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围城》热”的出现，钱先生则更为世人所瞩目。海涅曾说：文学史是一座硕大无朋的停尸场，后人在此各自寻找他们亲爱的死者。中国文人则在海涅铺设的文学轨道上奔驰，些许学人早在这座“停尸场”外找到了活着的钱钟书，尔后更有人会在停尸场中找到亲爱的死者——钱钟书。于是《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谈艺录》、《管锥编》以及钱先生本人无异于一座金矿被文人们开采，有时达及疯狂的程度。至今除了杨绛女士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与邹文海、彦火、吴忠匡、邓国治等人零散叙述钱的“访谈录”或“印象”外，近来出版单位又纷纷向世人推出了一批据称为“潜心研究”的钱钟书传记(以下简称钱传)，如孔庆茂的《钱钟书传》、《钱钟书与杨绛》、爱默的《钱钟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特的智者——钱钟书》、李洪岩的《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钟书的生平与学术》等等。
　　当今位居豪华书店、高贵书橱乃至凌乱地摊上厚重的钱传，一方面向世人宣称历史不会造成有关钱先生史料的阙缺，另一方面应了钱先生所言“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从而显示中国学人研究、“发掘”颇具警戒。他称“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笔者认为学者们的研究、“发掘”非但“保全作者的虚名”，还具有另一种“暴露危险”，那就是作传者即“传记文学批评派”口中的溢美之辞在评论的鼓点上纷纷登场了。钱钟书在他们的笔下予人印象无异于旅游者从一个城市逛到另一个城市，虽处所相异，但所见大同小异：全是高楼大厦与贴满钟书墙面的建筑以及假文物。一言以蔽之，钱钟书成为文学精舍，变为最耀眼的文坛宗师：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作家、“文化昆仑”、“一代鸿儒”，只差点没将其树为东方至圣或亚圣了。
　　在此，我们不能不首肯钱传作者们潜心“钱学”的精神，他们或许像钱钟书著《围城》一般“忧世伤生”、“锱铢积累地写完”钱传吧!但其行文的底因、文本形成及其形式则令人深思。
　　在文坛上像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等人是以其作文而饮誉世界的，与之相关联的则是有些为别人传记完成自我表现的人才。钱传的作者们亦难以超越此点，即借给名人作传以出名。比如孔庆茂在文中转引舒展之语言称钱为“文化昆仑”，范旭仑称“钱老这样一位大天才、大智者、大思想家”……在此暂不深究“文化昆仑”、“大天才”、“大智者”、“大思想家”是否成立，但能发现他人为“文化昆仑”、“大天才”、“大思想家”作传者虽比不上蔡伦创造了造纸术，居里夫人发现镭，但至少较在米饭中发现谷粒、在一叠零钞里识清假币的凡夫俗子高出几个档次：既显出被叙述者——钱钟书——的伟大，亦映扬叙述者——作传者——独具慧眼。然后作传时加人自己的主见，借钱钟书为题目发挥自我，其结局美仑美奂：钱钟书形象高大，作传者们功底日见深厚。此其一。
　　其二，作传者们为了出版或者凑合一本钱传，瞪大眼睛审视有关钱先生的资讯，在作家——作品之间可能进行忙碌求证。有时由蛛丝马迹而滋发而附会，但他们往往囿于钱先生这样权威而溢美，替自己称颂的钱先生而粉饰，其行为轨迹如同少男少女这帮追星族心仪明星一般。试想在钱传中黑钱钟书一句乃至几句，岂不是像将追星的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击碎，使追星的少男少女惊慌不已?岂不自己脸上无光么?因故视而不见乱弹，终究出现名优——钱钟书在前操琴，白痴——作传者在后乱舞的文学事件。自然也不排除某些急功近利的作传者为提高自我研究钱钟书的知名度而编出急就章之嫌。
　　其三，作传者引用的史料受到局限。虽然钱钟书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生活过，虽然钱钟书曾留学欧洲，虽然钱钟书任职过蓝田国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有关钱钟书的史料却不太丰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钱钟书本人不太与人互动、交际，尤其在功成名就之后更是深居简出。尽管今人宠爱他，许多人企求走入他这座围城，但他孤立了他人。他既未像寓居美国的胡适晚年或通过录音机录下自身经历，或口授秘书记下其非凡的过去，又不如郭沫若惨谈书下自己光辉的历程。因而包括作传者在内的研究“钱学”的学者们获取的资料一方面只能来自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围城>》；另一方面也仅源于邹文海的《忆钱钟书》、彦火的《钱钟书访问记》、邓国治的《钱钟书杨绛印象》等报刊上的片断。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数钱传则是杨绛笔下钱钟书的扩写，然后将一些印象散记以及书评杂糅其中。
　　笔者并不反对杨绛叙说钱钟书的行为。相反，由于杨贴近钱先生，本人认为她更有资格、条件给钱先生立传。但杨绛笔下的钱钟书的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都是一帧帧盖世风景画。而作传者所依据的访问录之作者大多是以仰止钱先生的心态缀文的。香港书评专栏作家黄俊东在见到崇拜很久的钱钟书时，本不善辞的他由于紧张更显得木讷寡言；邓国治的《钱钟书杨绛印象》一文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而钱老治学之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可见邓先生对钱先生的心仪、崇拜之程度。笔者不是反对邓国治等人对钱先生的敬意，因为一则这纯属他们的自由即文学创作自由，二则钱老的确让人有“可敬”、“肃然起敬”之处。但问题在于，作传者怎么未曾跳出拔高的窠臼发掘钱先生“不可敬”之处?难道钱先生真的如同金男玉女，白璧无瑕么?而当《南方周末》、《作品与争鸣》等媒体曝光钱先生与他人打架事件后，不是反证出有些“访问录”、“印象记”诸类的作者太一叶障目了么?
　　至于引用“书评”作为作传者的话语，更使人有点迷惑。《围城》一书出版之时便毁誉迥然。而于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围城》热”像大火忽遭暴雨在大陆悄然而息。可是当大洋彼岸的夏志清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精神领袖姿态宣称“《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部”时，他的见解如同皇帝御旨被海外学人不厌其烦地转载、报道，尔后又渗入大陆。从此，在华语界对钱先生便只有称颂，别无异议。即使有，亦非常微略，有时还被目为异类。诚数，夏志清和另外一些“扬钱”的郑朝宗等人的观点可以引用，这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与夏、郑诸人持不同的意见即“文见”者为什么遭作传者冷遇呢?这是全面观察问题还是片面分析钱先生呢?其情其景不言而喻。
　　传记文学、人物传记系中国文学灿烂一页。自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开创纪传体写作的先例之后，后来步其尘者不知其数。如有班固《汉书》等等，因故才有今日浩如烟海的传记文学之盛况，但学界出现过疑古派对司马迁等人所写的传记进行排炮轰击的文学战争，他们认为司马迁笔下的传记可信度低下，从反面说明了传记文学真实性的价值。由此可见包括钱传在内的所有传记文学在以其文学的形象、趣 味性诱人的同时，须以其科学性服人。二者缺一不可。设若我们只注重科学性与形而上，钱传便寡然无味，传记中的钱先生亦为干瘪的钱钟书，与文采纷呈的钱先生本人不相称；另一方面设若我们只关注文学性而回避科学性，或日自己尽力科学但仍未科学比如人云亦云，比如不把握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比如不冷静分析任意拔高，则钱传有谀传之嫌，与大文豪韩愈的谀碑遥相呼应。
　　笔者无意用十全十美的标尺苛求钱钟书。因为这纯属刻薄鬼击碎偶像的举措，但是像当今一些“传记文学批评派”出自某些目的，囿于自身懒于求证、疏于分析等缺陷而精心包装、美化钱先生，则使真实的钱先生走失。而真正的钱钟书是一位平凡而崇高、活泼又严肃、真理与谬误相互融合的复杂体。
　　从生活中的钱钟书来考察，钱先生并非下凡的神仙，而是一位平凡的人士。幼稚时的钱钟书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八道”。小时的钱钟书看书不务正业，专看《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以及不登大雅之堂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考清华大学时，数学只考得十五分；在牛津留学时，醒来的钱钟书见杨绛睡了，还饱蘸浓墨想给杨绛画个花脸……1973年12月7日，钱钟书一家在与“革命男子”林非一家争吵中，他举起相当厚的木板对准林非劈头就打，据肖凤称：“打人的钱钟书用力极狠，手中的大棒当即断成两截……林非虽身穿棉袄，挡住大棒的右臂还被打肿、打破，鲜血淤积，一片黑紫”。如此等等。由此可见，生活中的钱钟书是有血有肉，丰富饱满的。作传者运用高附加值的钱钟书的大名和寥落的学术支撑起一个光亮的文化外壳和精神掩体，让生活在文化空壳里的人们备尝钱先生最生动、最自然化的部分被毫不留情隐去的痛苦。而钱传亦在他们好意的安排下，使生活中的钱先生另一部分在岁月中化为灰烬，永远不为人所知。
　　从人格方位来检视，钱先生是狂傲与世俗乃至明哲保身的综合体。一方面与某些功底浅薄的乖僻者不可同日而语的钱先生确有才华，属于自恃其才的傲慢。在清华大学念书期间，钱先生就对清华认为是大名鼎鼎的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教授叫板。据钱先生当时同学回忆，清华文史方面的教授很少没有受过钱钟书嘲笑批评的。1932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后，好评如潮，但钱钟书在《新月月刊》上发文指出周作人使用“载道”、“言志”文学二分法概念不清，并铺述周作人逻辑错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钱钟书使周作人难堪不已。钱先生在清华毕业时，陈福田、吴宓等教授想挽留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钱钟书却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而晚年钱钟书更是达及傲慢的峰巅。他斥责万里迢迢赶来中国拜访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汉学家马悦然为“仗着中国混碗饭吃”，毫不客气地数落马悦然徒有汉学家的虚名，同时他引用萧伯纳的名言“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危害还大”，马悦然无地自容，诺贝尔在阴间受辱无比。这在一些诺贝尔奖情结浓郁的文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的第一千零二夜了。
　　除此之外，钱钟书对一般人更是架子硕大，傲慢有加。善于任意臧否他人、纵横不羁的钱钟书深知祸从口出的哲理。他身处高压政治体制下，讲论注意分寸。比如1950年1月，钱钟书向黄裳抱怨当时学校开会太多，并请求黄不要将其怨言报道出去以免招来谤议；在1957-1958年间中国极“左”思潮盛行，他更缄口不言，始终保持沉默。昔日臧否他人滑入口不臧否人物之境地；而钱钟书的行为更显现他“明哲”。睥睨一切的钱钟书凭其雄厚的英文功底被中央领导委任为“《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使其本人多了层光彩，更多了一个身处乱世的护身符；而在1949-1957年之间，他放下了手中尖锐犀利的笔，遁入学术研究之路。至1966年，他尽力避开政治，他还以“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来自律并与友人共勉。此类行为使之与青年时代的钱钟书判若两人。其消极遁世、逃避现实的心态跃然纸上。
　　其实，钱钟书并不是不言了，而是明哲保身的世故使然。当中国政坛阴霾散开，钱先生沐浴在一片比较自由的祥和时光里时，青年时代的钱钟书步上了回归路。他臧否他人的爱好又得以发挥。比如，1979年5月，他访问美国期间对水晶谈了自己关于鲁迅的看法。他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宜写Short-Winded(短气)文章，不宜写Long-Winded(长气)的，“像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加以修剪才好”。同年5月10日，钱钟书在加州大学史丹佛校区一次座谈会上对与座者提到一位赫赫有名的哲学家义愤填膺，称其在“文革”中出卖朋友，简直没有一点学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节操观念。但当钱钟书访问回国后，受他批评的哲学家对钱的言辞颇有怨言时，钱先生赶急否认自己所说。在此又无不印证钱先生行走的是一条傲慢与世故筑起的双料路!
　　至于钱钟书落索自甘、闭门谢客云云却使人有点匪夷所思。据史料记载，八十年代，与钱钟书同居一个大院的华君武想一睹钱先生风采之梦却难圆；有位世界“走红”的美籍华人名记者采访钱先生却被拒之门外。但中国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通过熟悉钱钟书的吴泰昌遂了访钱的心愿；又钱钟书历数其著作《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不宜收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种种理由，但丛书主要编辑柯灵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钱才“应允合作”。又八十年代末，许多人着手将《围城》改编成电视剧，钱钟书谢绝道：“拙作上荧光屏绝不相宜”。但当孙雄飞和与钱、杨有世交的黄蜀芹持柯灵的信找到钱、杨两人时，钱钟书便答应了，如此等等。
　　那么钱钟书以上一系列行为底因何在?或者我们如何对其进行归因分析呢?或曰钱先生远离浮躁，珍惜时光，潜心学术。那么钱先生为何青睐熟人介绍来的干扰?这不是说明钱的闭门谢客需要修正为局部的谢客么?或者叫作对无关系者或自以为是的采访者(如前文中的那位美籍华人记者)闭门么?或曰钱先生若对一切人都守口如瓶，则会让有关他的资料散佚，造成历史的缺陷。此点除了说明钱先生并非全部孤立于他人及其趋炎附势的传媒外，亦能成为一大立论，笔者颇有同感。但我们设若作深一层次的挖掘，觉得钱先生所作所为还包含着另一项内容。钱先生本不想让《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重版，也不希望《围城》改为电视。但老朋友柯灵“振振有词”的坚劝,孙雄飞、昔蜀芹再三坚请即钱钟书所谓的“倔劲”、“一定要搞”，钱便不得不“应允合作”，不便对上海电影制作厂两位同志(按：指孙雄飞与黄蜀芹)感谢且“很欢迎这个机会”。也就是说只要他诚心诚意地乃至死乞白赖地游说，钱钟书还是会让自己以及象征自己精神的文本步入媒介的。他不像某些作家一样有访必答，更不是一些作家请人作美化自己的书评以抬高自己，而 是让他人“千呼万唤”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来。此点使人不能不产生其他想法：钱先生如此这般难道不是显示自己分量更加厚重，又向世界宣称他对文化、对历史负责么?这种神秘的谦逊较之如今一些自吹自擂或雇枪手吹捧自我者更具有艺术性！1936年12月钱钟书在《围城》序中写道：“大不了一本书，还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也许时过境迁，几十年后的钱先生已值得这样“精巧”加精明地“不老实”了，才这般儒雅地进行软性炒作吧!
　　从学术的方维分析，钱钟书并不是万能的学术上帝，而是一位学者，且在某些方面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否认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在中国学界的地位，它们是钱先生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结晶，对我们乃至后人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具有借鉴功能。而其《宋诗选注》突破了旧时的笺注模式，把注释和评论结合起来，对后世影响颇大。钱先生的小说《人·兽·鬼》，尤其是《围城》以其“才情横溢的笔墨，震惊了读者，震惊了像他一样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所有这些无不证明钱钟书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出名的作家或日著名的学者型作家。 但是其学术研究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纰漏。虽然《谈艺录》、《管锥编》气势宏伟，但并不能因此将钱先生定论为第一流的大学者乃至大思想家。这是因为：其一，钱先生行文方式只是一种札记形式，其论点只是中西融合或日综合；其二，钱先生思想闪光点只是一种评点式的感悟，没有建树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他本人充其量只是一位知识型学者。而《宋诗选注》尽管被人膜拜，其中亦包裹着些许缺陷。胡适先生晚年在肯定钱先生作的一些注“确实写得不错”的同时，又指出选目不很令人满意，迎合了风气。连钱先生自己也反省道“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钱先生在此幽了文艺社会学一默后，道出了自身迎合风气的无奈!
　　那么他的小说成就究竟如何?笔者认为在中国无小说这样氛围里，钱先生的《围城》可谓扛鼎之文，但并不那么完美无缺。唐湜认为：“作者(按：指钱钟书)太爱自己出场，潇洒的谈吐就不能不成为小说进展的绊脚石，结果是一盘散沙，草草收场。”今人霍汉姬认为它是“一部失败之作”。而笔者认为，钱钟书采取调侃男女人生的方式除让美好的女性形象跌落外，剩下的则为残酷、灰暗得使人近乎昏厥的惨景，而且爱国主义等等问题处理不当。至于其《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两本小册子，无论其艺术性还是其思想性更无法与《围城》相媲美了。
　　因故，我们承认钱钟书是伟人的同时，不要忘记他的缺陷。他是凡人，而凡凡人不可能十全十美，钱钟书亦非十全十美。因此，对于那些圣化钱钟书的传记，吹捧钱钟书的文章很有修正的必要，而重写钱钟书传记亦迫在眉睫。
　　爱默生曾说：“最伟大的天才，只有最简短的传记。”海德格尔在讲述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事迹时只淡淡地说过：“曾经有这么个人，他工作过，后来死了。”笔者无权要求钱传之作者奉爱默生语言为教条，以海德格尔简朴的雅趣为楷模，无论写鸿篇巨制式的钱传，还是袖珍式的钱传均为作传者自身拥有的天赋人权，但需要一种求实证伪、辩证的敬业精神。我们期待着一本客观反映钱钟书本来面目的钱传出世，一位不加任何粉饰的钱钟书楔入百姓脑颅。这便是重写钱传的神圣任务，因为这非但是对受众负责，亦为对钱钟书本人负责，更是对中华文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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