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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太宗取当世之才而治天下，其人才观主要表现在求贤若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赏罚严明方面。
关键词：唐太宗；求贤若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赏罚严明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以皇帝为君主的名号，形成了一套皇帝制度。[1]皇帝制度内涵很多，包括很多方面，如朝参制度、后宫制度、太子制度等。皇帝制度是以皇帝为中心，与皇权有关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唐太宗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其在位期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国力强盛。唐太宗统治期间之所以成绩显赫，原因有多方面，其人才观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1 求贤若渴
任何人想以个人的体力与智力来把握和处理一切问题是不太现实的。而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所面对的事情更为复杂多变。唐太宗认识了这一点，他认为人才对江山社稷非常重要，其在《帝范》中写道“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2]
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政治”，[3]“致安之本，惟在得人”，[3]所以非常重才，求贤若渴。并且下诏求贤：贞观十一年四月，采访孝悌儒术等诏；贞观十五年，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贞观十八年二月，荐举贤能诏；贞观二十一年六月，搜访才能诏。[4]例如，唐太宗下诏曰“联遐观前载，历选列辟，莫不贵此得人。崇兹多士，犹股肱之佐元首，譬舟楫之济巨川。若夫构大厦者，采众材于山岳。善为国者，求异人于管库。……是知得士则昌，失人则乱。……”[4]
太宗对侍臣曾说过：“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2 知人善任
2.1 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完成了《帝范》，其在书中指出要“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并列举“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2]阐述了选贤任能“不拘一格”的重要意义。
《旧唐书》有一段对唐太宗的描述，“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均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5]赞扬了唐太宗的唯才是举，公正用人。
魏征的使用，是唐太宗用人的一个典范。武徳末，魏征为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暗中互相倾夺皇位，常劝太子建成早作打算。太宗杀了隐太子后，召魏征责问其为何离间他们兄弟。魏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肃然起敬，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3]可见唐太宗心胸宽广，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2.2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贞观二年，唐太宗令右仆射封德彝举贤，但封德彝却未尝有所推荐。太宗责问他时，他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听后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3]
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要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贞观二年，唐太宗的大臣王珪与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同知国政，尝因侍宴。太宗让王珪品评一下每个人，王珪回答道：“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王珪回答道：“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3]太宗很赞同他的话。其在用人方面做到了舍短取长，知人善任。
贞观五年，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马周为中郎将常何陈便宜二十余事，符合太宗心意。太宗知道是常何家客马周提出的意见后，“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交谈后，太宗很高兴，授予其监察御史之职。“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并且处理事情平和公允。[3]可见，太宗用人如器，知人善任。
2.3 用人不疑，诚心待士
唐太宗明于知人，善于用人，并且在任用贤人时可以做到用人不疑，诚心待士。
寻相叛乱，诸将怀疑敬德（尉迟恭）也将叛乱，囚之。行台左仆射曲突通、尚书殷开山曰：“敬德慓敢，今执之，猜贰已结，不即杀，后悔无及也。”李世民不赞同，释之，引见卧内，曰：“丈夫以气相许，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终不以谗害良士。”因赐之金，曰：“必欲去，以为汝资。”是日猎榆窠，碰上世充将兵数万来战，敬德保护了李世民。杀出包围后，敬德率兵还战，大败之。王顾曰：“比众人意公必叛，我独保无它，何相报速邪？”赐金银一箧。[6]
萧瑀尝称：“玄龄以下同中书门下内臣，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向太宗奏云：“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太宗回答萧瑀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数日谓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备，自当舍其短而用其长。朕虽才谢聪明，不应顿迷臧否。”[5]
有次李勣生病，验方说须灰可以治疗，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李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而太宗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3]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思想下，身为皇帝的太宗愿意剪须和药，可见其待士之诚。
3 从谏如流
3.1 求谏
唐太宗评价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所以“多疑于物”，“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而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此命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3] 太宗威容俨肃，百官进见，都失其举措。太宗知道大家这样，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王公大臣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3]
唐太宗积极倡导，谏诤蔚然成风。“一时之臣，非特大臣能谏，小臣如皇甫德参无不谏也；非特内臣能谏，外臣如李大亮无不谏也；非特文臣能谏，武臣如尉迟敬德亦无不谏也；非特廷臣能谏，宫妾如充容徐惠亦无不谏也。贤臣而能谏，固也，佞臣如裴矩亦谏焉；中国之臣能谏，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谏焉。”[3]
魏征以直谏著称，曾提到过敢于直谏的原因，“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3]魏征去世后，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并且亲自为其制碑文。太宗后尝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3]
3.2 从谏
唐太宗鼓励群臣进谏，并且“悦以从谏”。而要做到纳谏也是很难的，“非惟能容人之谏，又导人而使之谏；非惟不怒人之谏，又裳人而使之谏。”[3]唐太宗做到了这些，如贞观四年，唐太宗诏令征发兵卒修洛阳的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规谏，张玄素说这个过失将超过隋炀帝。太宗听了没有生气，反而问玄素：“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上表，洛阳实亦未宜修造，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五百匹。”[3]
4 赏罚严明
唐太宗非常注重赏罚的尺度，他认为只有赏罚严明才能更好地用人，做到“人尽其才”。其在用人治事中，对各级官吏严格考察、赏罚严明。为此，太宗设立了专门的考功机构，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功标准，以此作为监察官吏的尺度。[7]
唐太宗取得政权后，按照功劳的大小，封赏功臣，并对诸功臣说：“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自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神通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对此，太宗解释说：“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纵推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耳。”[5]可见唐太宗奖赏明确，不偏以私。
太宗客观公正的进行赏罚。如对于忠臣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和肯定。在宫廷斗争中，萧瑀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太宗曰：“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因此赐萧瑀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5]其中也不无感激之情。
5 结语
唐太宗的人才观对我们当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学习唐太宗求贤若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赏罚严明的人才观。“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我们要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参考文献：
[1]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385.
[2] 唐太宗.帝范（卷一，求贤第三）[M].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刊本.
[3] 吴兢（唐）.二十五别史·贞观政要[M].姜涛，点校.齐鲁书社，2000：230，101，36-37，40，50-52，47，16，63-64.
[4]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百零二，举荐上）[M].商务印书馆，1959：518-519.
[5] 刘昫（后晋） ，等.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63，2402-2403，2341.
[6] 欧阳修（宋） ，宋祁.新唐书（卷八十九）[M].中华书局，1975：3752.
[7] 王志胜.从“贞观之治”剖析唐太宗的用人之道[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02）：68.
作者简介：彭阿娟（1989—），女，江苏盐城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制度史。
关键词：唐太宗；求贤若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赏罚严明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以皇帝为君主的名号，形成了一套皇帝制度。[1]皇帝制度内涵很多，包括很多方面，如朝参制度、后宫制度、太子制度等。皇帝制度是以皇帝为中心，与皇权有关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唐太宗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其在位期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国力强盛。唐太宗统治期间之所以成绩显赫，原因有多方面，其人才观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1 求贤若渴
任何人想以个人的体力与智力来把握和处理一切问题是不太现实的。而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所面对的事情更为复杂多变。唐太宗认识了这一点，他认为人才对江山社稷非常重要，其在《帝范》中写道“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2]
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政治”，[3]“致安之本，惟在得人”，[3]所以非常重才，求贤若渴。并且下诏求贤：贞观十一年四月，采访孝悌儒术等诏；贞观十五年，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贞观十八年二月，荐举贤能诏；贞观二十一年六月，搜访才能诏。[4]例如，唐太宗下诏曰“联遐观前载，历选列辟，莫不贵此得人。崇兹多士，犹股肱之佐元首，譬舟楫之济巨川。若夫构大厦者，采众材于山岳。善为国者，求异人于管库。……是知得士则昌，失人则乱。……”[4]
太宗对侍臣曾说过：“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2 知人善任
2.1 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完成了《帝范》，其在书中指出要“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并列举“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2]阐述了选贤任能“不拘一格”的重要意义。
《旧唐书》有一段对唐太宗的描述，“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均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5]赞扬了唐太宗的唯才是举，公正用人。
魏征的使用，是唐太宗用人的一个典范。武徳末，魏征为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暗中互相倾夺皇位，常劝太子建成早作打算。太宗杀了隐太子后，召魏征责问其为何离间他们兄弟。魏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肃然起敬，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3]可见唐太宗心胸宽广，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2.2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贞观二年，唐太宗令右仆射封德彝举贤，但封德彝却未尝有所推荐。太宗责问他时，他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听后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3]
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要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贞观二年，唐太宗的大臣王珪与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同知国政，尝因侍宴。太宗让王珪品评一下每个人，王珪回答道：“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王珪回答道：“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3]太宗很赞同他的话。其在用人方面做到了舍短取长，知人善任。
贞观五年，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马周为中郎将常何陈便宜二十余事，符合太宗心意。太宗知道是常何家客马周提出的意见后，“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交谈后，太宗很高兴，授予其监察御史之职。“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并且处理事情平和公允。[3]可见，太宗用人如器，知人善任。
2.3 用人不疑，诚心待士
唐太宗明于知人，善于用人，并且在任用贤人时可以做到用人不疑，诚心待士。
寻相叛乱，诸将怀疑敬德（尉迟恭）也将叛乱，囚之。行台左仆射曲突通、尚书殷开山曰：“敬德慓敢，今执之，猜贰已结，不即杀，后悔无及也。”李世民不赞同，释之，引见卧内，曰：“丈夫以气相许，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终不以谗害良士。”因赐之金，曰：“必欲去，以为汝资。”是日猎榆窠，碰上世充将兵数万来战，敬德保护了李世民。杀出包围后，敬德率兵还战，大败之。王顾曰：“比众人意公必叛，我独保无它，何相报速邪？”赐金银一箧。[6]
萧瑀尝称：“玄龄以下同中书门下内臣，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向太宗奏云：“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太宗回答萧瑀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数日谓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备，自当舍其短而用其长。朕虽才谢聪明，不应顿迷臧否。”[5]
有次李勣生病，验方说须灰可以治疗，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李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而太宗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3]在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思想下，身为皇帝的太宗愿意剪须和药，可见其待士之诚。
3 从谏如流
3.1 求谏
唐太宗评价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所以“多疑于物”，“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而唐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此命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3] 太宗威容俨肃，百官进见，都失其举措。太宗知道大家这样，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王公大臣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3]
唐太宗积极倡导，谏诤蔚然成风。“一时之臣，非特大臣能谏，小臣如皇甫德参无不谏也；非特内臣能谏，外臣如李大亮无不谏也；非特文臣能谏，武臣如尉迟敬德亦无不谏也；非特廷臣能谏，宫妾如充容徐惠亦无不谏也。贤臣而能谏，固也，佞臣如裴矩亦谏焉；中国之臣能谏，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谏焉。”[3]
魏征以直谏著称，曾提到过敢于直谏的原因，“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3]魏征去世后，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并且亲自为其制碑文。太宗后尝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3]
3.2 从谏
唐太宗鼓励群臣进谏，并且“悦以从谏”。而要做到纳谏也是很难的，“非惟能容人之谏，又导人而使之谏；非惟不怒人之谏，又裳人而使之谏。”[3]唐太宗做到了这些，如贞观四年，唐太宗诏令征发兵卒修洛阳的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规谏，张玄素说这个过失将超过隋炀帝。太宗听了没有生气，反而问玄素：“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今玄素上表，洛阳实亦未宜修造，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五百匹。”[3]
4 赏罚严明
唐太宗非常注重赏罚的尺度，他认为只有赏罚严明才能更好地用人，做到“人尽其才”。其在用人治事中，对各级官吏严格考察、赏罚严明。为此，太宗设立了专门的考功机构，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功标准，以此作为监察官吏的尺度。[7]
唐太宗取得政权后，按照功劳的大小，封赏功臣，并对诸功臣说：“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自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神通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对此，太宗解释说：“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纵推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耳。”[5]可见唐太宗奖赏明确，不偏以私。
太宗客观公正的进行赏罚。如对于忠臣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和肯定。在宫廷斗争中，萧瑀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太宗曰：“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因此赐萧瑀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5]其中也不无感激之情。
5 结语
唐太宗的人才观对我们当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学习唐太宗求贤若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赏罚严明的人才观。“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我们要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参考文献：
[1]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385.
[2] 唐太宗.帝范（卷一，求贤第三）[M].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刊本.
[3] 吴兢（唐）.二十五别史·贞观政要[M].姜涛，点校.齐鲁书社，2000：230，101，36-37，40，50-52，47，16，63-64.
[4]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百零二，举荐上）[M].商务印书馆，1959：518-519.
[5] 刘昫（后晋） ，等.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63，2402-2403，2341.
[6] 欧阳修（宋） ，宋祁.新唐书（卷八十九）[M].中华书局，1975：3752.
[7] 王志胜.从“贞观之治”剖析唐太宗的用人之道[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02）：68.
作者简介：彭阿娟（1989—），女，江苏盐城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