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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云际会之时，作为一个群体，青年们总是越过那些垂垂老者，站在了人群的最前端。但这种于自身所处时代的超越，却常常显得不合时宜：该投选票时投炸弹，该上学时去游行，想读书时又去救亡，该独立思考时去跳忠字舞……他们有时造成了社会变革的激越动荡，却拽着这个国家不由自主地前行。
1920年5月1日，“五四运动”周年前夕，罗家伦发表了《一年来学生运动的成功和失败》一文。在这篇长文里，罗家伦列举了五四运动的种种影响：在此之前，鼓吹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刊物，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它两三个日报，在此之后，已经有四百余份报刊加入了启蒙的大合唱；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在此之后，各省各县的学生都有了联合会：在此之前，千万民众暗哑无声，在此之后，各国的舆论，都知道惹起中国国民的反感，是对他们无利益的……一句话，五四之前，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之后，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
那么，五四之后的启蒙运动、社会工作，有设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呢?罗家伦认为，“老实讲，‘五四’以来，我们学生……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罗家伦说，自从发起五四运动，一种“学生万能”、“什么事都要过问”的习气，正在学界泛滥：与此同时，学生运动也日渐形式化，“一年以来，我们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都不能增加进去”……
又何止于此?对劳工阶层、普通民众，学生们几乎毫无了解。以罢工为例，只知道鼓吹“爱国”、“救国”，却不知道从解决平民的生计着手。罗家伦说，“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罗家伦为此大声疾呼，“我们有志于群众的青年呵!我们也不要怨谁，也不要恨谁……商人不知道的，我们当带着秤杆刀尺去告诉他们：工人不知道的，我们当背了斧头凿子去告诉他们；农人不知道的，我们当牵了耕牛、荷了锄头去告诉他们”。
罗家伦的这篇长文，大致反映了北大学生领袖的普遍看法。他们以“新潮社”、“国民社”和“平民教育演讲团”成员为主体。那么，罗家伦能不能意识到呢?不过几个月以后，不仅他将永别其所号召的“群众运动”，而且，百余名青年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从此渐行渐远，乃至反目成仇。
“到民间去”
正如罗家伦所说，“平民教育演讲团”步入厂矿、走向田野之初，不仅异常隔绝，而且笑料百出。
1920年4月上旬，在成立一周年、进行了几百场街头演讲后，演讲团的12名成员分作两组，前往丰台七里庄和长辛店厂区。后来，丰台演讲组书记李荟棠这么描述自己的一路见闻：有着五十多户人家的七里庄，有国民小学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龌龊，鼠洞一般的黑暗”。听讲的人除了三十来个孩子，还有二十多个老人，“都满身是泥，满脸是灰”。汤炳荣讲过“北大平民夜校和本村国民学校的区别”后，刘炽昌演讲起了“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的读书”。李荟棠说，“村中的老人……个个都点头称善”，然而，他们显然听不懂这一群学生在讲什么。
于是，演讲组转移到了较为富裕、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大井村。这里同样有一所国民小学，教书先生有三长，“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与七里庄一样，这里也以旧式教育为主，先生说，“学董不叫我们学那些花草，所以我们就仍旧复了原了”。
如果说，丰台演讲组还多少讲了几场的话，那么，长辛店演讲组简直就是铩羽而归。这一天是星期天，“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正因此，虽然邓中夏、杨钟健他们扯起了旗帜，开起了尚属稀罕之物的留声机，“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不仅如此，“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
这么一来，演讲组只好转移地盘，来到赵辛店。然而，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后来，演讲团成员朱务善谈到，几次尝试后，“(我们)认为这样的乡村讲演不能得到多大效果……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们停止了农村露天演讲”。
然而，几个月以后，与新潮社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汪敬熙等人前往美国留学几乎同时，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了：以李大钊为发起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高尚德、朱务善等演讲团成员，纷纷加入了这个小组：而一年多以后，作为早期中共最重要的工运领袖，在长辛店，邓中夏渐渐如鱼得水，他动员民众、组织劳工的手笔，后来被视为风起云涌的工运时代的样板。
1920年11月，在长辛店，邓中夏创办了《劳动音》杂志。仅仅一个多月后，这份周刊每期销售两千余册，长辛店近三千名铁路工人，几乎人手一册。随即，12月19日，他开始筹办长辛店“劳工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铁路工人的子弟，夜班是工人……大多数是青年工人”。
1921年10月，邓中夏发起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俱乐部有唱歌，有演讲，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它吸引了众多生活麻木、负担沉重的劳工。正因此，次年4月，当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时，不仅会员达到1500多人，“京汉铁路沿线的郑州、江岸、彰德、信阳等14个站的代表，及陇海、京绥、京丰等铁路工会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工人俱乐部”就这样相习成风，不仅在铁路劳工中，而且成为除广州外全国工会的通用名称了。
“为人生的文学”
正当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等深入厂矿之际，周作人、孙伏园、朱自清、叶圣陶、李小峰等“新潮社”成员，则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边缘知识分子。
远在1916年，李大钊就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而次年胡适在归国之初，也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他们蜗居在各个城市的角落，不肯返回乡村；他们苦闷、彷徨，一如鲁迅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那些人物，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
《新潮》杂志的创办，针对的正是这个群体，“使之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如果说，邓中夏、张国焘等人继承的是“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五四传统的话，那么，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等发起人纷纷出国留洋后，《新潮》的众多成员，则继承起了启蒙传统。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文学研究会”拥有两份主要刊物，以茅盾为主编的《小说月报》，由郑振铎主持的《文学旬刊》。如果说，邓中夏等人的选择，是因为科举终结、分工和专业化渐渐兴起之后，读书人丧失了 传统的安心立命之所，从而视劳工为神圣、以民间为依附的话，那么，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选择，则是古老教化传统的延伸。在此后几年时间，朱自清写出了《光明》、《毁灭》，郑振铎写出了《家庭的故事》、《山中杂记》，庐隐则写出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
然而，好景不长。新潮社诸人连同“文学研究会”，很快目睹了漫天的鲜血。
1925年5月30日，在英租界南京路，英国巡捕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11名青年，其中四人是学生。如果说，此前的“顾正红事件”并没有引发太多社会关注的话，那么，几名学生的惨死，则震动了整个知识界。毕竟，在此之前，读书人拥有超然、为政权所尊重的地位；毕竟，即使在五四运动中，也没有一名死在枪口下的学生……
正因此，惨案次日，在瓢泼的大雨中，在昨天的游行路线上，叶圣陶这么表达自己的心情：“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见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而几天以后，被认为“太内向”、“太文雅”、“性情太温和”的朱自清，也似乎看到了一个惨淡的人间：我们的头还在颈上!我们的心还在腔里!我们的血呢?我们的血呢?
对整整一代启蒙者来说，“五卅”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性事件：惨案后，朱自清不再自称“学者”、“知识阶层”，他开始以“知识分子”自居，所谓“分子”，与劳工、边缘阶层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普通人罢了；郭沫若宣布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而转向“革命文学”，即为劳工、战斗者鼓与呼；而坚持启蒙立场的俞平伯，大着胆子为洋人们辩护几句，认为中国人杀死了更多中国人之后，他招致了铺天盖地的骂声。
又何止于此?最能代表启蒙者看法的，或许是叶圣陶。他说，“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他说，“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看有什么用”?他并且借笔下人物倪焕之的话语，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质疑：“暴露了人类兽性，剥夺了文明面具……”
到这里，以理性、科学与西方精神传播为己任的启蒙，已遭受了启蒙者的深重拷问。然而它还不够。仅仅几个月以后，另一场大屠杀，更使一大群启蒙者彻底否定了自己近十年的努力。
“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
与“五四”、五卅惨案的不在现场不同，朱自清亲历了“三一八”游行。他说，枪声想起时，他还并没有什么感觉，“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经在进行”。
随即，在恐慌的人群中，他被绊倒了，又爬起来接着逃命。他说，“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才算定了局”。
他为此感到了深刻的、作为苟活者的自责。有这种感觉的，并不仅是他一个人。十几天以后，并没有参加游行的鲁迅，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自称为“苟活者”、“苟活到现在的我”。而在《无花的蔷薇》中，他说：“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如果说，没有亲历惨案的鲁迅，不断还原着死难的情形，那么，周作人则庆幸于自己没有目睹那样的场面。周作人同样有生者的愧疚，但从此以后，他绝口不谈启蒙，而是沉溺进自己的小天地，开始了小品文的创作。他日渐孤独、消沉，众多研究者认为，这伏笔了他后来的汉奸人生……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这正是众多启蒙者在“三一八”之后的反思。当年秋天，在《我们的时代》一文中，新潮社成员、“文学研究会”会员胡愈之悲愤地谈到，“静的革命，精神的革命，究竟是一句欺人的话”；他认为，“在革命年代，最流行的便是暴力，惟有暴力足以支配一切……至少在今日，革命事业必须破坏，必须扫除障碍：而扫除障碍，则非暴力不可”……
又何止于此?惨案发生近一年后，在《士气与学生的政治运动》中，茅盾认为，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就是作为政府的批评者，但它从来不曾是“社会的主人”。他说，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实数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从刀剑下油锅里培养成功的”，和知识分子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当大教育家张奚著强调知识阶层是独立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思想家时，几家报纸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众多青年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根本没干过什么“增长知识”、“传播文化”的事，几个世纪以来，它始终依附于权贵，“不尽所能、取过所需”。如果说，这种说法让人想起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焉孚之”的话，那么，冯雪峰则认为，暴力与革命，“(使)从前的一切尊贵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都成为失了色的死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启蒙”在暴力面前的命运。
对此，朱自清深为认同，但哀婉无限。他说，“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小资产阶级生活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的方式，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生活，我没有血与肉”；他说，“资产阶级的灭亡，是时间问题，而我们已在走向灭亡的途中……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即使己身不及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伴随着这样的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渐渐消褪了。在后来的年月，不仅当权者，而且知识者自己，也认为他们只能跟着劳工队伍后面，“为劳工、公理、救国而奋斗”。而在暴力面前，消失的启蒙者，又何止是这些灰色的、书斋里的、面向边缘的知识分子?1927年，在“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中，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开始了向乡村、向暴力革命的进发。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
1920年5月1日，“五四运动”周年前夕，罗家伦发表了《一年来学生运动的成功和失败》一文。在这篇长文里，罗家伦列举了五四运动的种种影响：在此之前，鼓吹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刊物，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它两三个日报，在此之后，已经有四百余份报刊加入了启蒙的大合唱；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在此之后，各省各县的学生都有了联合会：在此之前，千万民众暗哑无声，在此之后，各国的舆论，都知道惹起中国国民的反感，是对他们无利益的……一句话，五四之前，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之后，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
那么，五四之后的启蒙运动、社会工作，有设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呢?罗家伦认为，“老实讲，‘五四’以来，我们学生……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罗家伦说，自从发起五四运动，一种“学生万能”、“什么事都要过问”的习气，正在学界泛滥：与此同时，学生运动也日渐形式化，“一年以来，我们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都不能增加进去”……
又何止于此?对劳工阶层、普通民众，学生们几乎毫无了解。以罢工为例，只知道鼓吹“爱国”、“救国”，却不知道从解决平民的生计着手。罗家伦说，“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罗家伦为此大声疾呼，“我们有志于群众的青年呵!我们也不要怨谁，也不要恨谁……商人不知道的，我们当带着秤杆刀尺去告诉他们：工人不知道的，我们当背了斧头凿子去告诉他们；农人不知道的，我们当牵了耕牛、荷了锄头去告诉他们”。
罗家伦的这篇长文，大致反映了北大学生领袖的普遍看法。他们以“新潮社”、“国民社”和“平民教育演讲团”成员为主体。那么，罗家伦能不能意识到呢?不过几个月以后，不仅他将永别其所号召的“群众运动”，而且，百余名青年也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从此渐行渐远，乃至反目成仇。
“到民间去”
正如罗家伦所说，“平民教育演讲团”步入厂矿、走向田野之初，不仅异常隔绝，而且笑料百出。
1920年4月上旬，在成立一周年、进行了几百场街头演讲后，演讲团的12名成员分作两组，前往丰台七里庄和长辛店厂区。后来，丰台演讲组书记李荟棠这么描述自己的一路见闻：有着五十多户人家的七里庄，有国民小学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龌龊，鼠洞一般的黑暗”。听讲的人除了三十来个孩子，还有二十多个老人，“都满身是泥，满脸是灰”。汤炳荣讲过“北大平民夜校和本村国民学校的区别”后，刘炽昌演讲起了“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的读书”。李荟棠说，“村中的老人……个个都点头称善”，然而，他们显然听不懂这一群学生在讲什么。
于是，演讲组转移到了较为富裕、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大井村。这里同样有一所国民小学，教书先生有三长，“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与七里庄一样，这里也以旧式教育为主，先生说，“学董不叫我们学那些花草，所以我们就仍旧复了原了”。
如果说，丰台演讲组还多少讲了几场的话，那么，长辛店演讲组简直就是铩羽而归。这一天是星期天，“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正因此，虽然邓中夏、杨钟健他们扯起了旗帜，开起了尚属稀罕之物的留声机，“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不仅如此，“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
这么一来，演讲组只好转移地盘，来到赵辛店。然而，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后来，演讲团成员朱务善谈到，几次尝试后，“(我们)认为这样的乡村讲演不能得到多大效果……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们停止了农村露天演讲”。
然而，几个月以后，与新潮社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汪敬熙等人前往美国留学几乎同时，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了：以李大钊为发起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高尚德、朱务善等演讲团成员，纷纷加入了这个小组：而一年多以后，作为早期中共最重要的工运领袖，在长辛店，邓中夏渐渐如鱼得水，他动员民众、组织劳工的手笔，后来被视为风起云涌的工运时代的样板。
1920年11月，在长辛店，邓中夏创办了《劳动音》杂志。仅仅一个多月后，这份周刊每期销售两千余册，长辛店近三千名铁路工人，几乎人手一册。随即，12月19日，他开始筹办长辛店“劳工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铁路工人的子弟，夜班是工人……大多数是青年工人”。
1921年10月，邓中夏发起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俱乐部有唱歌，有演讲，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它吸引了众多生活麻木、负担沉重的劳工。正因此，次年4月，当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时，不仅会员达到1500多人，“京汉铁路沿线的郑州、江岸、彰德、信阳等14个站的代表，及陇海、京绥、京丰等铁路工会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工人俱乐部”就这样相习成风，不仅在铁路劳工中，而且成为除广州外全国工会的通用名称了。
“为人生的文学”
正当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等深入厂矿之际，周作人、孙伏园、朱自清、叶圣陶、李小峰等“新潮社”成员，则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边缘知识分子。
远在1916年，李大钊就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而次年胡适在归国之初，也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他们蜗居在各个城市的角落，不肯返回乡村；他们苦闷、彷徨，一如鲁迅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那些人物，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
《新潮》杂志的创办，针对的正是这个群体，“使之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如果说，邓中夏、张国焘等人继承的是“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五四传统的话，那么，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等发起人纷纷出国留洋后，《新潮》的众多成员，则继承起了启蒙传统。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文学研究会”拥有两份主要刊物，以茅盾为主编的《小说月报》，由郑振铎主持的《文学旬刊》。如果说，邓中夏等人的选择，是因为科举终结、分工和专业化渐渐兴起之后，读书人丧失了 传统的安心立命之所，从而视劳工为神圣、以民间为依附的话，那么，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选择，则是古老教化传统的延伸。在此后几年时间，朱自清写出了《光明》、《毁灭》，郑振铎写出了《家庭的故事》、《山中杂记》，庐隐则写出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
然而，好景不长。新潮社诸人连同“文学研究会”，很快目睹了漫天的鲜血。
1925年5月30日，在英租界南京路，英国巡捕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11名青年，其中四人是学生。如果说，此前的“顾正红事件”并没有引发太多社会关注的话，那么，几名学生的惨死，则震动了整个知识界。毕竟，在此之前，读书人拥有超然、为政权所尊重的地位；毕竟，即使在五四运动中，也没有一名死在枪口下的学生……
正因此，惨案次日，在瓢泼的大雨中，在昨天的游行路线上，叶圣陶这么表达自己的心情：“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见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而几天以后，被认为“太内向”、“太文雅”、“性情太温和”的朱自清，也似乎看到了一个惨淡的人间：我们的头还在颈上!我们的心还在腔里!我们的血呢?我们的血呢?
对整整一代启蒙者来说，“五卅”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性事件：惨案后，朱自清不再自称“学者”、“知识阶层”，他开始以“知识分子”自居，所谓“分子”，与劳工、边缘阶层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普通人罢了；郭沫若宣布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而转向“革命文学”，即为劳工、战斗者鼓与呼；而坚持启蒙立场的俞平伯，大着胆子为洋人们辩护几句，认为中国人杀死了更多中国人之后，他招致了铺天盖地的骂声。
又何止于此?最能代表启蒙者看法的，或许是叶圣陶。他说，“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他说，“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看有什么用”?他并且借笔下人物倪焕之的话语，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质疑：“暴露了人类兽性，剥夺了文明面具……”
到这里，以理性、科学与西方精神传播为己任的启蒙，已遭受了启蒙者的深重拷问。然而它还不够。仅仅几个月以后，另一场大屠杀，更使一大群启蒙者彻底否定了自己近十年的努力。
“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
与“五四”、五卅惨案的不在现场不同，朱自清亲历了“三一八”游行。他说，枪声想起时，他还并没有什么感觉，“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经在进行”。
随即，在恐慌的人群中，他被绊倒了，又爬起来接着逃命。他说，“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才算定了局”。
他为此感到了深刻的、作为苟活者的自责。有这种感觉的，并不仅是他一个人。十几天以后，并没有参加游行的鲁迅，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自称为“苟活者”、“苟活到现在的我”。而在《无花的蔷薇》中，他说：“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如果说，没有亲历惨案的鲁迅，不断还原着死难的情形，那么，周作人则庆幸于自己没有目睹那样的场面。周作人同样有生者的愧疚，但从此以后，他绝口不谈启蒙，而是沉溺进自己的小天地，开始了小品文的创作。他日渐孤独、消沉，众多研究者认为，这伏笔了他后来的汉奸人生……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这正是众多启蒙者在“三一八”之后的反思。当年秋天，在《我们的时代》一文中，新潮社成员、“文学研究会”会员胡愈之悲愤地谈到，“静的革命，精神的革命，究竟是一句欺人的话”；他认为，“在革命年代，最流行的便是暴力，惟有暴力足以支配一切……至少在今日，革命事业必须破坏，必须扫除障碍：而扫除障碍，则非暴力不可”……
又何止于此?惨案发生近一年后，在《士气与学生的政治运动》中，茅盾认为，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就是作为政府的批评者，但它从来不曾是“社会的主人”。他说，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实数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从刀剑下油锅里培养成功的”，和知识分子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当大教育家张奚著强调知识阶层是独立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思想家时，几家报纸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众多青年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根本没干过什么“增长知识”、“传播文化”的事，几个世纪以来，它始终依附于权贵，“不尽所能、取过所需”。如果说，这种说法让人想起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焉孚之”的话，那么，冯雪峰则认为，暴力与革命，“(使)从前的一切尊贵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都成为失了色的死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启蒙”在暴力面前的命运。
对此，朱自清深为认同，但哀婉无限。他说，“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小资产阶级生活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的方式，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生活，我没有血与肉”；他说，“资产阶级的灭亡，是时间问题，而我们已在走向灭亡的途中……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即使己身不及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伴随着这样的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渐渐消褪了。在后来的年月，不仅当权者，而且知识者自己，也认为他们只能跟着劳工队伍后面，“为劳工、公理、救国而奋斗”。而在暴力面前，消失的启蒙者，又何止是这些灰色的、书斋里的、面向边缘的知识分子?1927年，在“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中，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开始了向乡村、向暴力革命的进发。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