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己所能，让成百上千的农家子弟认字知礼、有一技之长，桃李遍天下，无疑是姥爷最感欣慰的事。
　　如果不是我妈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念叨要给我的姥爷纪念百岁诞辰，我几乎忘记姥爷了。
　　我妈像着了魔一样，看到电视里有纪念哪个伟大人物诞辰的，都要去记录一下横幅是怎么写的、现场是怎么排座位的。她努力地策划着如何到姥爷曾经任教的学校搞一个座谈会，争取找到一些姥爷的同事（应该都不在了）或学生，和他们一起缅怀一下这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她还想以姥爷的名义搞个助学基金，或者在老家建一个以姥爷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现实。妈妈离开她的故乡太久了，她找不到当地可以配合做这些事情的人，而且我们这个普通家庭也实在拿不出盖一座图书馆的钱。
　　姥爷是1993年初走的，距今已24年了。那一年我結婚，正在东北度蜜月，匆匆赶回来时，家里已乱成了一锅粥。我对姥爷最后的印象是他躺在医院的床上，阳光照在他清瘦而宁静的脸上，插着氧气管，静静地看着我，没有说话。
　　在我印象中，姥爷总是穿得齐齐整整，戴一顶帽子，帽子里垫一张吸头油的纸。姥爷心肺功能不太好，据小姨夫回忆，每当他觉得心脏不好受的时候他就写大字。现在小姨家里还收藏着不少张姥爷写的字，有唐诗，有短文，有养生的口诀。当年姥姥姥爷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间小平房里，天气好时，姥爷就出来晒太阳，在屋里他就听收音机，人老耳背，音量总是调得比较大，老远就能听到。有一次我听到他在放迪斯科音乐，就笑他，他说年轻人喜欢的，他也想听听哪儿好。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生活，远不似如今这般富足。我记得姥爷多次拿从前的话逗我：“工作以后挣钱了要带姥爷去前门吃烤鸭啊。”等这一切都不是事儿了，姥爷却不在了。
　　我和姥爷共同生活的记忆是我6岁左右回老家的时候。当时姥爷在离洑城三里地的玉皇庙中学教书，我有一张照片是和毕业班的学生们一起照的。我淘气，模仿过电影里的场景，登上讲台讲“马尾巴的功能”，后来很多年这事都是家里的一个笑话。姥爷带着我赶过集，夏天的傍晚去小树林捉“知了猴儿”——没有脱壳的蝉，捉回来浸在盐水里第二天早上油炸了吃，姥爷说那是高蛋白。
　　姥爷的一生基本都是在物质匮乏中度过的。百年前，1917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我的姥爷出生在河南省范县葛庄村，这是河南、山东交界的一个小村庄，按出身来说，姥爷家是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上一辈都是淳朴厚道的务农人。
　　姥姥是正经地主出身，这个地主家的二小姐看上了姥爷的英俊、知书达理，一生都是满意的。姥姥一点儿也不像个农村妇女，她到老都皮肤白皙、眉眼甜美，完全看不出生养过13个孩子，存活的仅有6人，可想当时的生活有多艰难。而姥爷作为一家之长，则要负担全部的生活。
　　姥爷的文化程度是私塾3年，小学6年，中学3年肄业。当他在山东省聊城读中学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青年学生无不是热血沸腾，要投笔从戎，要抗日，要让国家安定富强。但环境是复杂的，现实是残酷的。首先是谁能去参加革命？姥爷家共兄妹四人，他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在不远行”的传统家庭观念把姥爷拴住了，必须得有人承担起赡养父母、负担家务的重任。另一方面，是跟共产党还是跟国民党？穿越到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选择题。在好友的影响和帮助下，姥爷鼓励、支持自己的弟弟妹妹外出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在乡村当中小学教师收入微薄，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这完全不影响姥爷对教书育人的热情。那时候，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家里没有桌子，也没有电灯，姥爷就在煤油灯下，趴在床头上读书写作、批改作业。几十年教学生涯里，我们无从考证姥爷是否有特别优秀、知名的学生值得一书，但尽己所能，让成百上千的农家子弟认字知礼、有一技之长，桃李遍天下，无疑是姥爷最感欣慰的事。
　　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乡村教师，他的故事、他的善行，都已融在如烟过往里，也融在了爱他的后人的血液里。
　　余沈阳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