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是甘肃的老诗人。他凭借观察生活的非凡能力和对爱情的敏锐感受，根据敦煌洞窟中一幅民国女子的画像创作出中篇小说《现代供养人》[1]，为我们贡献出一位20世纪40年代西部准知识分子年轻女性的悲剧形象，很值得关注。
　　 故事发生在1942年，讲述的是自由恋爱已经萌芽，传统婚姻观念依然强悍，夹缝下两位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姜树竞18岁，师范学校毕业生;女主人公刘仁慧17岁，女中高三学生。二人恋情遭到女方父亲激烈反对，刘仁慧悲愤绝望之下决意出家，遂与姜树竞结伴从西安出发到达敦煌。一路上听到了王嫂、玛露西和赶车人婆姨三个女人的故事。三位女性的悲惨命运令刘仁慧出家的决心更加坚定，敦煌壁画上的佛本生故事亦令她心旌摇荡，最终她硬下心摆脱爱情的牵绊，得偿所愿，出家成功。半月之后刘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男友姜树竞为纪念她，在莫高窟中为她绘制了画像，成为一位“现代供养人”。
　　 一、新旧之间的刘仁慧
　　 刘仁慧可以说是一位“新青年”，她在西安的女子高中读书，留短发，带红发卡，还是一位篮球女将。在接到陌生男子姜树竞的求爱信后，她“毫不犹豫地决定回信”。刘仁慧的身边还有一位“去过广州、上海，思想特别开明”的新派姨夫，给了她很多关爱和支持。这些经历将她嵌入到一个崭新的体系中，令她具备了“五四”之后新时代女青年的一些质素。但遗憾的是在她父亲身上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刘父“有知识、懂古文、知历史、很正直”，却也“老规矩特别多，有时候顽固得莫名其妙”。在拿到女儿私下交往的男友的信件后立即令女儿“跪下”，咒骂她为“白骨精”。恪守家长制传统和儒家伦理的父亲的强大存在令女孩刘仁慧显得格外弱小，在她生命中“新”与“旧”的天平上，不免向旧的一面倾斜，没有男友姜树竞那样幸运。当然，这里有时代大潮下个体命运的差异，也关乎男女两性在文化和社会上的不同地位。
　　 在这样看似开明实际严苛的家庭环境下，刘仁慧养成了软弱而执拗的性格，生命中“旧”的质素逐渐显露。在她的脑海里，反抗父亲和安放自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出家做尼姑。在她的爱情受到第一次打击后，她马上给出结论：“问题是我们确实无缘，如果真的有缘，你就是有妻子，我都不在乎。”迅速陷入宿命论，为自己的软弱找到似是而非的借口，其处理复杂事情的简单方式几乎与他的父亲如出一辙。接着她以决绝的口气说道：“不是胡思乱想，我是郑重其事的，我已经想好了，绝不更改！我要让我父亲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我到底是不是白骨精！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家，叫他找不到我。”这里没有什么纷繁复杂的社会或者人情，刘仁慧的想法和举动跟封建社会的少女几乎没有区别，在她的思想中，只有在家和出家两条路。在家既然不如意，就去出家（与敦煌地区浓厚佛教氛围亦有关系）。
　　 二、 进退失据的“新”青年
　　 新旧冲突之下，刘仁慧以守旧的思想，行新青年“离家出走”之道路。我们不能埋怨刘仁慧个人的软弱，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革命、战乱、政治变革等多重改变，新青年已经失去了五四时代高视阔步的自信，在思想、情感和心理上都陷入某种悲观、彷徨的状态;同时他们借助于城市中的新式学堂、传媒和社团等空间建立起来的知识人社会也趋于瓦解，知识人社会网络体系遭到摧毁。
　　 覆巢之下无完卵，新的力量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持，正如小说中刘仁慧“姨夫”这一形象所暗示的那样。“姨夫”可以给外甥女提供宽松自由的精神引领，帮她开辟“邮路”传递自由恋爱的情书，但当刘父对刘发起致命一击时，他显得无能无力，能做的只有传递消息给刘的男友。“姨夫”的身份是钟表店店主，这家店铺场所还是租赁刘父的房屋，其依附性的象征非常明显。
　　 这种氛围中，放眼望去，这一对中国西部的准知识分子除了家庭，在社会中几乎找不到可靠的出路。刘仁慧不知道，除了当尼姑她还能以什么方式远离家庭，而姜树竞对这一想法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唯一一次反对是在感情的冲动表达出来的，他给出的选择是：“我们可以去敦煌城里，买一间房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开创自己的事业，进入一种新的天地，享受人间的生活。”但用什么钱来买房子呢？怎么开创自己的事业呢？他都没有任何具体措施，这个建议看起来更像是虚无缥缈的空想，自然也无法说服刘仁慧，只是表达了他深爱女友的一种情感。
　　 欲进，无路可走，那么他们能退入市民社会，在传统的世俗生活轨道上苟安一世吗？他们也做不到。且不说有史以来爱情的原始力量造就了多少对激烈反抗的男女，刘仁慧和姜树竞既然已经找到了做“人”的感觉，在人生观、社会关系和道德责任等问题上都经历了自觉的反思与认识，他们就再不愿回到“非人”的状态中去。小说中有一段姜树竞父亲的心理描写，将人性解放的力量描述得具体而生动。这段心理活动是在听到儿子质问也是包办婚姻的他“你们这一辈子过得幸福吗”的拷问之后而生发的：
　　 儿子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大大出乎姜继岐的意料，也戳到了他隐忍了多年的痛点。从姜李氏娶进门来的第一天起，他就对这个婆姨的身材、脸面看不顺眼，后来，觉得人还不错，心地善良，干家务也勤快，但是文化水平太低，许多东西不懂，譬如不知道日本人和美国人有什么不同，分不清唐朝和明朝谁先谁后，认为甘肃省在兰州里头等等。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把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之类的成语用到他們身上是恰当的。此刻，他本来应当扑上前去紧抱住自己的儿子，纵然不会流泪也会深感知心……[2]
　　
　　 包办婚姻是家长制和旧伦理模式最外显的表现，包办婚姻的痛苦也最能令人感同身受，以此为武器可以直捣国人的内心深处，让人清晰地感受到不平等的人权和生存法则的危害。姜父显然也是在这一点上立即对儿子产生了同情，但这还不足以让他放弃对儿子的权力。因此，在经历了一番内心波澜后，他的表现竟然是骂到：“你个忤逆不孝，翅膀硬了，怎么能说出这种混账话来？”并“啪”的一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而这是他“第一次对儿子动武。”暴露无遗的色厉内荏恰恰说明了新的自由、平等伦理观的巨大冲击力。旧的伦理体系在新的话语体系中已被称为“礼教”“封建”“落后”“糟粕”，要想让“新人”重回到那个阻碍人的社会权利、压迫人的生存法则、束缚人的精神自由的旧环境中去，是断然做不到的。 　　 三、 现代供养人
　　 “娜拉”出走到寺庙之后如何呢？作者未在这个问题上着力，而是用心脏病这一偶然结束了女主人公的生命，并安排男主人公以佛教艺术“供养人”画像的方式来纪念她短暂的生命和炽热的爱情，这种方式应该是刘仁慧喜欢看到的，她失去了生命，赢得了爱情。
　　 “供养人”，一般指“开窟造像的发愿者（施主）或被纪念者（包括：佛教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以及各阶层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等）。”[3]他们是佛教艺术作品的捐资者，供养人在石窟开凿和壁画绘制的过程中，为了表示某窟某像是由他们所造的，窟内的佛菩萨是由他们所供养的，是他们的功德，因此往往把自己或亲戚、亡故祖先的形象刻画出来，这些人像就叫做供养人像。姜树竞认为刘仁慧是用一颗纯真的心来供养佛主，因此在莫高窟中为她绘制了一幅画像，成为莫高窟里唯一的一位现代供养人。刘仁慧的悲剧以这样一种唯美的方式画下了句号。
　　 刘仁慧走完了自己短暂而悲剧的一生，她的死亡除了带给姜树竞绵绵无尽的思念、在敦煌洞窟中留下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现代供养人”画像之外，对她的父亲也将造成巨大震动。事实上，在知道女儿离家出走的消息后，父亲已经开始悔恨：“我后悔极了，我不该对她骂得那么狠，那么难听，不堪入耳。”将刘仁慧的反抗放到整个五四伦理革命大潮中，其意义就会更加明显。新旧冲突之中，她反抗的方式也是新旧夹杂的，在她身上可以清晰看到“家的体制与人际关系直接限制和扭曲着我们最基本的‘人’的观念”[4]，新弱旧强的家庭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她的行为方式。新的力量虽然弱小，并且缺乏制度的支撑，但在人的内部思想与情感层面，它已泛起层层涟漪，助推着整个文化和社会观念、结构向着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刘仁慧的悲剧与牺牲转化为一曲凄婉的情歌，歌唱著年轻女性对新的现代社会到来的深切期望。她为“现代”付出了生命，用自己的生命“供养”现代，助推其到来。刘仁慧的苦难已经大大不同于她的前辈王嫂、玛露西和赶车人婆姨，在中国女性苦难的谱系中，她成为一个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新例。
　　[1]发表于《飞天》2019年第6期。第23-52页。
　　[2]高平：《现代供养人》，载《飞天》2019年第6期，第27页。
　　[3]李雅梅：《唐宋时期艺术捐资者——供养人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4]李怡：《巴金，反什么“封建”与如何“反封建”——重述〈家〉到〈寒夜〉的精神脉络》，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