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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写作和所学专业非要连接在一起的想法，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自从我知道世上有写作这回事以来，就在潜意识里认为写作是每个人的权利，就像吃饭、喝水、上厕所一样，是一项人的基本权利。时至今日，我持之以恒地写作了十来年，还专门系统读了各种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可我仍旧是这么想的，也每每在不同的场合宣讲。表面上看，我似乎是在励志，其实只不过表达着我对写作的那份感恩之情。这种心情就像是那种获得过上帝福泽的虔诚信徒，愿意把上帝的福音传布给更多的人。
我对写作的认识是从写日记开始的。就像是原始人发明了结绳记事，我发现了文字可以补充脆弱的记忆。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放寒暑假前，语文老师经常布置的一项作业便是写日记。那会儿可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那会儿是玩耍的狂欢节，几个人围着一堆建筑用的沙子，也能玩上整整一下午。在沙堆里掏洞，或是建造城堡，然后临走的时候，又把辛辛苦苦堆成的城堡踏得粉碎，心中居然还会有一种诡异的快乐。（后来读历史，据说古罗马暴君尼禄烧了罗马城，只为欣赏火光，想起摧毁沙堡的往事，似乎也能有点儿理解。）总而言之，放假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想起老师们的竹竿，害怕得要命。嗯，那时候的老师都会打人，家人和学生都觉得特别正常。因此，在极度的惊恐之中，我一两天写完了一个月的日记，这自然充分锻炼了我的虚构能力。在日记中，我是个爱学习爱劳动的好孩子，从来不玩沙堆，只做好人好事，度过了一个无比充实的假期。当然，绝非全然虚构，那样的虚构有时让自己也觉得荒唐，便想起那些难忘的玩耍经历，忍不住也写一些出来。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纯然快乐的，仿佛把欢乐的时光温习了一遍，同时，又以文字为载体，保存了下来。
这种重温欢乐的写作，让我迷恋，于是，我的日记逐渐少了那些虚构的好事，多了一些好玩的趣事。从那时起，写日记成了我的一个爱好。当然，我没能做到天天都写，但一个星期总会写上一两篇。当然，我应该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每天都写日记，而且还会写满满的一页。我有时也会好奇他到底记了些什么，但我又很怕去看，觉得那是另外一个我不了解的世界，我不想贸然进入。因此，我从未偷看过父亲的日记。
在一篇谈写作和不同学科背景的文章中，我大谈写日记， 并非是跑偏了，而是蕴含着我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写作与个体生命意识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我猜测，写作极有可能是一种人类的本能。这个本能的开掘，暂时还没有一门可以教学的课程可以与之顺利衔接，不如说，这个本能的成长、达成有赖于生命的内在发展与外在际遇，在合适的时机，这个本能便可以成为最轻便却也是最直接的工具，接续和转化心灵所承载、分泌的一切。写日记只是这种本能的一种自然表现罢了。我们写日记，其实并没有设定阅读对象，但我们依然在其中倾诉，仿佛有自己以外的什么意识可以聆听到自己倾诉的这一切。如果这个本能在人幼年时得以引导，是很可能会保持一生。当然，这个本能如果一直没被唤醒，那就和人类的其他许多本能一样，沉睡在深海一般的潜意识中了。
因此，我大胆揣测，写作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独立的精神现象，它的种子与具体的学科学习没有关系。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它的生长却一点也离不开各种学科的学习。
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和其他人一样，保持着对于自然世界的极大兴趣。通过学习之后，我被告知，各种奇妙的自然现象，比如风雨雷电，其背后居然都有着规律可以解释，这是我在意识懵懂阶段经历的第一件极为震惊的事情。这种震惊引发了我极致的兴趣，我拆解了全部的玩具，玩具内部的齿轮聚合正如大自然背后的规律一般，看着这支离破碎却犹如神谕般的“规律”，可以享受到创世般的快乐。这种兴趣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成长，一直到青春期的结束。成为一名科学家因此也成了我理所当然的人生理想。在我阅读科学家传记的时候，也发现了许多科学家有着动人的文采。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它们的行文几乎没有花哨的修辞，只因积年累月的思考，让许多段落沉淀着浓郁的哲思。就像爱因斯坦说的：“在科学思维中，永远存在着诗歌的因素。”那么，不得不提到薛定谔（大家都知道他提出的物理模型：薛定谔的猫），这个量子力学的奠基者，竟然出版过诗集，有着媲美职业诗人的才华。
所以，当时的我认为，文学是完全靠天分的，是不需要接受教育的。我可以完全投入到科学家的梦想中去，而文学和写作这回事则可以一直当成爱好保持下去。整个中学时代，我的确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相对不错的平衡。我在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取得了名次，也在作文课上时常入选范文，并且还有余暇创办了学校里一份完全由学生编辑的报纸。物理老师和语文老师都对我青眼有加。几年后，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我考入了中山大学物理系，我以为真正开展研究的好日子更是要开始了。
但是，半个月后，我就苦不堪言。我发现我对高等数学完全没有感觉，看着没有了数字、只剩下一堆符号在页面上变幻来、变幻去，有一种极度空虚的感觉，甚至开始怀疑，那些公式和这个具体实在的世界是真的有关的吗？这是学业上的困境。还有另外一方面，我独自从西北来到广东，从气候、语言到饮食，感到了各种不适，那种青春的敏感自然会把这些东西给放大，从而造成了一张孤独的大网。我必须承认，在那之前，我可从来没有一个人独自生活过，我没有住过校，每天中午都会回家吃饭、午休，再骑着自行车去学校。可现在，我被丢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异质的地方。
是的，不得不说，还有那空旷而寂寥的环境。那一年，2000年，正好是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建成的第一年，所有的本科生都必须前往珠海校区，在那里读完大一大二后，再返回广州的老校区。因此，我们这批人被忽然从刻板的高中生活中拽出来，放在那样一座自由而开放的舞台上，大家都懵了。这是大学生活么？和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完全不同嘛。我曾经无比着迷的世界规律与本质，在这种处境下，似乎变得和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这是让我最为惊恐的一件事。我在中学时代，尤其是高三，玩了命地学习，就是抱定了一种信念，只要我考上了大学，那么我的生活就像是野马脱缰，来到了广阔的草原上，任我随意驰骋。我的科学家之梦更是触手可及。谁知道生活的真相竟然是如此残酷，我连跟自己的关系都没处理好，怎么去处理那些掌管世界规律的公式？或者说，即便我努力再去拼命学习那些公式，探究世界的规律，可我心中却忽然无端端生长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我在物理学上的努力，不仅对这个巨洞于事无补，反而还在扩大着这个巨洞，让这个扩张的巨洞随时都有可能把自己给吞噬掉。 這个时候，我发现阅读文学，似乎能修补那个正在扩张中的巨洞。因为在文学中，描写了太多的人生，让我在这个人生的转折时期可以作为某种镜像感到踏实。文学的亲戚：哲学，似乎味道也很好，其中箴言一般的句子有着宗教式的感染力。原本我思考的问题都是具体可感的，即便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也是在物理学的框架之内，各种实验和公式都是坚实的依靠。但这个时候，文学和哲学促发了我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我才意识到，那个扩张的巨洞原来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底，那种虚无是生命的阴影，就像事物不能摆脱阴影，虚无也是生命不可避免的阴影。
虚无的阴影之所以令人无比恐惧，更是因为它的根须是植根于那深渊一般的死亡峡谷。我很小的时候，大约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意识本身有一天是注定要消亡的，我感到了天旋地转般的恐惧和痛苦。那种无法理解这种消亡的心情，让我的眼睛几乎有了泪水。那应该是一个下午，父母都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百无聊赖地想到了这件事。从此，尽管我看上去和别的小朋友一样贪玩、无忧无虑，但实际上，我的心底已经有了一份挥之不去的沉重。当成年后离开熟悉的环境，置身完全陌生的境地，那个压抑的问题也伺机而动，因为我意识到，从此以后，在精神意义上，我都要一个人独自生活下去了，那条看不见的脐带被剪断了，那么我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找到意义。
但，找到意义，世间还有比这更难的事情吗？尽管从小长到大，从长辈到老师，从社会、媒体到各种教育机构，都对“意义”这回事给出了形形色色的答案。我不愿意去“解构”这些答案，说这些答案大部分是社会文化机制去建构和规训出来的（很可能是这样），我是愿意敞开心扉的，去相信他们的诚意，去接纳那些答案，可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那颗心，却是极为固执的。要让人的心去真正相信什么东西，实在是很难很难的。正如人不再谛听自己内心的时候，转而去相信什么东西却是很简单很简单的。
确实没有一门学科像哲学那样追问关于意义的这回事。文学自然也是追问的，但是文学的追问被覆盖在厚厚的故事、细节与生活表象之下，我们往往看不清那样的追问，或是追问也很容易被稀释，或是用表象来代替答案。但是，哲学便不然了，哲学得把追问暴露在白纸黑字上边，然后还得绞尽脑汁用正面的、但抽象、复杂的方式去回应追问。我坐在珠海校区的图书馆里，面朝着大海（据说那片海叫伶仃洋，油然而生一种悲壮的感觉），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读哲学。其间，还选了哲学史的课程来辅修，我终于不再独自摸索，而是进入了人类的智慧空间。
我发现“轴心时代”（雅思贝尔斯提出的）的哲学家们都对生命充满了纯真的热情，他们关于人生的诸多论述迄今看来依然引人深思。到了康德这样的哲学家那里，极度的抽象思辨让人难以进入，必须一手拿着解读的著作，一手拿着原著（也是翻译成汉语的），方能领略一二。因此，这么说起来，还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家更让人亲近。那些历史久远的古典哲人，他们在面对生死、世界等根本问题时，是无所畏惧的，死只是生的反面。这自然和他们那个时代宗教文化比较发达有关，而人类历史不断发展，技术理性也侵入到对生死的理解中，因而死亡的宗教色彩越来越弱化，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勇气也越来越少。在尼采那里，“上帝已死”带来的后果便是人间死亡的不可承受之重。他的心灵是那么强悍，提出“强力意志”，要为自己的生命塑造意义。因为他说：“受苦的无意义，而不是受苦本身，才是覆盖于人类之上的诅咒。”为生和死的苦难要以一己之力赋予意义，那该是一种怎样的不可能。意义的生成本来就是超越单个的存在的。个体的必死性与人类的永恒性归根结底还是两回事。尼采最后的发疯通常被解释为一种极致的孤独，但我总觉得那其实是他的思想走到了一种无解的绝境。而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的思想跟尼采相比，看似是虚弱的、被动的，却是实实在在励志的。我一读再读，那个推石上山再滚落的悲剧形象令我无法忘怀。渺小的个人终究成不了强有力的“超人”，他充其量只是一个苦役犯，但他本着把苦役进行到底的精神，完成了一种无限的反抗。加缪作为作家的思想，与纯粹的哲学家有了分野，他更加立足于个人的立场，充分理解人的处境，因而他的思想充满了生命力，他对历史局势的判断也因为如此而异常准确，超出了与他同时代的引领一代思想风潮的萨特。这也让我对文学的理解有了极大的升华，我更愿意从人及其处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让我觉得自己是站在日常生活的大地上来思考问题，而不是凭空虚蹈的。
我袒露了这么多心路历程，就是想说明，我终于发现文学才是自己心中所爱。当我有了这种想法，并努力争取到了一个大学生的文学奖之后，便开始了转系的行动。想转系，首先得面对的是理工学院这方面老师们的同意，我和当时的副院长吴申尚教授写信长谈，也许是我的认真恳切让他觉得应该认真对待这个学生，他也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说他求学与研究的历程，让我深为感动。他也对我提到高等数学的艰深，这让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高等数学过于艰难，转头去从事文学是为了避难？我至今自然也无法否定这样的因素，但是，这只是最表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还是上面所说的人生危机。我反复琢磨了数月，认定了文学是我可以甘心情愿用一生的时间去对待的事业，最重要的是，做这行我也不惧怕失败——只要写出来的东西能发表就好了。我不指望用文学混饭吃，我会和其他人一样找工作，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我想，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发表这回事还是可以做到的吧。我就怀抱着一腔热情，找了几个中文系的朋友商量，他们都表示支持，并且帮我把意愿传达给了系里的领导。消息终于传来，被拒绝了。其实这倒是不让我太过意外，让我意外的是理由：我们中文系比你们物理系好找工作，不要拉低了我们系的就业率。我传达了我的意思：我保证自己一定会找到工作，不会失业。但没人再听我微小的声音了。
中文系的其他朋友事后说：“我们也不大希望你能转来。”这更是让我惊诧莫名。他们说：“倒不是因为你来了会和我们抢工作，而是你这半中腰杀过来，逃过了百篇作文的磨难，我们心里太不平衡了。”我这才知道，写百篇作文，这是中文系的特色培养方法，是说到做到不打折扣的一百篇作文。我听后，倒吸一口凉气，反而庆幸自己没有一开始就进入中文系，如果写了一百篇作文出来，我自此一定会对写文章生厌。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是没有经受过小说这种虚构艺术的训练，会把自己的真实经验全部变成文字（能否称为文体意义上的“散文”都很难说，“散文”与“作文”岂能是一回事），因为那样最为便捷，也更加具有舒畅的快感。但是，人的经验是很奇妙的，在人的头脑中是一种没有形状的气态一般的存在，一旦形成文字，反而是将其锁定和窒息了。如果以后还想写作，但那轻盈的形态已经被书写（破坏）过了，便会不再想继续挖掘那块经验的内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有点儿像窖藏的白酒，一定要在记忆的密封罐里捂得时间越久越好，杂质沉淀了，而香气变得浓郁。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偏见，这种有些极端的训练方式，也许对一些人也是受用的。就像福克纳说的，有些人注定要成为作家，怎样的生活和经历都不能改变和阻止他。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遇见经受过一百篇作文洗礼后成长出来的作家。（话说回来，这个时代无论在哪儿，作家都如朱鹮这种珍奇鸟类一般罕见。） 既然如此，我把当时的人文学院逐个扫描了一遍，除了中文，还有历史、哲学、人类学，看看哪里才是我的去处。扫描的办法倒是很笨的，没有去找人询问，而是自己去图书馆找来相关图书来读，看看哪些符合自己的胃口。历史和哲学，我本身就是很喜欢的，人类学之前是一无所知。但奇妙的是，我读了人类学的书籍之后，激动得不得了，发现这正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学科一般。有理论：各种关于文化的理论，又不像哲学那样艰涩，不像历史那么遥远；有实践：人文学者一般都是坐在书房的椅子里思考问题的，可人类学要求你必须走出去，走向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之地，了解那里的人们，用他们的文化来反思主流的文化。我作为出生在大西北藏区（金银滩草原，西部歌王王洛宾写《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地方）的孩子，发现自己曾经所置身的边缘并非一无是处，甚至还包含着如此重大的学术内涵，怎么不令人激动呢？这类似于一种对于自己生命的再发现。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要去人类学系。况且，我已经发现有很多人类学家都有作家的才能，甚至还有精彩的文学作品。（想想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中写的：“去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我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可那个年头，转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个学院之间壁垒森严得很。于是，为了能把事情一口气说清楚，我只得分别写信给了校长、理工学院院长和人类学系主任，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极为不易），我终于顺利转系。拿到文件，看到0001号，内心百感交集。来到人类学系，人类学专业确实如我设想般对胃口，原本有些沮丧的大学生活变得充实丰富起来，写作方面的兴趣还在，但很明显，文化理论的研读让写下的文字变得深刻起来。通过了解人类的文化，也对写作这回事有了逐渐深入的思考。这纠正了我曾经对于文学的轻视，我以为这个行当只要有才华，都是可以混饭吃的。我从人类学的角度不经意地去打量文学，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滋养。我那会儿写诗，也想写点小说，但发现小说的难度还不仅仅在于修辞，更在于生活本身，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太宏大的题材于我当时来说大而无当，身边的校园题材我更是碰都不想碰，那些所谓的“青春小说”完全败坏了我对这类小说的兴趣。大学生在那些作者的笔下，幼稚得如同中学生一般，看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小说的人无法再接受那样的肤浅。我意識到，自己热爱文学的这颗心需要蛰伏下去，彻底蛰伏，哪怕遗落了都不可惜。那只能说明，自己并不具备写作的能力。
于是我沉浸在人类学的思考和学习之中，人类学研究异文化，期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忽然让我明白了海明威谈写作的话：“你总得想着别人”。我之前觉得，这和我写作的初衷是不符的，我之所以有写作的冲动，是因为我想表达自己，如果让我一天到晚都想着别人，那对我来说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学习人类学让我明白，他者的意义是多么重大：没有他者，何来自我？文学中经常会倡导人类精神共同体，像是英国诗人唐恩写的：“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但是，你从感性上模模糊糊地认同不代表你从理性上真正知晓。人类学的研究让我切实感受到我和其他人共享着同一套文化体系，当然，这套体系是有层次的，是地方化的，但是在根本处却是一样的。文化塑造着我们的心灵，也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在镜中只看到自己，如何能看到那些决定自己、比自己更广大的事物呢？那就是建构他者，获得来自他者目光的注视，以及与他者心灵的交谈。正如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一书中写道：“‘我―你’才是本质性的关系，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关系世界，才能带来真正的相遇和对话，带来超越和意义，带向对‘更高领域’的敞开，带来真正的自我实现。”从文化的反思与建构到个人精神主体性的反思与建构，人类学与文学实在是有太多相通的地方。
大三的时候，我们全部被拉去广东的东部山区进行田野考察。此前总以为广东是中国最富的省份，但没想到出了珠三角，还有许多贫困的山区。粤东地区的山民大多从福建迁来，在迁徙和定居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宗族，也保留了许多过去的文化细节。人类学考察和记者采访大不一样，特别忌讳走马观花，因此要大致选定自己所要了解的对象，反复去观察与交流；更重要的是，问题的意识要在日常的聊天中随时保持“在线状态”。因为人类学讲究的是以对象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文化，因此不能用太过刻意的问题去引导乃至扭曲他们。你得和他们慢慢聊天，从中甄别出文化的元素。一开始，他们以为我们是记者，还时时提防着我们，但后来发现我们问的问题都和拉家常一样，才放低了戒备。久而久之，连赌六合彩被警察追捕、逃到山里的事情都和我们说了。
我在那里的日子，看似无所谓嘻嘻哈哈的样子，实际上无比专心地在聊天，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相”这个词语所包蕴的那些林林总总的东西。每一个人像沉重的石头一样，是那么深地沉在文化的水中。石头的翻转会激起微弱的涟漪，而水流的波动可以轻易让石头滚动。那些平凡的人，我一直记得，他们因为长期喝茶，牙齿变得褐黄，他们笑的时候，牙齿就会暴露出来。他们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他们未必都去研究族谱，但他们都从祖辈那儿牢记自己家族是从哪里迁来的。因此，他们敬畏祠堂，他们赚到钱之后，祠堂也得到了复兴，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更紧密的认同感。这些人的生活，如果不是我前来研究，和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但是，我在了解他们生活的过程中，却总是觉得和自己是那么息息相关。我甚至会幻想，假如自己出生在这里，又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种对于生命的假设，对生命本身来说意味着很多，也许还涉及生命的本质。反过来想，我已经不可能出生在这里了，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我依然做出这样的假设，并按照相应的文化和生活逻辑，想象出我出生在这里的各种细节，从而推演出我的另一种命运。这不正是文学所要做的事情吗？田野调查之后，我写了篇人类学论文，关注的是国家主流文化对于乡村社区的控制与渗透。
转眼就要毕业了。尽管我特别有冲动去考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继续自己的“文化苦旅”，但对文学的热爱让我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我已经琢磨着摆脱了学校的体制之后，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干一番。于是，我的毕业论文变成了“四不像”（学术黑话叫“跨学科”），用人类学的视野研究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论及了人类学民族志的写法问题。我在潜意识里几乎完全把人类学和文学当成一回事了。人类学的有些教授自然对此不以为然，但好在，反正我也不是为了一个好分数才来转系学习的。 毕业后，一直想找一个能糊口却不忙的工作，因为必须腾出一部分时间来阅读和写作。我曾去一家动漫杂志社应聘，干了三天就受不了而辞职。此后，又和搞音乐的朋友一起做原创音乐，我们做的歌被彩铃商买去，得了几千元收益，就在我们摩拳擦掌聚集了一个三人组合准备正式进军乐坛之际，朋友的音乐公司因为人心各异（他们都是出来创业的大学生）忽然分崩离析了，朋友远走故乡，我也只能就此终止了成为一名“词人”的奋斗之路。我先后去一家学术刊物和出版社谋生，这倒是比较合适我的选择。这些辗转于时光风沙中的瘢痕，让我见识着社会与人生，领教着理想与贫穷，我的微薄收入只够我租住在校内的单身教师公寓，那白天也黑洞洞的筒子楼的楼道，那一层楼几十家公用一间的厕所和洗手池，那狭小却温馨的室内单间，像是一艘无望而漂流的夜航船。
在我非常迷茫的时候，我读到了库切的自传体小说《青春》，库切作为IBM的一名程序员，却怀抱着对文学的隐秘热爱，在情绪和生活中充满了与我相似的迷茫感受。在计算机程序员和库切后来的那些耀眼的小说之间，有什么隐秘的关联吗？当然，就内容而言，《青春》中有着文学理想的程序员的形象，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如果是一个有着文学理想的语文老师，似乎就会平淡许多。作为计算机程序员，一个离文艺很遥远的职业，恰恰具备这个世界的普遍性。那就是，大部分的人为了生活，其实都过着很不文艺的生活。但奇迹就在于，文艺的营养都是来自于不文艺的部分，如果文艺来自于某种“文艺生活”，那一定会带给人一种难以掩饰的做作的感觉。而且，我认为他曾经从事过程序员的工作，让他的小说都具备了更加强烈和鲜明的形式感。纵观库切的小说，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有着独特的结构，这让作家有效避免了自我重复以及自我厌弃。因此，库切最初给我的启示，不在具体的写作技巧上，而在于一种人生的态度。
我的写作在“创业失败”后才算是真正开始了。大学时代，写过许许多多的诗歌，但那些诗歌已经成为自我青春的见证，散佚了大半。大四的时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随笔《做乘法的凯尔泰斯》，只因听人说那是很好的杂志，只有作家张承志在大学时代在上边发表过文章，这引起了我的虚荣心，便跃跃欲试，不想还能交上好运。文章发表后，我便毕業离校了，我这才记得投稿时留的地址还是宿舍的，因此，每个周末我都会从校园西区走到东区（需要走半个小时），去宿管员那里看看信件。但印象中一直没能收到样刊，至于稿费，好像是收到了。但是，我所决心要创作的小说，只有一些不成系统的片段。
让我第一次领略到小说是怎么回事的，还是在那黑暗筒子楼里的黑暗经验。我终于体验到了人性的恶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回避自身所潜藏的恶，我的叙事在那种“斗争”的状态下找到了前行的动力。而一方面因为首次写那么长的文章（《非法入住》约有两万五千字），一方面由于需要作品和自己保持一种疏离感，所以我用了第二人称“你”来叙述，我觉得那个视角实在是非常符合我当时的心境。但也因此我被视为“先锋作家”，老实说，我一开始并没有那样的自觉意识，当然也读过文学史，读过余华、苏童、格非等作家的早期作品，那实在是先锋得很，而自己的小说离那样的先锋确实有不小的距离。说到这里，我又得庆幸一下自己没有一开始就读中文系了，如果那时开始做论文，研究“先锋”什么的，肯定会锁死自己之后的写作，总会想着“先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人类学的学习让我读小说时有种纯粹的读者视角，也就是希望故事好看，但又不止步于故事本身，渴望能有更深的意蕴。那便成了我的努力方向。《非法入住》写好的半年后，在《大家》杂志顺利发表，终于让我坚定了写作的道路。既然我一开始的目标只是“发表”，那么我此后所获得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奢侈。写作十几年，自然存在着对于“发表”这回事已经麻木的时刻，但“发表”作为一种路标始终让我保持着清醒：文学之路走得再远，奖项与版税再多，依然还得立足于“发表”。这其中蕴含着我对文学期刊编辑的巨大感激，在这个丧失了艺术与精神尺度的时代，他们依然是“尺度”的使者。因此，“发表”在我这里已经成为一种郑重的精神事件。
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专业背景的学习与个人的经验心得，仿佛写作之路非如此不可，其实这只是我这个人的路径罢了，如果其中有些地方能触动他人，在心灵的对话中促进了思想的生长与传播，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实，认识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码事，还是以我多年的经验来说，写作的时候越是忘记那些理论的东西，越是能获得自由。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平时大量的理论思考，写下的文字又不免苍白无力。这正好说明了在人类心灵的疆域上，理性与感性是怎样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写作，作为心灵的一种活动，不能偏废于哪一边。
在我看来，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知识和艺术可以像写作这样关涉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又同时关切于个体精神深处的疼痛与欢喜，换句话说，写作兼顾了人类与个人、兼顾了文化与心灵、兼顾了物质与生命，每个作家的重心都不同，有些作家擅长描摹物质，有些作家只盯着心灵，有些作家聚焦于文化分析，但他们都知道没有写到的、另外一侧的事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因为自己的性情、经验等缘故不得不选择了这一种罢了。写作是一种探寻，文学是一种呈现，诗人米沃什提到文学是人类生活的“第二空间”，但这个空间与人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如此密集地扎根于人间的土壤，以至于构成了人间的真实部分。当其他的学科、知识、体系、结论时过境迁之际，文学依然紧裹着它的内核，那些文学史的经典在阅读中再次复活，只是对它的阐释和理解有了和时代同步的变化。不妨这么说吧，写作特别像是在给人类的存在本身勾勒形象，我们借此来看见和理解自身。在今天这个剧烈变化的历史时刻，文学看上去在远离公众，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是如此迫切地需要文学为这个破碎和重聚的时代描摹出真切的心灵图谱来。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王威廉，1982年生。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十月》《花城》《作家》等刊发表作品，被各类选刊、选本大量转载。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生活课》等。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
我对写作的认识是从写日记开始的。就像是原始人发明了结绳记事，我发现了文字可以补充脆弱的记忆。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放寒暑假前，语文老师经常布置的一项作业便是写日记。那会儿可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那会儿是玩耍的狂欢节，几个人围着一堆建筑用的沙子，也能玩上整整一下午。在沙堆里掏洞，或是建造城堡，然后临走的时候，又把辛辛苦苦堆成的城堡踏得粉碎，心中居然还会有一种诡异的快乐。（后来读历史，据说古罗马暴君尼禄烧了罗马城，只为欣赏火光，想起摧毁沙堡的往事，似乎也能有点儿理解。）总而言之，放假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想起老师们的竹竿，害怕得要命。嗯，那时候的老师都会打人，家人和学生都觉得特别正常。因此，在极度的惊恐之中，我一两天写完了一个月的日记，这自然充分锻炼了我的虚构能力。在日记中，我是个爱学习爱劳动的好孩子，从来不玩沙堆，只做好人好事，度过了一个无比充实的假期。当然，绝非全然虚构，那样的虚构有时让自己也觉得荒唐，便想起那些难忘的玩耍经历，忍不住也写一些出来。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纯然快乐的，仿佛把欢乐的时光温习了一遍，同时，又以文字为载体，保存了下来。
这种重温欢乐的写作，让我迷恋，于是，我的日记逐渐少了那些虚构的好事，多了一些好玩的趣事。从那时起，写日记成了我的一个爱好。当然，我没能做到天天都写，但一个星期总会写上一两篇。当然，我应该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每天都写日记，而且还会写满满的一页。我有时也会好奇他到底记了些什么，但我又很怕去看，觉得那是另外一个我不了解的世界，我不想贸然进入。因此，我从未偷看过父亲的日记。
在一篇谈写作和不同学科背景的文章中，我大谈写日记， 并非是跑偏了，而是蕴含着我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写作与个体生命意识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我猜测，写作极有可能是一种人类的本能。这个本能的开掘，暂时还没有一门可以教学的课程可以与之顺利衔接，不如说，这个本能的成长、达成有赖于生命的内在发展与外在际遇，在合适的时机，这个本能便可以成为最轻便却也是最直接的工具，接续和转化心灵所承载、分泌的一切。写日记只是这种本能的一种自然表现罢了。我们写日记，其实并没有设定阅读对象，但我们依然在其中倾诉，仿佛有自己以外的什么意识可以聆听到自己倾诉的这一切。如果这个本能在人幼年时得以引导，是很可能会保持一生。当然，这个本能如果一直没被唤醒，那就和人类的其他许多本能一样，沉睡在深海一般的潜意识中了。
因此，我大胆揣测，写作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独立的精神现象，它的种子与具体的学科学习没有关系。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它的生长却一点也离不开各种学科的学习。
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和其他人一样，保持着对于自然世界的极大兴趣。通过学习之后，我被告知，各种奇妙的自然现象，比如风雨雷电，其背后居然都有着规律可以解释，这是我在意识懵懂阶段经历的第一件极为震惊的事情。这种震惊引发了我极致的兴趣，我拆解了全部的玩具，玩具内部的齿轮聚合正如大自然背后的规律一般，看着这支离破碎却犹如神谕般的“规律”，可以享受到创世般的快乐。这种兴趣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成长，一直到青春期的结束。成为一名科学家因此也成了我理所当然的人生理想。在我阅读科学家传记的时候，也发现了许多科学家有着动人的文采。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都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它们的行文几乎没有花哨的修辞，只因积年累月的思考，让许多段落沉淀着浓郁的哲思。就像爱因斯坦说的：“在科学思维中，永远存在着诗歌的因素。”那么，不得不提到薛定谔（大家都知道他提出的物理模型：薛定谔的猫），这个量子力学的奠基者，竟然出版过诗集，有着媲美职业诗人的才华。
所以，当时的我认为，文学是完全靠天分的，是不需要接受教育的。我可以完全投入到科学家的梦想中去，而文学和写作这回事则可以一直当成爱好保持下去。整个中学时代，我的确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了相对不错的平衡。我在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取得了名次，也在作文课上时常入选范文，并且还有余暇创办了学校里一份完全由学生编辑的报纸。物理老师和语文老师都对我青眼有加。几年后，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我考入了中山大学物理系，我以为真正开展研究的好日子更是要开始了。
但是，半个月后，我就苦不堪言。我发现我对高等数学完全没有感觉，看着没有了数字、只剩下一堆符号在页面上变幻来、变幻去，有一种极度空虚的感觉，甚至开始怀疑，那些公式和这个具体实在的世界是真的有关的吗？这是学业上的困境。还有另外一方面，我独自从西北来到广东，从气候、语言到饮食，感到了各种不适，那种青春的敏感自然会把这些东西给放大，从而造成了一张孤独的大网。我必须承认，在那之前，我可从来没有一个人独自生活过，我没有住过校，每天中午都会回家吃饭、午休，再骑着自行车去学校。可现在，我被丢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异质的地方。
是的，不得不说，还有那空旷而寂寥的环境。那一年，2000年，正好是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建成的第一年，所有的本科生都必须前往珠海校区，在那里读完大一大二后，再返回广州的老校区。因此，我们这批人被忽然从刻板的高中生活中拽出来，放在那样一座自由而开放的舞台上，大家都懵了。这是大学生活么？和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完全不同嘛。我曾经无比着迷的世界规律与本质，在这种处境下，似乎变得和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这是让我最为惊恐的一件事。我在中学时代，尤其是高三，玩了命地学习，就是抱定了一种信念，只要我考上了大学，那么我的生活就像是野马脱缰，来到了广阔的草原上，任我随意驰骋。我的科学家之梦更是触手可及。谁知道生活的真相竟然是如此残酷，我连跟自己的关系都没处理好，怎么去处理那些掌管世界规律的公式？或者说，即便我努力再去拼命学习那些公式，探究世界的规律，可我心中却忽然无端端生长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我在物理学上的努力，不仅对这个巨洞于事无补，反而还在扩大着这个巨洞，让这个扩张的巨洞随时都有可能把自己给吞噬掉。 這个时候，我发现阅读文学，似乎能修补那个正在扩张中的巨洞。因为在文学中，描写了太多的人生，让我在这个人生的转折时期可以作为某种镜像感到踏实。文学的亲戚：哲学，似乎味道也很好，其中箴言一般的句子有着宗教式的感染力。原本我思考的问题都是具体可感的，即便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也是在物理学的框架之内，各种实验和公式都是坚实的依靠。但这个时候，文学和哲学促发了我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我才意识到，那个扩张的巨洞原来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底，那种虚无是生命的阴影，就像事物不能摆脱阴影，虚无也是生命不可避免的阴影。
虚无的阴影之所以令人无比恐惧，更是因为它的根须是植根于那深渊一般的死亡峡谷。我很小的时候，大约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意识本身有一天是注定要消亡的，我感到了天旋地转般的恐惧和痛苦。那种无法理解这种消亡的心情，让我的眼睛几乎有了泪水。那应该是一个下午，父母都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百无聊赖地想到了这件事。从此，尽管我看上去和别的小朋友一样贪玩、无忧无虑，但实际上，我的心底已经有了一份挥之不去的沉重。当成年后离开熟悉的环境，置身完全陌生的境地，那个压抑的问题也伺机而动，因为我意识到，从此以后，在精神意义上，我都要一个人独自生活下去了，那条看不见的脐带被剪断了，那么我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找到意义。
但，找到意义，世间还有比这更难的事情吗？尽管从小长到大，从长辈到老师，从社会、媒体到各种教育机构，都对“意义”这回事给出了形形色色的答案。我不愿意去“解构”这些答案，说这些答案大部分是社会文化机制去建构和规训出来的（很可能是这样），我是愿意敞开心扉的，去相信他们的诚意，去接纳那些答案，可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那颗心，却是极为固执的。要让人的心去真正相信什么东西，实在是很难很难的。正如人不再谛听自己内心的时候，转而去相信什么东西却是很简单很简单的。
确实没有一门学科像哲学那样追问关于意义的这回事。文学自然也是追问的，但是文学的追问被覆盖在厚厚的故事、细节与生活表象之下，我们往往看不清那样的追问，或是追问也很容易被稀释，或是用表象来代替答案。但是，哲学便不然了，哲学得把追问暴露在白纸黑字上边，然后还得绞尽脑汁用正面的、但抽象、复杂的方式去回应追问。我坐在珠海校区的图书馆里，面朝着大海（据说那片海叫伶仃洋，油然而生一种悲壮的感觉），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读哲学。其间，还选了哲学史的课程来辅修，我终于不再独自摸索，而是进入了人类的智慧空间。
我发现“轴心时代”（雅思贝尔斯提出的）的哲学家们都对生命充满了纯真的热情，他们关于人生的诸多论述迄今看来依然引人深思。到了康德这样的哲学家那里，极度的抽象思辨让人难以进入，必须一手拿着解读的著作，一手拿着原著（也是翻译成汉语的），方能领略一二。因此，这么说起来，还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家更让人亲近。那些历史久远的古典哲人，他们在面对生死、世界等根本问题时，是无所畏惧的，死只是生的反面。这自然和他们那个时代宗教文化比较发达有关，而人类历史不断发展，技术理性也侵入到对生死的理解中，因而死亡的宗教色彩越来越弱化，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勇气也越来越少。在尼采那里，“上帝已死”带来的后果便是人间死亡的不可承受之重。他的心灵是那么强悍，提出“强力意志”，要为自己的生命塑造意义。因为他说：“受苦的无意义，而不是受苦本身，才是覆盖于人类之上的诅咒。”为生和死的苦难要以一己之力赋予意义，那该是一种怎样的不可能。意义的生成本来就是超越单个的存在的。个体的必死性与人类的永恒性归根结底还是两回事。尼采最后的发疯通常被解释为一种极致的孤独，但我总觉得那其实是他的思想走到了一种无解的绝境。而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的思想跟尼采相比，看似是虚弱的、被动的，却是实实在在励志的。我一读再读，那个推石上山再滚落的悲剧形象令我无法忘怀。渺小的个人终究成不了强有力的“超人”，他充其量只是一个苦役犯，但他本着把苦役进行到底的精神，完成了一种无限的反抗。加缪作为作家的思想，与纯粹的哲学家有了分野，他更加立足于个人的立场，充分理解人的处境，因而他的思想充满了生命力，他对历史局势的判断也因为如此而异常准确，超出了与他同时代的引领一代思想风潮的萨特。这也让我对文学的理解有了极大的升华，我更愿意从人及其处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让我觉得自己是站在日常生活的大地上来思考问题，而不是凭空虚蹈的。
我袒露了这么多心路历程，就是想说明，我终于发现文学才是自己心中所爱。当我有了这种想法，并努力争取到了一个大学生的文学奖之后，便开始了转系的行动。想转系，首先得面对的是理工学院这方面老师们的同意，我和当时的副院长吴申尚教授写信长谈，也许是我的认真恳切让他觉得应该认真对待这个学生，他也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说他求学与研究的历程，让我深为感动。他也对我提到高等数学的艰深，这让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高等数学过于艰难，转头去从事文学是为了避难？我至今自然也无法否定这样的因素，但是，这只是最表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还是上面所说的人生危机。我反复琢磨了数月，认定了文学是我可以甘心情愿用一生的时间去对待的事业，最重要的是，做这行我也不惧怕失败——只要写出来的东西能发表就好了。我不指望用文学混饭吃，我会和其他人一样找工作，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我想，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发表这回事还是可以做到的吧。我就怀抱着一腔热情，找了几个中文系的朋友商量，他们都表示支持，并且帮我把意愿传达给了系里的领导。消息终于传来，被拒绝了。其实这倒是不让我太过意外，让我意外的是理由：我们中文系比你们物理系好找工作，不要拉低了我们系的就业率。我传达了我的意思：我保证自己一定会找到工作，不会失业。但没人再听我微小的声音了。
中文系的其他朋友事后说：“我们也不大希望你能转来。”这更是让我惊诧莫名。他们说：“倒不是因为你来了会和我们抢工作，而是你这半中腰杀过来，逃过了百篇作文的磨难，我们心里太不平衡了。”我这才知道，写百篇作文，这是中文系的特色培养方法，是说到做到不打折扣的一百篇作文。我听后，倒吸一口凉气，反而庆幸自己没有一开始就进入中文系，如果写了一百篇作文出来，我自此一定会对写文章生厌。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是没有经受过小说这种虚构艺术的训练，会把自己的真实经验全部变成文字（能否称为文体意义上的“散文”都很难说，“散文”与“作文”岂能是一回事），因为那样最为便捷，也更加具有舒畅的快感。但是，人的经验是很奇妙的，在人的头脑中是一种没有形状的气态一般的存在，一旦形成文字，反而是将其锁定和窒息了。如果以后还想写作，但那轻盈的形态已经被书写（破坏）过了，便会不再想继续挖掘那块经验的内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有点儿像窖藏的白酒，一定要在记忆的密封罐里捂得时间越久越好，杂质沉淀了，而香气变得浓郁。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偏见，这种有些极端的训练方式，也许对一些人也是受用的。就像福克纳说的，有些人注定要成为作家，怎样的生活和经历都不能改变和阻止他。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遇见经受过一百篇作文洗礼后成长出来的作家。（话说回来，这个时代无论在哪儿，作家都如朱鹮这种珍奇鸟类一般罕见。） 既然如此，我把当时的人文学院逐个扫描了一遍，除了中文，还有历史、哲学、人类学，看看哪里才是我的去处。扫描的办法倒是很笨的，没有去找人询问，而是自己去图书馆找来相关图书来读，看看哪些符合自己的胃口。历史和哲学，我本身就是很喜欢的，人类学之前是一无所知。但奇妙的是，我读了人类学的书籍之后，激动得不得了，发现这正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学科一般。有理论：各种关于文化的理论，又不像哲学那样艰涩，不像历史那么遥远；有实践：人文学者一般都是坐在书房的椅子里思考问题的，可人类学要求你必须走出去，走向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之地，了解那里的人们，用他们的文化来反思主流的文化。我作为出生在大西北藏区（金银滩草原，西部歌王王洛宾写《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地方）的孩子，发现自己曾经所置身的边缘并非一无是处，甚至还包含着如此重大的学术内涵，怎么不令人激动呢？这类似于一种对于自己生命的再发现。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要去人类学系。况且，我已经发现有很多人类学家都有作家的才能，甚至还有精彩的文学作品。（想想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中写的：“去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我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可那个年头，转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各个学院之间壁垒森严得很。于是，为了能把事情一口气说清楚，我只得分别写信给了校长、理工学院院长和人类学系主任，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极为不易），我终于顺利转系。拿到文件，看到0001号，内心百感交集。来到人类学系，人类学专业确实如我设想般对胃口，原本有些沮丧的大学生活变得充实丰富起来，写作方面的兴趣还在，但很明显，文化理论的研读让写下的文字变得深刻起来。通过了解人类的文化，也对写作这回事有了逐渐深入的思考。这纠正了我曾经对于文学的轻视，我以为这个行当只要有才华，都是可以混饭吃的。我从人类学的角度不经意地去打量文学，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滋养。我那会儿写诗，也想写点小说，但发现小说的难度还不仅仅在于修辞，更在于生活本身，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太宏大的题材于我当时来说大而无当，身边的校园题材我更是碰都不想碰，那些所谓的“青春小说”完全败坏了我对这类小说的兴趣。大学生在那些作者的笔下，幼稚得如同中学生一般，看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小说的人无法再接受那样的肤浅。我意識到，自己热爱文学的这颗心需要蛰伏下去，彻底蛰伏，哪怕遗落了都不可惜。那只能说明，自己并不具备写作的能力。
于是我沉浸在人类学的思考和学习之中，人类学研究异文化，期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忽然让我明白了海明威谈写作的话：“你总得想着别人”。我之前觉得，这和我写作的初衷是不符的，我之所以有写作的冲动，是因为我想表达自己，如果让我一天到晚都想着别人，那对我来说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学习人类学让我明白，他者的意义是多么重大：没有他者，何来自我？文学中经常会倡导人类精神共同体，像是英国诗人唐恩写的：“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但是，你从感性上模模糊糊地认同不代表你从理性上真正知晓。人类学的研究让我切实感受到我和其他人共享着同一套文化体系，当然，这套体系是有层次的，是地方化的，但是在根本处却是一样的。文化塑造着我们的心灵，也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在镜中只看到自己，如何能看到那些决定自己、比自己更广大的事物呢？那就是建构他者，获得来自他者目光的注视，以及与他者心灵的交谈。正如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一书中写道：“‘我―你’才是本质性的关系，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关系世界，才能带来真正的相遇和对话，带来超越和意义，带向对‘更高领域’的敞开，带来真正的自我实现。”从文化的反思与建构到个人精神主体性的反思与建构，人类学与文学实在是有太多相通的地方。
大三的时候，我们全部被拉去广东的东部山区进行田野考察。此前总以为广东是中国最富的省份，但没想到出了珠三角，还有许多贫困的山区。粤东地区的山民大多从福建迁来，在迁徙和定居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宗族，也保留了许多过去的文化细节。人类学考察和记者采访大不一样，特别忌讳走马观花，因此要大致选定自己所要了解的对象，反复去观察与交流；更重要的是，问题的意识要在日常的聊天中随时保持“在线状态”。因为人类学讲究的是以对象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文化，因此不能用太过刻意的问题去引导乃至扭曲他们。你得和他们慢慢聊天，从中甄别出文化的元素。一开始，他们以为我们是记者，还时时提防着我们，但后来发现我们问的问题都和拉家常一样，才放低了戒备。久而久之，连赌六合彩被警察追捕、逃到山里的事情都和我们说了。
我在那里的日子，看似无所谓嘻嘻哈哈的样子，实际上无比专心地在聊天，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相”这个词语所包蕴的那些林林总总的东西。每一个人像沉重的石头一样，是那么深地沉在文化的水中。石头的翻转会激起微弱的涟漪，而水流的波动可以轻易让石头滚动。那些平凡的人，我一直记得，他们因为长期喝茶，牙齿变得褐黄，他们笑的时候，牙齿就会暴露出来。他们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他们未必都去研究族谱，但他们都从祖辈那儿牢记自己家族是从哪里迁来的。因此，他们敬畏祠堂，他们赚到钱之后，祠堂也得到了复兴，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更紧密的认同感。这些人的生活，如果不是我前来研究，和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但是，我在了解他们生活的过程中，却总是觉得和自己是那么息息相关。我甚至会幻想，假如自己出生在这里，又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这种对于生命的假设，对生命本身来说意味着很多，也许还涉及生命的本质。反过来想，我已经不可能出生在这里了，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我依然做出这样的假设，并按照相应的文化和生活逻辑，想象出我出生在这里的各种细节，从而推演出我的另一种命运。这不正是文学所要做的事情吗？田野调查之后，我写了篇人类学论文，关注的是国家主流文化对于乡村社区的控制与渗透。
转眼就要毕业了。尽管我特别有冲动去考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继续自己的“文化苦旅”，但对文学的热爱让我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我已经琢磨着摆脱了学校的体制之后，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干一番。于是，我的毕业论文变成了“四不像”（学术黑话叫“跨学科”），用人类学的视野研究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论及了人类学民族志的写法问题。我在潜意识里几乎完全把人类学和文学当成一回事了。人类学的有些教授自然对此不以为然，但好在，反正我也不是为了一个好分数才来转系学习的。 毕业后，一直想找一个能糊口却不忙的工作，因为必须腾出一部分时间来阅读和写作。我曾去一家动漫杂志社应聘，干了三天就受不了而辞职。此后，又和搞音乐的朋友一起做原创音乐，我们做的歌被彩铃商买去，得了几千元收益，就在我们摩拳擦掌聚集了一个三人组合准备正式进军乐坛之际，朋友的音乐公司因为人心各异（他们都是出来创业的大学生）忽然分崩离析了，朋友远走故乡，我也只能就此终止了成为一名“词人”的奋斗之路。我先后去一家学术刊物和出版社谋生，这倒是比较合适我的选择。这些辗转于时光风沙中的瘢痕，让我见识着社会与人生，领教着理想与贫穷，我的微薄收入只够我租住在校内的单身教师公寓，那白天也黑洞洞的筒子楼的楼道，那一层楼几十家公用一间的厕所和洗手池，那狭小却温馨的室内单间，像是一艘无望而漂流的夜航船。
在我非常迷茫的时候，我读到了库切的自传体小说《青春》，库切作为IBM的一名程序员，却怀抱着对文学的隐秘热爱，在情绪和生活中充满了与我相似的迷茫感受。在计算机程序员和库切后来的那些耀眼的小说之间，有什么隐秘的关联吗？当然，就内容而言，《青春》中有着文学理想的程序员的形象，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如果是一个有着文学理想的语文老师，似乎就会平淡许多。作为计算机程序员，一个离文艺很遥远的职业，恰恰具备这个世界的普遍性。那就是，大部分的人为了生活，其实都过着很不文艺的生活。但奇迹就在于，文艺的营养都是来自于不文艺的部分，如果文艺来自于某种“文艺生活”，那一定会带给人一种难以掩饰的做作的感觉。而且，我认为他曾经从事过程序员的工作，让他的小说都具备了更加强烈和鲜明的形式感。纵观库切的小说，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有着独特的结构，这让作家有效避免了自我重复以及自我厌弃。因此，库切最初给我的启示，不在具体的写作技巧上，而在于一种人生的态度。
我的写作在“创业失败”后才算是真正开始了。大学时代，写过许许多多的诗歌，但那些诗歌已经成为自我青春的见证，散佚了大半。大四的时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随笔《做乘法的凯尔泰斯》，只因听人说那是很好的杂志，只有作家张承志在大学时代在上边发表过文章，这引起了我的虚荣心，便跃跃欲试，不想还能交上好运。文章发表后，我便毕業离校了，我这才记得投稿时留的地址还是宿舍的，因此，每个周末我都会从校园西区走到东区（需要走半个小时），去宿管员那里看看信件。但印象中一直没能收到样刊，至于稿费，好像是收到了。但是，我所决心要创作的小说，只有一些不成系统的片段。
让我第一次领略到小说是怎么回事的，还是在那黑暗筒子楼里的黑暗经验。我终于体验到了人性的恶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回避自身所潜藏的恶，我的叙事在那种“斗争”的状态下找到了前行的动力。而一方面因为首次写那么长的文章（《非法入住》约有两万五千字），一方面由于需要作品和自己保持一种疏离感，所以我用了第二人称“你”来叙述，我觉得那个视角实在是非常符合我当时的心境。但也因此我被视为“先锋作家”，老实说，我一开始并没有那样的自觉意识，当然也读过文学史，读过余华、苏童、格非等作家的早期作品，那实在是先锋得很，而自己的小说离那样的先锋确实有不小的距离。说到这里，我又得庆幸一下自己没有一开始就读中文系了，如果那时开始做论文，研究“先锋”什么的，肯定会锁死自己之后的写作，总会想着“先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人类学的学习让我读小说时有种纯粹的读者视角，也就是希望故事好看，但又不止步于故事本身，渴望能有更深的意蕴。那便成了我的努力方向。《非法入住》写好的半年后，在《大家》杂志顺利发表，终于让我坚定了写作的道路。既然我一开始的目标只是“发表”，那么我此后所获得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奢侈。写作十几年，自然存在着对于“发表”这回事已经麻木的时刻，但“发表”作为一种路标始终让我保持着清醒：文学之路走得再远，奖项与版税再多，依然还得立足于“发表”。这其中蕴含着我对文学期刊编辑的巨大感激，在这个丧失了艺术与精神尺度的时代，他们依然是“尺度”的使者。因此，“发表”在我这里已经成为一种郑重的精神事件。
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专业背景的学习与个人的经验心得，仿佛写作之路非如此不可，其实这只是我这个人的路径罢了，如果其中有些地方能触动他人，在心灵的对话中促进了思想的生长与传播，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实，认识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码事，还是以我多年的经验来说，写作的时候越是忘记那些理论的东西，越是能获得自由。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平时大量的理论思考，写下的文字又不免苍白无力。这正好说明了在人类心灵的疆域上，理性与感性是怎样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写作，作为心灵的一种活动，不能偏废于哪一边。
在我看来，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知识和艺术可以像写作这样关涉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又同时关切于个体精神深处的疼痛与欢喜，换句话说，写作兼顾了人类与个人、兼顾了文化与心灵、兼顾了物质与生命，每个作家的重心都不同，有些作家擅长描摹物质，有些作家只盯着心灵，有些作家聚焦于文化分析，但他们都知道没有写到的、另外一侧的事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因为自己的性情、经验等缘故不得不选择了这一种罢了。写作是一种探寻，文学是一种呈现，诗人米沃什提到文学是人类生活的“第二空间”，但这个空间与人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如此密集地扎根于人间的土壤，以至于构成了人间的真实部分。当其他的学科、知识、体系、结论时过境迁之际，文学依然紧裹着它的内核，那些文学史的经典在阅读中再次复活，只是对它的阐释和理解有了和时代同步的变化。不妨这么说吧，写作特别像是在给人类的存在本身勾勒形象，我们借此来看见和理解自身。在今天这个剧烈变化的历史时刻，文学看上去在远离公众，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是如此迫切地需要文学为这个破碎和重聚的时代描摹出真切的心灵图谱来。
责任编辑：朱亚南
作者简介：
王威廉，1982年生。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十月》《花城》《作家》等刊发表作品，被各类选刊、选本大量转载。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生活课》等。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