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亚·洛德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是一位教师，已经写过很多文学作品。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类刊物的出版和写作。有了两个孩子后，教养孩子的过程中使她再度接触并回忆起美好的童书世界，继而提笔尝试儿童小说的创作。《大卫的规则》是她的处女作，一试啼声即获美国纽伯瑞银牌奖。作品题材来自作者的切身体验。她的小儿子是自闭症患者，她的女儿因为跟着她同出同进，从小就认识了一些像弟弟这样的特殊儿童。这本小说正是以“姐姐”的视角，道出了她矛盾与柔软的心情。
　　8岁的弟弟大卫从3岁起患有自闭症，需要每天去康复中心接受治疗。为此，五年来妈妈付出了巨大的艰辛。自从大卫被托儿所推出来以后，妈妈不得不丢掉原有的工作，选择了一个可以在家办公的“报税代理”工作，收入甚微，家里全靠爸爸一个人在外打拼。现在我12岁了，平时也力所能及地做妈妈的助手，而到了暑假，加入全职照顾弟弟的行列是我唯一的选择。
　　其实今年的暑假对我还是蛮有诱惑力的。隔壁包婆婆将房子卖掉了，过几天将搬来一家新邻居，听说有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儿。如果是这样，这个夏天我们就可以一起做喜欢的活动了：到湖里游泳，或到公园骑脚踏车。此前，因为大卫的关系，同学之间有什么活动，我常常不在被邀请之列。
　　大卫许多事情做起来都不合常理，需要我们为他制定一条条规则。看起来他很喜欢这些规则，但做起来又难免力不从心，甚至南辕北辙。有时候我真希望有人能发明一种药丸，让大卫哪天就像从长期昏睡中苏醒过来的人那样，活力四射地说：“天哪，凯瑟琳，我们今天做些什么？”可惜世上没有这种药丸，我俩之间只能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我们用强拗来代替争吵，大卫拗不过时，总会在他的大哭和我的内疚感中收场。
　　每天，送大衛到康复中心后，我和妈妈在诊室门外的长廊里等候大卫。在那里，我常常掏出素描簿，随意画一些视线所及的景物和人物。由此我注意到一个名叫贾森的坐轮椅的男孩儿，他患有运动障碍和语言障碍，表情看上去严肃而沉寂，但内心好像很阳光。我观察了他几天后便偷偷画了他，后来不知怎地被他发现了，他很生气。但当我解释说“我并没有想伤害你自尊心的意思，我的行为是友善的”，并把那张画儿送给他之后，就得到了他的谅解。贾森与人交流的工具是随身携带一本会话簿，内中插满了他妈妈为他制作的字卡。为了“将功补过”，以后每次见到贾森时，我都要送给他几张我绘制的字卡，贾森欣然接受。随着他会话簿中可以选择使用词汇的丰富，我们之间建立起的友谊也日益深厚。
　　妈妈告诉我新来的邻居女孩儿叫克里斯蒂，我喜欢这个名字，这让我充满了期待。第一次邀请克里斯蒂来我家做客前，与妈妈商量好要用烤肉来招待小客人。但好好的计划，都因为大卫的不守规则给搞得一塌糊涂。对此克里斯蒂表示理解，但我却非常歉疚。克里斯蒂得知大卫的情况后，像个大孩子似的说道：“你和你妈妈一定非常辛苦，就算有个正常的弟弟你也会很辛苦。” 克里斯蒂还问我，什么是康复中心？复健具体做些什么？我告诉她，就是一种专业治疗，每个患者的情况不一样，大卫需要学习像写字、跳跃等一些动作，渐渐培养正常与人沟通的能力。
　　克里斯蒂是个友善开朗的女孩儿，她很快成为我的好朋友，也很快融入了社区生活。一天，她见到我时笑着说：“凯瑟琳，你知道社区活动中心这个星期六举办舞会的事吧？一起参加吧。”我点点头，表示知道这件事，但接着马上告诉她我不能参加，因为那天我被邀请参加贾森的生日派对。这确实是一个正当的理由，而另一个潜在的理由是：我不能因为参加舞会而把大卫单独留下，他自己是无法照顾自己的。
　　得知我要参加贾森的生日派对，大卫嚷着也要去，我表示他可以在宴会快结束前到场，我将为他预留一块大一点儿的生日蛋糕，但前提是到了现场他一定要遵守规则：吃蛋糕要用叉子不能用手抓；咀嚼时嘴巴要半闭着不要出声。大卫表示同意。
　　下午的生日派对上，贾森驾驶着一辆崭新的电动轮椅闪亮登场，这是他爸爸妈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将写有“生日快乐”的字卡插放到他的会话簿中，表示祝贺。几个小时后到场的大卫吃生日蛋糕时表现得挺乖巧，他无意间透露了我们为参加生日派对而放弃社区舞会的事。贾森听到后指了指大卫，又指着会话簿：“喜欢；跳舞。”大卫说“喜欢”后，贾森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生日派对移师到社区舞会。
　　夜幕降临，舞会现场流光溢彩，优美的舞曲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平添了几分温馨与浪漫。领舞的克里斯蒂双臂高举过头，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跳舞的人们都在模仿她，显得十分开心。贾森驾着轮椅驶入舞池中央，将掌心打开也做着“跳舞”的动作。大卫跳得更是起劲，简直可以用“活力四射”来形容了——这是我看到的最为完美的弟弟。在众人面前，我情不自禁地舞动着身躯，把手高高举起，伸向天空，伸向星星。一曲过后，克里斯蒂发现了我，显得格外惊喜。我这时才想起那天她没有回答我的一个问题：“你要许的愿望到底是什么？”“我希望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生存的机会。”
　　（责任编辑 赵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