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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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923年北京“驱彭挽蔡”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成功介入学生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最终夺得了学运权。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下的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中,上海大学学生会和学联组织提供了重要政治力量,其积累的经验在新时代仍旧具有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上海大学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①青年学生历来是各政党争夺的重点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一个“主义时代”的来临,各种外来新思潮的涌入,促发了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②1923年“驱彭挽蔡”运动促使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蓬勃发展,全国各地的学生会和学联组织适应局势重新整顿、改组。社会上存在的各组织为不断壮大自身实力而激烈争夺学运权,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果实。作为积极参与学联组织的上海大学成立于1922年10月,恰逢国内矛盾空前尖锐之时,上海大学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国民革命的动力、对象和任务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以大无畏的奋斗精神投身于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是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的缩影。本文拟从早期中国共产党多方组织博弈,最终取得学运权谈起,对1922—1927年上海大学的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进行细化梳理与思考,希望能对建党百年后的新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些历史性资源与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的缘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与青年团一道作为学生联合会的主导力量。在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学运权成为多方组织争夺的对象,中国共产党通过非基督教运动与“统一学生运动”策略突破了基督教青年会、国民党与中国青年党的阻挠,最终成为学生运动的真正领导者。
  (一)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主导学总与学联。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非常注重学联组织。1922年5月召开的青年团一大提出“学生联合会为学生的结合,为我们在学生中宣传主义的最好场合”。③1922年11月,北京政府任命“无耻政客、逢迎军阀”④的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引起法专学生的强烈不满,学生们“到国会请愿,希望勿投彭氏同意票”。⑤随后彭氏对“罗案”提请再议,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⑥,不满其行为而提出辞职,以国立八校为代表的北京各校发起抵制彭允彝、挽留蔡元培的请愿运动,此行为迅速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学生运动也由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为了更好地组织学生运动,中共认为有必要恢复和加强全国学总。
  1923年3月1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第四届评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提出:对外“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和平’‘人类解放’应该联合一切被压迫的各民族各阶级,来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对内“要联合一切民众,在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结成联合战线来打倒曹吴(即曹锟、吴佩孚)及其他军阀”。⑦这就从学生运动的策略视角响应了中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要求“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⑧1925年6月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召开时,青年团员占参加大会的61名代表中的大多数,还通过了《反帝运动案》《集中学生组织案》《反基督教案》等决议,不仅表明中共此时在学生运动中的话语权显著提高,还预示着学生运动从原先的重外交轻内政倾向中脱离,转而将目光投向政治运动。
  在恢復和加强学总的同时,中共也开始着手于重组、整顿学联。青年团于1924年3月召开扩大会议,督促全国总会“从速召集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并“派人组织及整顿各地之学生会”。⑨上海学联成立于1919年5月11日,1924年3月召开的团中央扩大会议要求团上海地委“应注意学生运动,设法整顿上海学生联合会,使为我用,此种工作,最好督促国民党青年部,要他们命令在校党员向各校活动,改组学生联合会”。⑩中共对学联和学总的主导作用为学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顺利进行打下了根基,早期召开的历次大会也为学联和学总提供了明确的组织规章制度与主要任务,显现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的强大组织力。
  (二)中国共产党夺得学运权的博弈历程。中共建立早期,争夺学运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基督教青年会。当时基督教青年会的势力庞大,是青年团领导学生运动的敌人。1922年3月,上海各校学生发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迅速引起北京、广州、南京、长沙等30多个城市的响应,纷纷组织“非基同盟”。以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随着1924年反帝废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青年学生的重新发起组织,至12月,已有杭州、温州、宁波、河南、安徽、湖南、苏州、山东等十几个支部。?五卅运动后,反基督教已成为全国青年学生的普遍主张,并且引发了遍及全国的教会学生退学风潮,通过”非基”运动的一再打击,基督教青年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中共争夺学运权的另一个重要对手是国民党。国民党改组之初,在全国各地开展党务工作的主要是知识青年。?谭平山在国民党“二大”所作的党务报告中指出:“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国民党自改组后采取“联俄容共”政策,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其名义进行组织拓展。由于在省级青年部部长中跨党党员居多,使得国民党早期的青年运动也在中共掌控范围内,这时常引起北京、上海等地两党党员的矛盾与冲突,但在孙中山在世时,这种冲突尚在可控范围内。1924年9月,中国青年党,即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基地转入国内,成为与中共争取学生运动的又一强有力对手,由于国家主义派与中共主张的依靠工农、联合苏俄,进行“阶级革命”的观点截然相反,因此对青年学生运动革命策略选择也相去甚远。然而,五卅运动后,民族主义潮流高涨,国家主义派所倡导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最容易赢得青年学生的认同感,面对学联日益被分裂的情形,青年团反思过去只注重上层机关却未发动下层群众,转而强调“学运应注意到全部的学生运动,如专门学校,女职学校,小学校,教会学校,而不宜偏于学联与中等学校”。?在“统一学生运动”策略下,不断争夺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右派中的群众,经过曲折过程不断发展成熟,最终中共依旧维持了自身对于学生运动的主导权。值得一提的是,于1923年底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领袖李硕勋为全国学联与学生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李硕勋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党的委派下到全国学生总会工作,筹备全国第七届代表大会,并担任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委员,而后又在1925年6月26日召开的学代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会长兼交际部主任,从此将主要精力投入于领导全国学生运动,并根据历史经验使全国学生总会率先以上海学生军作为试点。   二、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大学的发展
  上海大学的成立与发展是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的,不仅在办学方向、政治活动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共产党人色彩,还通过建立中共上大支部扩大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思想宣传,这一切都使中国共产党为上海大学的学生运动提供了坚强的政治领导。
  (一)明晰上大性质,实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干部培养学校。上大的前身为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自1922年10月改组直至1927年5月被封。学界对上海大学的性质定位曾经有过争议,笔者认为上海大学并不是国民党办的学校,且相比说上海大学是国共共同经办的学校的说法,则更倾向于上海大学是中共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府。1922年10月,因不满原校长的办学无方,该校学生爆发学潮,提出“改造学校”?的要求,其实当时高师学生打算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位先生中欢迎一位做校长,但由于党中央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办校势必遭到反动军阀的迫害,因此于右任以国民党名义办校,之后其将学校改名为“上海大学”。当时正值国共酝酿合作之时,于右任与当时在沪的李大钊共商校务,李大钊力荐邓中夏、瞿秋白二人,具体负责人实际上还有邵力子与陈望道,他们一道围绕着办学宗旨、组织师资和改革校制着手整顿校务。校务会议中以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为多,因此上大的办学方向、政治活动等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色彩,虽然最初上海大学的校长由国民党人担任,但其校务工作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二)建立中共上大支部,扩大中共组织基础。1923年7月,上海地委兼区委改选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把居住相近的党员重新编组?,分为四组,第一组即为上海大学,党员人数为11人,约占上海市党员的1/4,其中林蒸为组长,成员有:邓中夏、瞿秋白、张太雷、施存统、王一知、许德良、黄让之、彭习梅、贺昌、严信民。?上大党小组成立后,党团员在各种革命斗争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又培养考察了一些政治立场坚定、工作能力强的好苗子,至1924年11月,上海大学组成员已扩大到23人,第一支部上海大学的团员人数业已超过90人。1925年中共四大后,上海大学组根据党章规定建立上大支部,成为了上海市学校中唯一的党支部。1926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区委,且上大支部扩组为独立支部,直属上海区委,其时,中共上大独立支部的党员人数扩大到60人,且大批经过五卅运动考验的同学和各地的积极分子纷纷转入上海大学加入党组织,到12月,党员已发展到130人。值得一提的是,上大支部的党团员有着过硬的政治素质和组织活动能力,在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市学联、妇女团体和工人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与反帝爱国斗争,是当时革命运动的主力与新鲜血液。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拓多元思想宣传方式。上海大学作为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聚集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宣传的力量,1923年暑假,上海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该系后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有社会科学、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教材方面有马列著作,孙中山作品,瞿秋白《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瞿秋白、施存统、安体诚编著的《社会科学讲义》,邓中夏《中国劳工问题》等讲义,不仅在学校分发给学生,还由上海书店出版供校外有志青年选购。除课堂讲学外,上海大学还每月开设1—2次的自由讲座,主题紧扣当时政治形势与时事话题,如马君武的“国民生计政策”和“一元哲学”、戴季陶的“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杨杏佛的“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等?,这些讲座为学生提供了认识社会的前沿观点,避免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得不提,成立于1923年的上海书店与上海大学关系密切,主要印发《向导》周报、《前锋》月刊、《新青年》季刊等,且《向导》的通讯处就在上海大学与北京大学。此外,上海大学也成立了多样化的学生社团,包括学术团体与同乡会。一方面,在社团带领下涌现了如校刊《上海大学周刊》、孤星社的《孤星》,以及在五卅运动爆发后上大学生会创刊《上大五卅特刊》等,可以说通过这些刊物为上大师生探讨学术问题、传播弘扬革命精神提供了可靠的平台。另一方面,同乡会作为一个凝聚力、认同感较强的组织成为之后革命中学生群起响应的重要阵地。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考察
  上海大学的成立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国际国内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危难关头,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走在时代前列,勇扛重任,对内反对北洋军阀,推进国民革命,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显现出革命时代上海大学学生的爱国情怀。
  (一)反对北洋军阀,推进国民革命。上海大学成立时正值国内矛盾空前尖锐之时,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大在华利益,支持国内各派军阀进行混战,人民生活一片混乱,上大师生深知要改变当前局面必须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以5000元一张选票收买议员从而通过贿选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10月6日,上海大学学生因愤曹锟窃位进行示威游行,10月7日,国民党发表申讨曹锟贿选窃位宣言,10月9日,上海大学学生会发表通电称:“时机急矣,已非吾辈酣睡之时,应速奋醒,将吾商工农学各界,一致团结于国民革命共同旗帜之下,与军阀作战。”?决心以国民革命改变国内危亡时局。1924年4月,保定女子师范学生因要求学校改变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惨遭校方毒打,上海大学女生第一時间发出通电,要求撤换校长,且“迫切地希望女界奋起狂呼作助”。此外,上海大学四川同乡会、山东同乡会、旅沪皖学生、浙籍学生等多次召开会议发布通电,声讨北洋军阀的罪行。1924年10月10日,在纪念辛亥革命十三周年大会上,上海大学学生郭伯、何秉彝和黄仁因发表反对皖系军阀的演讲遭到反动军警的殴打,郭伯、何秉彝受伤,黄仁不幸身亡,上大师生没有为此吓倒,而是痛斥军阀,更加激起了革命斗志,通电全国:黄仁同学“实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死,为反动军阀而死”,表现出上大学子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为了发动民众,推进国民革命,除了积极组织参与学生运动外,上海大学于1924年开办了平民夜校,在各区开办工人夜校,宣传国民革命的局势,帮助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为此后的革命事业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反抗帝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上海大学的学生始终走在最前列,他们深知肩上所扛的重任,决心“在客观的事实上可能的奋斗与努力”中,准备牺牲生命以“鼓励同学,振发国人”。1923年5月7日,上海大学在内的上海大学学生会决议发印《五九特刊》,5月9日上海大学学生会进行五九纪念会大游行,以此勿忘五九国耻。1924年12月9日,公共租界当局以上海大学出售《向导》周刊等刊物为借口肆意闯入上海大学学校,对图书馆、讲义室、书包流通处的《社会进化史》《新建设》《新青年》《孙中山先生十讲》等百余种杂志讲义搜尽,过几日又拿传票来传代理校长邵力子。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何秉彝更是在事发两周后在《向导》周刊上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并作了严厉批判。1926年8月4日,浦东商贩陈阿堂惨死于停泊于浦东码头的日本“万里丸”船上,上海大学四川同学会、平民学校学生会先后于8月18日与8月23日发表宣言,“凡我同胞,为死者雪冤,为生者图存,系共同奋斗,誓死力争”。五卅惨案后,全市举行祭奠顾正红烈士大会,帝国主义巡捕将包括赵震寰在内的四位上大学生投入监狱,但是上大师生并没有因此罢休,他们组织了四百多名学生、工人在党的统一指挥下包围老闸捕房,抗议帝国主义残暴行为,要求释放学生,在此运动中,上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共青团员何秉彝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于达等十三位学生受伤,一百三十多位学生被逮捕关押。可以说,上海大学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打乱了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的手脚,为了打压他们,万国商团和巡捕强行闯入上大,强迫学生全部离校,美国海军陆战队抢占上大校舍作为驻地,而上大师生并没有就此屈服,他们回到闸北青云路上大旧校址复校,表示“努力与抗,决不退让”。
  四、启示:守住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主阵地
  正如习近平所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共早期学生顽强不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镌刻在国人心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百年风雨路程,不忘初心,牢记前人留下的宝贵红色资源。在新时代应探索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站稳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主阵地。
  (一)普及党史教育,增强民族认同感。习近平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要激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认同感,不仅要学习国史,还要学好党史,让青年学生领会到中国共产党今天的辉煌离不开百年来长期奋斗形成的光荣传统与宝贵经验。然而,目前的大学通识教育中有关历史的课程仅有《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纲要》一门课,缺乏针对党史的系统梳理与解读的专门课程,而要洞悉中国的近现代史,首先要理清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此形成全面系统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因此,各高校要尝试开设党史相关课程,从开设选修课入手,向编入必修课倾斜;在历史相关课程中教育者应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在场”,积极设计党领导下的微观历史专题研究课;在教学活动中注意开展以“爱党、爱国”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让大学生在对党史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坚定正确政治方向,以此提高大学生对新时代党的领导的认同感,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年心中牢牢扎根。
  (二)提供实践机会,以实践反哺理论。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识到爱国主义精神不应只是理论阐释,而更多的应是实践表达,且在过去已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在南海仲裁案、美军在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时,高校学生自发组织活动呼吁群众爱国行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高校学生积极报名成为志愿者,配合完成礼宾接待、交通服务、场务安排等工作。因此,在新时代下,应加大对大学生为国家、各省市重大活动作出服务贡献的支持力度,在激发爱国情感的同时以“无字之书”培养社会实践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应加强爱国主义实践基地建设,依托革命老区、纪念馆和红色文化园等场所,在活动中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应以更优惠的政策鼓励学生下基层,壮大大学生干部与特岗教师队伍等,为大学生的爱国情感表达提供平台,以此形成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爱国主义实践体系,以实践力量反哺理论认知。
  (三)把握时代特征,提高教育时效性。一方面,在新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应该有所扩充,不断深化。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应该与时俱进,勤于革新。因此,要提高爱国教育的时效性,应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爱国教育体系,使其真正“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以便大学生实时掌握党的最新政策、方针与发展方向;尝试构建“互联网+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互动平台,建设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红色网络文化,以青年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应妥善解决由网络信息的超速传播引发的负面影响,在源头上加强网络信息监管,教育者应实时把握网络舆情走向与学生思想动态,以便及时作出正确引导,与此同时,还应提高受教育者的网络信息甄别能力,打消西方社会渴望进行文化渗透的战略图谋,从而达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双向有机互动,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②王奇生.黨员、党权与党争.华文出版社,第33页.
  ③黄金凤.中共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学生运动[J].中共党史研究,2016(04):47-58.
  ④上海大学严厉对彭.民国日报,1923年2月27日.
  ⑤法专学生情愿无果.申报,1923年1月18日.
  ⑥蔡元培不屑居彭允彝之下.晨报,1923年1月18日.
  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62页.
  ⑧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19页.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2).内部资料,1983年:第70页.
  ⑩转引自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1920—1927).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3年: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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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学学生黄仁惨死事二次通电.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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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阿堂案昨日消息·上大暑期平民学校学生宣言.申报,1926年8月26日.
  上大五卅特刊(第二期).1925年6月23日,参阅马陵山《本校同学三年来的奋斗工作》,许德良《五卅运动与上海大学》,李强《五卅前后上海学生运动点滴》.
  上大五卅特刊(第二期).1925年6月23日,参阅马陵山《本校同学三年来的奋斗工作》,许德良《五卅运动与上海大学》,李强《五卅前后上海学生运动点滴》.
  习近平.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014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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