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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社会,1896年出现首批中国留日学生,此后中国人留日运动波澜起伏。纵观已有110年的留日运动,其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影响尤为引人瞩目。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化发展,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是中国从传统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是艰难的,这种艰难不仅是文化发展自身的矛盾所造成的,还因为这种文化发展是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经济等因素构成的大气候中进行的,而这又是一种风云多变、雷雨交加的大气候。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容是丰富的,这种丰富不仅是文化发展自身的展开所带来的,还因为这种文化发展是在极其广阔的背景下,反映了同一时期里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进步,反映了正在陈痛中崛起的中华民族的脉搏。
留日学生与中国音乐社团的发展
一批批留日学生归来后在自己的祖国,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大地上,相继组织了很多文化社团,其中就有音乐社团。
20世纪以来的中国音乐方面的团体出现的不是很多。由曾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是丰子恺等人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美育会。
1920年暑假该会举办了音乐讲习会等活动,1919年到1922年出版了作为会刊的《美育》杂志,这个团体的成员大多是各地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它的成立推动了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在普及音乐教育上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从其组成情况来看,它不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也不是由几位同人组成,而是由散居各地、不同行业的普通工作者组成。
留日学生与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
20世纪前半期,留日归国的人员所建立的各种文化社团,使中国的文化事业建设逐渐进入到一种有组织的状态之中。组织是一种有序的表现,而有序性是任何一种建设必不可少的,文化事业也不例外。正是在这种条件下,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建设才取得了不少成果。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音乐事业一方面是中国传统音乐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一方面是西方现代音乐艺术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音乐事业的一部分。在这两个方面,留日归国人员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20世纪初,留日归国人员使学堂乐歌成为了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推动了美育教育的发展。在学堂乐歌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唱歌和演奏风琴、钢琴、提琴等各种艺术形式也得到了初步介绍,五线谱和简谱这两种记谱方式也在当时的音乐出版物中有所介绍。各种音乐形式的出现,和五线谱、简谱的介绍以及其他西方音乐的引进,揭开了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序幕,对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人最早的音乐刊物,出自归国的留日学生之手。1905年冬,李叔同编辑出版了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尽管只出版了一期,但它却开创了中国人办音乐杂志的先河。在现代音乐的普及过程中,丰子恺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他曾根据外国通俗音乐论著编辑出版过《音乐赏识》(1925年)、《音乐入门》(1926)、《生活与音乐》(1929年)、《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1931年)、《音乐的听法》(1930年)等10余种,受到人民的喜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音乐论著出版方面,萧友梅也出版过《普通乐学》(1927年)、《和声学纲要》等。
彭湃在海陆丰农民革命运动中,根据当地的民歌、音谣写了许多革命歌曲。
留日学生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
留日归国的中国人,与20世纪前半期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的教育事业,在20世纪前半期受到从世界上不同角度所来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就是日本。而这种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一批又一批留日人员归国后,相继进入中国的各种教育领域,在人才培养上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文化人才培养上,获得了显著成就。
在清末,中国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苦于当时全国新式学堂蜂起,而缺乏能够胜任新式学堂教育任务的教师。因此,才产生了大量的留日速成生和留日师范生。留日学生归国后,很多人逐渐承担起教育工作的重任。
留日归国人员与中国教育事业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个文化领域的专业教育,二是普通学校的一般教育。
20世纪初期的文化领域中,留日归国人员对音乐的贡献莫过于把学堂乐歌引进中国。引进学堂乐歌是20世纪初期中国学校美育教育的一件大事,使中国的学校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最初,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在日本成立了音乐团体,其中有梁启超等人在东京的大同学校成立有留学生参加的“大同音乐会”,留日学生沈心工等人在东京办的“音乐讲习会”,他们进行歌曲的创作、演唱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从1904年左右开始,国内出现了音乐书籍,新学堂也逐渐普遍开设了乐歌课。乐歌的普及,又促使留学生赴日专门学习音乐。学堂乐歌的发展,标志着我国民主主义新文化在音乐领域里已吐露了新的幼芽,它不仅在思想启蒙方面给予当时的青少年学生以深刻的影响,而且还使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即群众集体唱歌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和发展,为后来我国的军歌、工农革命歌曲以及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确立了先河。
李叔同留日归国后,先后在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从事音乐教育工作。萧友梅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时间则更长。他1901年留日学习教育和钢琴,后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科等处任教,筹建了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他毕生致力于音乐教育工作,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著有《普通乐学》、《和声学纲要》、《新学制唱歌教科书》、《钢琴教科书》、《小提琴教科书》、《风琴教科书》、《古今中西音阶概说》、《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多种书,并创作有100余首歌曲和乐曲。萧友梅的音乐创作,已脱出了中国最初引进的学堂乐歌的框式,在学堂乐歌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音乐,推动了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文化发展,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是中国从传统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是艰难的,这种艰难不仅是文化发展自身的矛盾所造成的,还因为这种文化发展是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经济等因素构成的大气候中进行的,而这又是一种风云多变、雷雨交加的大气候。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容是丰富的,这种丰富不仅是文化发展自身的展开所带来的,还因为这种文化发展是在极其广阔的背景下,反映了同一时期里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进步,反映了正在陈痛中崛起的中华民族的脉搏。
留日学生与中国音乐社团的发展
一批批留日学生归来后在自己的祖国,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大地上,相继组织了很多文化社团,其中就有音乐社团。
20世纪以来的中国音乐方面的团体出现的不是很多。由曾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是丰子恺等人于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美育会。
1920年暑假该会举办了音乐讲习会等活动,1919年到1922年出版了作为会刊的《美育》杂志,这个团体的成员大多是各地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它的成立推动了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在普及音乐教育上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从其组成情况来看,它不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也不是由几位同人组成,而是由散居各地、不同行业的普通工作者组成。
留日学生与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
20世纪前半期,留日归国的人员所建立的各种文化社团,使中国的文化事业建设逐渐进入到一种有组织的状态之中。组织是一种有序的表现,而有序性是任何一种建设必不可少的,文化事业也不例外。正是在这种条件下,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建设才取得了不少成果。
20世纪前半期,中国音乐事业一方面是中国传统音乐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一方面是西方现代音乐艺术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音乐事业的一部分。在这两个方面,留日归国人员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
20世纪初,留日归国人员使学堂乐歌成为了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推动了美育教育的发展。在学堂乐歌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唱歌和演奏风琴、钢琴、提琴等各种艺术形式也得到了初步介绍,五线谱和简谱这两种记谱方式也在当时的音乐出版物中有所介绍。各种音乐形式的出现,和五线谱、简谱的介绍以及其他西方音乐的引进,揭开了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序幕,对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人最早的音乐刊物,出自归国的留日学生之手。1905年冬,李叔同编辑出版了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尽管只出版了一期,但它却开创了中国人办音乐杂志的先河。在现代音乐的普及过程中,丰子恺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他曾根据外国通俗音乐论著编辑出版过《音乐赏识》(1925年)、《音乐入门》(1926)、《生活与音乐》(1929年)、《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1931年)、《音乐的听法》(1930年)等10余种,受到人民的喜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音乐论著出版方面,萧友梅也出版过《普通乐学》(1927年)、《和声学纲要》等。
彭湃在海陆丰农民革命运动中,根据当地的民歌、音谣写了许多革命歌曲。
留日学生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
留日归国的中国人,与20世纪前半期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的教育事业,在20世纪前半期受到从世界上不同角度所来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就是日本。而这种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一批又一批留日人员归国后,相继进入中国的各种教育领域,在人才培养上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文化人才培养上,获得了显著成就。
在清末,中国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苦于当时全国新式学堂蜂起,而缺乏能够胜任新式学堂教育任务的教师。因此,才产生了大量的留日速成生和留日师范生。留日学生归国后,很多人逐渐承担起教育工作的重任。
留日归国人员与中国教育事业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个文化领域的专业教育,二是普通学校的一般教育。
20世纪初期的文化领域中,留日归国人员对音乐的贡献莫过于把学堂乐歌引进中国。引进学堂乐歌是20世纪初期中国学校美育教育的一件大事,使中国的学校教育向现代化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最初,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在日本成立了音乐团体,其中有梁启超等人在东京的大同学校成立有留学生参加的“大同音乐会”,留日学生沈心工等人在东京办的“音乐讲习会”,他们进行歌曲的创作、演唱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从1904年左右开始,国内出现了音乐书籍,新学堂也逐渐普遍开设了乐歌课。乐歌的普及,又促使留学生赴日专门学习音乐。学堂乐歌的发展,标志着我国民主主义新文化在音乐领域里已吐露了新的幼芽,它不仅在思想启蒙方面给予当时的青少年学生以深刻的影响,而且还使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即群众集体唱歌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和发展,为后来我国的军歌、工农革命歌曲以及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确立了先河。
李叔同留日归国后,先后在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从事音乐教育工作。萧友梅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的时间则更长。他1901年留日学习教育和钢琴,后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科等处任教,筹建了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他毕生致力于音乐教育工作,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著有《普通乐学》、《和声学纲要》、《新学制唱歌教科书》、《钢琴教科书》、《小提琴教科书》、《风琴教科书》、《古今中西音阶概说》、《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多种书,并创作有100余首歌曲和乐曲。萧友梅的音乐创作,已脱出了中国最初引进的学堂乐歌的框式,在学堂乐歌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音乐,推动了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