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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屈原，不只隔着那本《楚辞》。
毕竟已2300多年了，他一直在远处神秘而郁悒着……
“到汨罗江去寻找吧，那是他在着的河流。”有个声音从《楚辞》里传来，我仿佛看到，在远处那片水域里，他戴着高高的楚冠，身披白芷的裳、秋兰的佩，衣裾翩然，正与每一位走近的人唱和，贾谊、司马迁、杜甫、韩愈、柳宗元、朱熹、王陽明……很多人来过，河泊潭，脚印一叠叠。
于是，我循着他曾经出使齐国的前路追寻而来……
一
船容与而不进兮，
淹回水而凝滞。
——《涉江》
怀着朝圣般的心情，靠近，靠近，靠近汨罗江……
一路上总想象着他的样子，期盼着与他的相见，可江上氤氲着很大的雾气，越近雾越重，除了自己，四周全是雾，什么也看不清楚
在雾中，我试图倾听那条和屈原一道载入史册的河流，可江水无言;我试图寻找屈原最后定居的玉笥山，可远山如烟;我试图触摸身边的一草一木，可屈原所爱的兰芷、女贞、橘树、菖蒲、桂花等仍隐在《楚辞》里——眼前的这条中国文学伟大源头的长河愈发神秘了。
“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迷惘中，隐隐听到屈原在江边长叹：过去了的已不能追及，将要来的也难以知闻。
霎时间，苍苍山水迎面而来，雾气退向两侧，我开始看到了具体的景物，看到了一些清晰的神色……
汨罗江，这条从历史中奔流而来清澈孤傲天下不二的河流，已被放逐在此的屈原注满浓浓诗情：栽下了九顷的春兰、百亩的秋蕙，种植了留夷和揭车，还有菖蒲、女贞、桂花、杜衡和香芷，花香凝成了穿越时空的文学百花园，从先秦一直繁茂到如今。
现在，他曾经咏吟过、抚摸过的这些花木大多仍能寻觅到：雾气散去的江畔，有一丛丛墨绿纤细的植物，叶间蕴含着端庄与神秘的气度，它们是菖蒲，到了端午时节，它们渐已长高的叶子将被附近的村民采摘去，悬挂在门楣之上，祭奠远逝的那个不屈的灵魂;屈子祠里，一株树龄300多年芳香四溢的桂花，素雅高贵，清新脱俗，独压群芳;在玉笥山的蜿蜒小径上有清香的女贞，簇满了洁白的小花，一如屈原笔下的美人;望江台外的江堤上，一棵粗大的香樟树正向江面上伸展着枝繁叶茂的浓阴，树下江水滔滔……这山野之地，每一株花木都仿佛受到了屈原的熏染，以植物的语言从《离骚》中一路呐喊而来。
这清澈的汨罗江是诗人呐喊的源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开端性的诗人。屈原所处的，不仅是诸侯争霸战乱纷纷的年代，更是中国贵族传统中断前最后的一段美好时光，他作为中国贵族时代的一位文人，第一个发出了贵族文人清醒的声音！
《天问》中，他的一百七十多个发问，是上层与底层、民间与庙堂的共鸣，每一句都抒写着这个贵族文人灵魂的颜色。他的追问和因追问而展开的广阔视野在当时无人企及，这种敢于问天的品格后人也不复望其项背，他以这清澈的品格站在了文学长河的源头之上！
自此后，这种文化品格在历史长河中便渐渐有了差别：屈原所站立的源头——先秦清澈见底，香草兰芷芬芳，保持着“皓皓之白”。
源头这一文脉，是汨罗江上的梦。这样的梦一般人做不出来，只有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并代代传下去：贾谊的汨罗江是《过秦论》，司马迁的汨罗江是《史记》，嵇康的汨罗江是《广陵散》，杜甫的汨罗江是《三吏》《三别》，苏轼的汨罗江是《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鲁迅的汨罗江是《呐喊》……这一文脉在高贵中挣扎，在挣扎中高贵，并以心有灵犀的默契和不可言传的意会，一直世代坚守和承传着。
屈原投江的河伯潭，历代都有文人前来凭吊，他的惊天一跃，让后人从此记住了这条江——这条属于诗人的江。
在这片水域，浩渺江湾，是他宽广的胸怀;清澈江水，是他高贵的品格;岸边的兰芷，是他美丽的衣饰;连垂钓者钓起的也是他不朽的诗篇……诗人选择了汨罗江，长江、汉水、沅水、溆水都失去了成为一条诗人之河的殊荣，都只能向汨罗江汇流它们的敬意。
诗人以肉体的沉溺，换来精神的升华。
我感到，他并没有走远，就立在这汨罗江之上，目光如江水清澈，美髯如远山疏朗，任凭雨侵风蚀2300多年，都不曾改变！
二
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民心。
——《离骚》
如果说玉笥山屈子祠里那株300多年桂花树的香气像屈原的气质，那么，我想在祠内随处可见的那些笔直挺立的棕榈树更像三闾大夫不屈的风骨。
中国文人之风骨，最早始于屈原，他是第一个敢于问责当朝帝王的文人。
他的《离骚》通篇激烈，一唱三叹跌宕起伏，天上地下、人神共吟地问责着帝王不说，还对美政有着执拗般的追求，容不得半点瑕疵，这让与他同代的楚怀王、楚顷襄王很是头痛。
屈原与后世多数文人最大不同处，是他有着刚健清澈的一面，始终保持着人格独立，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以帝王的师友自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帝王，对帝王展开畅快淋漓的揭露和问责。在《离骚》中，他责备帝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之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党人即小人，灵修乃帝王。问责帝王的反复无常，岂不把帝王与小人等量齐观？这放在历朝历代都是欺君犯上之罪的。但耿直的屈原却毫不恐惧，随时挑战着帝王的权威，难怪后世的班固、颜之推站在帝王的立场批评他“露才扬己，数责怀王”和“显暴君过”。言下之意是，帝王即使有过错，也不应责备，更不能暴露给天下人看。班超、颜之推二人之所以指责屈原犯上，是他们自身所处环境所致。因为在他们各自的朝代里是不能犯上的，故很难理解先秦文人的内心世界。 楚地对神灵的崇拜由来已久，神祇的力量抵达每个人。在人们心目中，有一些道理和原则是超越帝王权力的，是他们必须去坚持，而帝王也必须去遵守的。在这些道理和原则面前，帝王和他们都是平等的。所以，他们在权力面前从不唯唯诺诺。
屈原虽然不是王，地位没有王高，但“天地人神于一身”的他却可以对楚怀王说：来吾导夫先路——讓我来引导你的道路。
在那时，君权还未高于神权，屈原在诗中激烈地批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也未见被施以“文字狱”。而自秦汉后，文人就只能战战兢兢地具官待问，失去批判的权利了。
文人发牢骚，源头是屈原的《离骚》，屈原是最早开出这一生命之花的文人。也可以说，文人与帝王的爱恨交织的关系，由屈原作了开端，后继者绵绵不绝：司马迁、杜甫、苏轼、李贽、曹雪芹、龚自珍……一代又一代有风骨的文人都经历了大苦大难。
那么，是什么给正直、理想主义的中国文人带来了如此多的苦难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封建专制制度。专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君权高于神权。自秦汉以来，帝王通过“君权神授”降低分裂并控制神权，把君权凌驾于神权之上，使神权逐渐失去权威再不能发挥影响力。这样一来，文人就失去了“天地人神”的光环，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零配件，从此注定了他们的依附和从属的命运，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了。
其实，对于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只是暂时的，唯有闪烁着的睿智，活跃着的思想，流露着才华的作品，才是永恒的。这也是屈原之后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煕、乾隆这些帝王的原因。不过，这总让我感觉有些类似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
只有站在源头的屈原与众不同，他远离了对“怨悱而不乱”的恪守，走向了另一种惨烈，纵身一跃，融入清澈的汨罗江……从此，每年的这一天，人们用划龙舟吃粽子的形式来纪念这位诗人。在中国，一个文人的忌日，能成为举国上下的传统节日，而三百多个帝王，他们活着的时候作威作福，却没有办法能在死后享受这永远的殊荣。
为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屈原，已成为被历代文人视为地标的崇高的树——2300多年来，行走在旷野中的文人们，凭借他，一路寻找着自己的家园！
屈子祠内，就有一棵高耸挺拔的棕榈树。
三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卜居》
从屈子祠出来，去屈原碑林时，我的脚步惊起了在天问坛下觅食的一群鸟雀，它们从草地上纷飞，倏地消失在玉笥山中，仿佛它们从未来过——这些飞散的觅食者，是不是从历史烟尘中一闪而过的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们？
只余下屈原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天问坛上，站在他用全部生命创作的二十六篇诗文的墨香里，仰望着永恒的苍天，给后世文人们出了一道千古难题：是应当从政还是远离官场？
从政，需要放下文人的操守与固有品德，还有可能水土不服，遭到排挤和讥笑，或许还会死无葬身之地。不从政不经历苦难，胸中积淀不起喷薄欲出的创作激情，就可能永远生活在象牙塔里，看不到龌龊的社会现实，只会风花雪月，终生写不出感天动地、荡气回肠的篇章。
文人，你究竟何去何从？
这道难题，最终使后世文人出现了分野。我梳理了一下，大致分为：屈原一脉，进退一支，帮闲一类。
屈原一脉，平时参与政务，忧心社稷与民生，是人臣;当他们拿起如椽之笔后，则是驾驭文字令鬼神泣的“帝王”。
一旦时代将文人逼到了绝境，也就驱使着其文学生命力走向巅峰。他们笔下所喷发出的炽热文字，无论是呼号呐喊，还是浅吟低唱，都会逼近前所未有的强度与高度，此时此刻他们已成为用文字排兵布阵的强大“帝王”，以生命的冲决与奔突同严酷的时代进行抗争：《离骚》问责着楚怀王，《史记》审判着汉武帝，《广陵散》嘲笑着司马昭……这些不朽的作品爆发出惊人的亮度，把历史的长空照得通明。
因为，思想从来就有自己的地盘，不该是权力的附庸。
这一文脉，不屈从，不献媚，有担当，有风骨，流淌着热血——文脉就是血脉，帝王权谋可以伤害他，却无法控制他！
进退一支，则给自己在现实中找到了“退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支想明白了，人生必然有进有退，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退裕如，穷达皆乐，既然政治功业无法成为终极理想，那么就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这一支注定不会成为汲汲奔走钻营腐败的官吏，不会为了一顶官帽而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在掌权者面前不献媚无奴相，在有钱人面前不卑下无媚态。
这一支，帝王权谋一时伤害不了他，但并非没有办法控制他。只要其诗文一不小心，也会遭到“文字狱”的无妄之灾。于是，他们在吟诗作文时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不得不用隐喻、借代、曲笔来躲避悬在头顶上那把滴血的屠刀。可灵魂一旦被戴上了紧箍咒，也就很难写出传世佳作了。
帮闲一类，是“只为帝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的奴才。这些出卖灵魂的小丑在文坛上从未断绝过，其奴性十足的诗文更是无耻之极，不堪入目。小丑一日不绝，此类文章就会一直泛滥下去。
细细思来，后两者仍繁衍不息，惟屈原一脉已近断流。屈子祠有联云：哀郢夫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怀沙沉此地两千年后唯有滩声似旧时。
我一个人站在汨罗江畔，听那滩声依旧，猎猎江风过处，隐见江中伫立着那位戴着高高楚冠的孤独诗人。他在此出的那道难题，至今无人能解。
在通往独醒亭的路旁，有镌刻“正道直行”四字的巨石，但却少见有人朝这个方向行走——2300多年来，屈原依然寂寞。
端午节快到了，愿魂兮归来！
毕竟已2300多年了，他一直在远处神秘而郁悒着……
“到汨罗江去寻找吧，那是他在着的河流。”有个声音从《楚辞》里传来，我仿佛看到，在远处那片水域里，他戴着高高的楚冠，身披白芷的裳、秋兰的佩，衣裾翩然，正与每一位走近的人唱和，贾谊、司马迁、杜甫、韩愈、柳宗元、朱熹、王陽明……很多人来过，河泊潭，脚印一叠叠。
于是，我循着他曾经出使齐国的前路追寻而来……
一
船容与而不进兮，
淹回水而凝滞。
——《涉江》
怀着朝圣般的心情，靠近，靠近，靠近汨罗江……
一路上总想象着他的样子，期盼着与他的相见，可江上氤氲着很大的雾气，越近雾越重，除了自己，四周全是雾，什么也看不清楚
在雾中，我试图倾听那条和屈原一道载入史册的河流，可江水无言;我试图寻找屈原最后定居的玉笥山，可远山如烟;我试图触摸身边的一草一木，可屈原所爱的兰芷、女贞、橘树、菖蒲、桂花等仍隐在《楚辞》里——眼前的这条中国文学伟大源头的长河愈发神秘了。
“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迷惘中，隐隐听到屈原在江边长叹：过去了的已不能追及，将要来的也难以知闻。
霎时间，苍苍山水迎面而来，雾气退向两侧，我开始看到了具体的景物，看到了一些清晰的神色……
汨罗江，这条从历史中奔流而来清澈孤傲天下不二的河流，已被放逐在此的屈原注满浓浓诗情：栽下了九顷的春兰、百亩的秋蕙，种植了留夷和揭车，还有菖蒲、女贞、桂花、杜衡和香芷，花香凝成了穿越时空的文学百花园，从先秦一直繁茂到如今。
现在，他曾经咏吟过、抚摸过的这些花木大多仍能寻觅到：雾气散去的江畔，有一丛丛墨绿纤细的植物，叶间蕴含着端庄与神秘的气度，它们是菖蒲，到了端午时节，它们渐已长高的叶子将被附近的村民采摘去，悬挂在门楣之上，祭奠远逝的那个不屈的灵魂;屈子祠里，一株树龄300多年芳香四溢的桂花，素雅高贵，清新脱俗，独压群芳;在玉笥山的蜿蜒小径上有清香的女贞，簇满了洁白的小花，一如屈原笔下的美人;望江台外的江堤上，一棵粗大的香樟树正向江面上伸展着枝繁叶茂的浓阴，树下江水滔滔……这山野之地，每一株花木都仿佛受到了屈原的熏染，以植物的语言从《离骚》中一路呐喊而来。
这清澈的汨罗江是诗人呐喊的源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开端性的诗人。屈原所处的，不仅是诸侯争霸战乱纷纷的年代，更是中国贵族传统中断前最后的一段美好时光，他作为中国贵族时代的一位文人，第一个发出了贵族文人清醒的声音！
《天问》中，他的一百七十多个发问，是上层与底层、民间与庙堂的共鸣，每一句都抒写着这个贵族文人灵魂的颜色。他的追问和因追问而展开的广阔视野在当时无人企及，这种敢于问天的品格后人也不复望其项背，他以这清澈的品格站在了文学长河的源头之上！
自此后，这种文化品格在历史长河中便渐渐有了差别：屈原所站立的源头——先秦清澈见底，香草兰芷芬芳，保持着“皓皓之白”。
源头这一文脉，是汨罗江上的梦。这样的梦一般人做不出来，只有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并代代传下去：贾谊的汨罗江是《过秦论》，司马迁的汨罗江是《史记》，嵇康的汨罗江是《广陵散》，杜甫的汨罗江是《三吏》《三别》，苏轼的汨罗江是《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鲁迅的汨罗江是《呐喊》……这一文脉在高贵中挣扎，在挣扎中高贵，并以心有灵犀的默契和不可言传的意会，一直世代坚守和承传着。
屈原投江的河伯潭，历代都有文人前来凭吊，他的惊天一跃，让后人从此记住了这条江——这条属于诗人的江。
在这片水域，浩渺江湾，是他宽广的胸怀;清澈江水，是他高贵的品格;岸边的兰芷，是他美丽的衣饰;连垂钓者钓起的也是他不朽的诗篇……诗人选择了汨罗江，长江、汉水、沅水、溆水都失去了成为一条诗人之河的殊荣，都只能向汨罗江汇流它们的敬意。
诗人以肉体的沉溺，换来精神的升华。
我感到，他并没有走远，就立在这汨罗江之上，目光如江水清澈，美髯如远山疏朗，任凭雨侵风蚀2300多年，都不曾改变！
二
怨灵修之浩荡兮，
终不察夫民心。
——《离骚》
如果说玉笥山屈子祠里那株300多年桂花树的香气像屈原的气质，那么，我想在祠内随处可见的那些笔直挺立的棕榈树更像三闾大夫不屈的风骨。
中国文人之风骨，最早始于屈原，他是第一个敢于问责当朝帝王的文人。
他的《离骚》通篇激烈，一唱三叹跌宕起伏，天上地下、人神共吟地问责着帝王不说，还对美政有着执拗般的追求，容不得半点瑕疵，这让与他同代的楚怀王、楚顷襄王很是头痛。
屈原与后世多数文人最大不同处，是他有着刚健清澈的一面，始终保持着人格独立，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以帝王的师友自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帝王，对帝王展开畅快淋漓的揭露和问责。在《离骚》中，他责备帝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之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党人即小人，灵修乃帝王。问责帝王的反复无常，岂不把帝王与小人等量齐观？这放在历朝历代都是欺君犯上之罪的。但耿直的屈原却毫不恐惧，随时挑战着帝王的权威，难怪后世的班固、颜之推站在帝王的立场批评他“露才扬己，数责怀王”和“显暴君过”。言下之意是，帝王即使有过错，也不应责备，更不能暴露给天下人看。班超、颜之推二人之所以指责屈原犯上，是他们自身所处环境所致。因为在他们各自的朝代里是不能犯上的，故很难理解先秦文人的内心世界。 楚地对神灵的崇拜由来已久，神祇的力量抵达每个人。在人们心目中，有一些道理和原则是超越帝王权力的，是他们必须去坚持，而帝王也必须去遵守的。在这些道理和原则面前，帝王和他们都是平等的。所以，他们在权力面前从不唯唯诺诺。
屈原虽然不是王，地位没有王高，但“天地人神于一身”的他却可以对楚怀王说：来吾导夫先路——讓我来引导你的道路。
在那时，君权还未高于神权，屈原在诗中激烈地批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也未见被施以“文字狱”。而自秦汉后，文人就只能战战兢兢地具官待问，失去批判的权利了。
文人发牢骚，源头是屈原的《离骚》，屈原是最早开出这一生命之花的文人。也可以说，文人与帝王的爱恨交织的关系，由屈原作了开端，后继者绵绵不绝：司马迁、杜甫、苏轼、李贽、曹雪芹、龚自珍……一代又一代有风骨的文人都经历了大苦大难。
那么，是什么给正直、理想主义的中国文人带来了如此多的苦难呢？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封建专制制度。专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君权高于神权。自秦汉以来，帝王通过“君权神授”降低分裂并控制神权，把君权凌驾于神权之上，使神权逐渐失去权威再不能发挥影响力。这样一来，文人就失去了“天地人神”的光环，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零配件，从此注定了他们的依附和从属的命运，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了。
其实，对于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只是暂时的，唯有闪烁着的睿智，活跃着的思想，流露着才华的作品，才是永恒的。这也是屈原之后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煕、乾隆这些帝王的原因。不过，这总让我感觉有些类似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
只有站在源头的屈原与众不同，他远离了对“怨悱而不乱”的恪守，走向了另一种惨烈，纵身一跃，融入清澈的汨罗江……从此，每年的这一天，人们用划龙舟吃粽子的形式来纪念这位诗人。在中国，一个文人的忌日，能成为举国上下的传统节日，而三百多个帝王，他们活着的时候作威作福，却没有办法能在死后享受这永远的殊荣。
为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屈原，已成为被历代文人视为地标的崇高的树——2300多年来，行走在旷野中的文人们，凭借他，一路寻找着自己的家园！
屈子祠内，就有一棵高耸挺拔的棕榈树。
三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卜居》
从屈子祠出来，去屈原碑林时，我的脚步惊起了在天问坛下觅食的一群鸟雀，它们从草地上纷飞，倏地消失在玉笥山中，仿佛它们从未来过——这些飞散的觅食者，是不是从历史烟尘中一闪而过的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们？
只余下屈原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天问坛上，站在他用全部生命创作的二十六篇诗文的墨香里，仰望着永恒的苍天，给后世文人们出了一道千古难题：是应当从政还是远离官场？
从政，需要放下文人的操守与固有品德，还有可能水土不服，遭到排挤和讥笑，或许还会死无葬身之地。不从政不经历苦难，胸中积淀不起喷薄欲出的创作激情，就可能永远生活在象牙塔里，看不到龌龊的社会现实，只会风花雪月，终生写不出感天动地、荡气回肠的篇章。
文人，你究竟何去何从？
这道难题，最终使后世文人出现了分野。我梳理了一下，大致分为：屈原一脉，进退一支，帮闲一类。
屈原一脉，平时参与政务，忧心社稷与民生，是人臣;当他们拿起如椽之笔后，则是驾驭文字令鬼神泣的“帝王”。
一旦时代将文人逼到了绝境，也就驱使着其文学生命力走向巅峰。他们笔下所喷发出的炽热文字，无论是呼号呐喊，还是浅吟低唱，都会逼近前所未有的强度与高度，此时此刻他们已成为用文字排兵布阵的强大“帝王”，以生命的冲决与奔突同严酷的时代进行抗争：《离骚》问责着楚怀王，《史记》审判着汉武帝，《广陵散》嘲笑着司马昭……这些不朽的作品爆发出惊人的亮度，把历史的长空照得通明。
因为，思想从来就有自己的地盘，不该是权力的附庸。
这一文脉，不屈从，不献媚，有担当，有风骨，流淌着热血——文脉就是血脉，帝王权谋可以伤害他，却无法控制他！
进退一支，则给自己在现实中找到了“退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支想明白了，人生必然有进有退，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退裕如，穷达皆乐，既然政治功业无法成为终极理想，那么就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这一支注定不会成为汲汲奔走钻营腐败的官吏，不会为了一顶官帽而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有自己坚守的底线，在掌权者面前不献媚无奴相，在有钱人面前不卑下无媚态。
这一支，帝王权谋一时伤害不了他，但并非没有办法控制他。只要其诗文一不小心，也会遭到“文字狱”的无妄之灾。于是，他们在吟诗作文时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不得不用隐喻、借代、曲笔来躲避悬在头顶上那把滴血的屠刀。可灵魂一旦被戴上了紧箍咒，也就很难写出传世佳作了。
帮闲一类，是“只为帝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的奴才。这些出卖灵魂的小丑在文坛上从未断绝过，其奴性十足的诗文更是无耻之极，不堪入目。小丑一日不绝，此类文章就会一直泛滥下去。
细细思来，后两者仍繁衍不息，惟屈原一脉已近断流。屈子祠有联云：哀郢夫孤忠三百篇中独宗变雅开新格，怀沙沉此地两千年后唯有滩声似旧时。
我一个人站在汨罗江畔，听那滩声依旧，猎猎江风过处，隐见江中伫立着那位戴着高高楚冠的孤独诗人。他在此出的那道难题，至今无人能解。
在通往独醒亭的路旁，有镌刻“正道直行”四字的巨石，但却少见有人朝这个方向行走——2300多年来，屈原依然寂寞。
端午节快到了，愿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