理顺人性的A、B、C。
　　(《良心论》，何怀宏著，上海三联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版，1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