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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女王”，人们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如今“超长待机”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大多数80后、90后来说，这位女王的面孔出现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代表着英国的形象。即便时间流逝、万物皆改，唯有女王始终屹立不倒，顽固又持久。
其实，在“为国家服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方面，我们熟悉的伊丽莎白二世更像是一名继承者。她的前辈—伊丽莎白一世，才是那个开疆拓土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婚，带领英国从贫瘠的边陲小岛变身成极具实力的海上霸主，以身力践“终身嫁给英格兰”的豪言壮志，在权力的巅峰，用孤独的一生，凝成帝国日后崛起的基石。
血淋淋的原生家庭
女王为什么不结婚？既然已经贵为君王，想要怎样的夫婿岂不是都能觅得？
如果剥离女王的显赫地位，回归“小女孩”的角度了解她，你会发现伊丽莎白一世拒绝婚姻的原因，和如今诸多年轻人抗拒结婚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同一种—原生家庭的不良示范。
在其他国家看来，她也从不只是一个待嫁的女孩，而是英国的象征，是一块不折不扣的“肥肉”。
自古以来，无论哪个国家、哪一阶段的王室，都常常难以避免“金玉其外”、丑闻横飞的尴尬。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便是如此。在遇到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博林之前，他早已拥有了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王后凯瑟琳，安妮·博林则是以王后的侍从女官身份出现。
彼时的安妮·博林在皇宫中虽然只是侍从身份，但她聪敏、前卫，是一朵神秘的“交际花”，吸引无数倾慕者，有伯爵对其示好，有诗人以创作为其赞颂……这其中，也有亨利八世。已有妻子的亨利八世，为安妮·博林献上无数华服与首饰，写若干深情款款的情书，希望她可以做自己的情人，但安妮·博林始终表示：除非可以做王后，否则不会与亨利八世结合。冲动之下，亨利八世把凯瑟琳王后赶出王宫，又打破天主教教规，遵循新教教规和安妮·博林结为夫妻。
可惜激情之爱转瞬即逝。看起来“冲破牢笼终觅真爱”的戏码，在回归婚姻的围城后也难免露出疲态。婚前，亨利八世为之倾倒的安妮·博林身上的特质—勇敢果决、聪明敏锐，在婚后，成了事事多疑、嫉妒心强。在父母爱情随风散去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出生了。虽然一出生即被定为英格兰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但父亲的心，显然不在母亲身上了。
失去亨利八世的宠爱，这段婚姻的“离经叛道”也重新被贵族们讨论。逼走王后、蛊惑亨利八世用新教方式大婚、多疑善妒……各式指责袭来，而亨利八世沉迷寻花问柳，对安妮·博林的遭遇毫不關注。
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被冠名以“伊丽莎白时代”，足见其统治下文艺的璀璨。
最终，在严刑拷打之下，安妮·博林被以通奸、乱伦、叛国、制造假币、精神疾病、企图毒死凯瑟琳王后和玛丽公主等18项罪名判决斩首。而就在安妮·博林被处死的第二天，亨利八世就和她的侍从女官珍·西摩订婚，10天后便举行了婚礼。
彼时仅2岁8个月大的伊丽莎白，随着母亲“罪名”的成立，从公主身份变成了私生女，“伊丽莎白公主”变成了“伊丽莎白·都铎小姐”，从此开始生活在失去母亲庇护、饱受父亲忽视，终日被宫中恶言伤害的阴影中。
“灯笼易碎，恩宠难回。”在惨死的母亲与薄情的父亲身上，伊丽莎白是否早早看清了爱情甜蜜之下的狰狞，在成为“女王”之前，便放弃了对婚姻的想象？
未婚女王与强邻周旋
当然，即使是原生家庭糟糕的孩子，若成了一国之王，关于婚姻、子嗣的考量中便不得不带着些国家利益的视角。在这一点上，“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可谓将自己对婚姻本有的心灰意冷，与治国理政的政治利益巧妙地合二为一。要知道，当时的英格兰可是一个在欧洲大陆边陲的贫瘠岛国，如何才能在更加强大的邻国之间获得生存希望？
终其一生，英国议会曾多次“上书”，恳求伊丽莎白一世早日结婚，诞下王嗣，但女王都拒绝了。她的理由是：选择某个称心如意的男子并不是难事，但这个男子身后的利益集团，却是万万要多加小心的。
彼时，女王“可以嫁”的男人从国籍上可以分为两种：外国的贵族，或者英国的本土贵族。伊丽莎白一世对大臣们表示，如果自己选择与某个外国贵族结婚，那么英国也不再只是“女王的英国”。婚姻带来的两国交好，婚姻若破裂时带来的两国交恶，以及另一国家背后的敌邦、友邦……裂变之下，影响无穷无尽，英国未来再难于对外事务决策上保持清醒独立的立场，作出中立的判断。
基于这样的理由，伊丽莎白一世婉拒了英国议会对自己婚姻大事的操心。但同时，她也明白，正如自己对“王室婚姻”的理解和剖析一样，在其他国家看来，她也从不只是一个待嫁的女孩，而是英国的象征，是一块不折不扣的“肥肉”。
何不利用自己的未婚身份作诱饵？于是，年轻的伊丽莎白一世选择了“不主动，不拒绝”的态度，面对蜂拥而来的外国贵族们的追求。在浩浩荡荡的欧洲王室成员中，西班牙、法国、瑞典、神圣罗马帝国等国家，都纷纷派出“精兵”，向伊丽莎白一世求婚。
其中，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大国，是英国需要着重拉拢的对象。伊丽莎白一世便用自己悬而未决的婚事，遥遥控制着两个国家对英国的态度：一方面，她对西班牙国王、前姐夫菲利普二世声称“如果要结婚，就首先挑选他”，将本该迅速决断的婚姻谈判拖延了几个月;另一边，她利用这几个月的婚姻谈判，让强硬的法国看到英格兰和西班牙可能通过婚姻继续结盟的场景，不得不在战争中做出让步。
更重要的是，因为可以通过模棱两可的婚姻谈判与菲利普二世暂时“捆绑”，伊丽莎白一世还巧妙缓解了宗教压力：1560年，罗马教廷庇护四世派代表命令伊丽莎白一世必须回归天主教，否则将遭到整个欧洲皇室的敌视，是菲利普二世在布鲁塞尔下令，阻止了一个正准备对伊丽莎白一世发难的教皇行动……
以自己为诱饵，是一種危险的豪赌，虽然也曾一度引发危机，但终其一生，伊丽莎白一世算是“险胜”。
让人缅怀的黄金时代
当剥离婚姻与家庭的揣测和八卦，如今回看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国，它依旧是一个令人无限缅怀的“黄金时代”。在由BBC主持的民众公选“100名最伟大的不列颠人”中，伊丽莎白一世位列前十名。在她的时代，“女王”不是一个简单的吉祥物，而是时代的缔造者。
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极为注重商业与海外贸易。正是在她的支持下，英国才将贸易触角伸向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触发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历史进度条。
更重要的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是少有的宗教与文化宽容的时代。女王由于个人新教徒的身份，目睹了太多宗派矛盾带来的血腥，遂采取天主教和新教兼容并包的政策，让更多不同信仰的人能够自由呼吸。
思想上的宽松也带来了文学艺术、探险事业的大力发展。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被冠名以“伊丽莎白时代”，足见其统治下文艺的璀璨。我们熟悉的威廉·莎士比亚、克里斯多弗·马罗爵士、弗兰西斯·培根爵士等文学家，沃尔特·拉雷爵士、德瑞克和马丁·弗罗比歇爵士等探险家，无一不出自这个黄金时代。伊丽莎白一世自己也从事写作和翻译，她翻译霍勒斯《诗歌艺术》的作品，流传至今。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让我们看到了一名原生家庭不幸、对政治婚姻早早看清的敏锐女性，如何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独立自保，以婚姻之名“反其道而行”，在男权林立的欧洲王室摆脱“花瓶”的象征，带领英国奋斗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又是如何以宽容的胸怀抚恤臣民，让各式创意涌现、冒险成真、文艺发芽……如今，英国人对伊丽莎白一世的怀念、对“黄金时代”的渴望，或许既源于对强者谋略的仰慕，也源于对再难一见的那个“百花齐放”的璀璨时代由衷的向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