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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别人咋说,我都要为《囧妈》点个赞。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如此厉害的时候,你宅在家里,百无聊赖,突然有个新片率先选择网络播出,而且还是免费的,你应该不好意思说三道四、挑肥拣瘦。
徐峥是个厚道人,面对部分网友的非议,并无多激烈的反应。倒是在1月31日,中国香港导演王晶在微博上替徐峥说出了心里话:“在非常时期,想带给在家的你多一些宽慰和解压,所以提前上映。”
其他甭扯,这就够了。
替《囧妈》鸣不平
枪打出头鸟,人红是非多。包括《囧妈》在内,徐峥和他的“囧”系列自问世以来,一直都在爭议中。但“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迄今为止,徐峥导演的“囧”系列已开发到第四部。
不少人认为,“囧”系列充其量不过是打打闹闹的爆米花喜剧而已。其实在整个故事的背后,徐峥都至少安排了一个人物成长。“囧”这种系列电影,并非是平行位移,也并非换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相反,它是在主体上不断摸索,予以深化,比如这部《囧妈》。
有人说,《囧妈》较之前三部明显退步了。理由很牵强附会,像是《囧妈》刻画的人物太少,整体显得单薄云云。
电影是文艺作品的一种,成功的文艺作品,不是刻画的人物越多越好,而是越形象、越典型越好。从这一点对《囧妈》的艺术性予以衡量,徐峥已经成功了。毕竟,人家这次的定位不同,主打亲情伦理牌,并且老少咸宜,做到了受众的全年龄层覆盖。
有人说,《囧妈》如果叫《囧儿》就对了。对此,我很不以为然:“囧妈”一词儿,只是修辞上的借代。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大伙儿去买菜,光买菜吗?不买点豆腐、买甁酱油啥的吗?如此认死理儿,恐怕“买菜”只能叫“买杂货”了。
事实上,无论是囧妈还是囧儿,乃至一路上与之发生种种联系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其实都很囧。面对这么多“囧人”,徐峥总不能把片子命名为“囧人”“囧群众”吧。
《囧妈》是商业片,但较之前三部,其“囧”的成分并不少。重要的是,徐峥没有玩“娱乐至死”,而是借囧讽今,以囧为道具,逐步让囧妈和囧儿乃至其他囧人成长、跃迁,实现了与人与己的和解。如果没有“囧”这味大料,试想,这个故事该是多么平淡如水?
是故,甭管是突如其来的异国美女娜塔莎,还是有点扯的“熊口余生”“热气球神助攻”等,剧情就是要冲突。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才好看。
拍电影,不复杂,关键在于如何讲故事。徐峥及其工作班子下足了功夫“造囧”。但要承认,有些囧明显用力过猛,失去了真实性。比如娜塔莎说,火车钥匙是从淘宝上买的。
而有些囧却出人意料,比如徐伊万那枚扔出又反弹的戒指。很多人看到那里,都觉得徐伊万也许最后要和张璐修复关系、重归于好,但终究二人友好分手,虽然遗憾但合情合理。
接纳,是爱的手段,但放弃也是备选途径之一。所以,徐伊万最后才会幡然悔悟,在给张璐的微信上敞开心扉:“可惜我醒悟得太晚了……”这是一种成长,虽是缺憾式的,徐峥没有把这个“囧梗”刻意搞成一个大团圆的传统结局。这不正是《囧妈》艺术性的一种体现吗?
不过,《囧妈》虽好,但并非毫无缺陷,如果拿另一部经典的铁路片《天下无贼》与之相比,同为“囧片”,《囧妈》还要向前辈学习。
中国式母子情
百度一下“亲情有毒”,可以搜索到1000余万个结果。看来,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电影里,一路上,“囧妈”对“囧儿”的爱、“囧儿”对“囧妈”的情、徐伊万对张璐的骗、娜塔莎对徐伊万的骗、娜塔莎男友对娜塔莎的骗等等,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畸形扭曲的“毒”。
其中,尤以囧妈母子俩的“毒”为甚。
有一种情感叫亲情,有一种亲情叫母子情,还有一种母子情叫中国式母子情。中国式母子情有什么特别?只因它是独立于其他国度的母子情之外的亲情,具体表现为:母亲对于儿子严苛的要求。
成功的文艺作品,不是刻画的人物越多越好,而是越形象、越典型越好。
比如,囧妈要求囧儿的“申时喝水利膀胱”。落差如此之大,所以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母亲不能理解儿子。当然,儿子对母亲也不理解,但两个人却不能好好地沟通交流,一见面就炸。
在《囧妈》里,这一对奇葩母子不得不单独而又尴尬地面对面,由此迸发的各种碰撞、火花及欲盖弥彰的和解,最终演变成中国式母子情的独到之处。
经典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孙海英饰演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而黄海波则扮演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儿子。俩人较了一辈子劲,最终在有了孙子后,一切烟消云散。也许,中国两代人需要和解时,只有诞生了下一代,才能成为解药。 这一点,在《囧妈》里面,也有相当分量的体现。但当得知儿子儿媳的关系紧张后,妈妈却主动退让了—“其实,你们不要孩子也挺好的。”那一刻,长辈的无奈与落寞、失望与黯然,纵使再有“毒”,相信受众也认了。
有“毒”的还有那块红烧肉。其实多吃一块、少吃一块红烧肉,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母亲在确认“孩子觉得好吃”之后,偏偏要控制那最后一块。这暗指了上一代天然存在控制下一代的欲望,红烧肉只是导演借此表达这个观点的道具。
但幻想出来的儿子与幻想出来的媳妇儿,都是企图要一心改造对方的人,不管对方是否乐意和接受,于是,冲突在所难免。从血亲关系讲,儿子儿媳固然属于家庭成员,但也都是“外来物”。
疫情当前,这让我想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教授卢山的话:“人类侵占山、荒原,到过去没有人去的地方,加上野生动物的捕杀、处理……原来和人没有交集的病毒,从野生正常宿主来到我们人身上,我们免疫系统非常害怕,引起发热等一大堆强烈反应。”
当控制方(妈妈)面对失控的儿子时,“强烈反应”也就来了—妈妈大喊一声:“你一点都不乖呀。”
如果入侵人体的病毒或异物消失后,作为宿主的我们也就不会再表现出病人的征兆了。因此,电影最后让妈妈发出感慨:“电影里的伊万是个小男孩,但我的伊万已经是个大人了。”这对双方来说,同样是一种成长与和解。
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在1884年提出了“科赫法则”,用来判断某种病原体和某个传染病之间的因果关系:
· 每个病患体内都能找到大量的这种病原体;
· 这种病原体可从患者体内被分离出来,然后在体外培养;
· 体外培养的病原体可让健康人患病;
· 新患病的人体内,仍然可以找到同样的病原体。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科赫法则”与家庭伦理关系颇为相似。
比如孩子出生、成長,相当于从生母体内被分离出来,然后在体外培养;无论多乖巧懂事的孩子,总会经历叛逆期,即“体外培养的病原体可让健康人患病”。
比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有孩子的家庭,往往都会面临着家长试图控制孩子与孩子试图反控制的问题,即“新患病的人体内仍然可以找到同样的病原体”……
从这个角度看,《囧妈》折射出的更深层次的现象,其实具有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