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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中国首次派出维和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已经走过30年。这几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有哪些突出贡献？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有何增长，还有哪些亟待突破？记者日前分别专访了曾在东帝汶执行联合国警察维和任务的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副教授何银、曾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战区司令的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维和教研室主任何星。
记者：目前，中国每年接受维和警察训练的人数有多少？要成为一名维和警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派遣前培训包括哪些训练科目？近几年中国维和警察在哪些地方执行任务？
何银：今年是中国警察参与维和行动20周年，我们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20年来我们总共向9个维和任务区派出了维和警察2650余人次，其中包括13支維和警察防暴队。中国为联合国维和警务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目前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主要承担维和警察单警、警队派遣前培训，以及常备维和警队的复训任务。此外还举办维和警察研修班并培训外国警察。一年的培训量大约有300多人。根据联合国的相关要求，维和警察需要有不少于5年的工作经历，并且会任务区的语言，会驾驶和射击等技能。维和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联合国提供的培训模块、外语、警务技能、外事礼仪和驾驶及射击技能等。目前中国维和警察在南苏丹和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国在积极派人参加维和行动的同时，非常重视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培训维和人员。
我们一方面邀请外国维和人员到中国参加培训，另一方面也派教官出国培训别国维和人员。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联合国维和峰会上承诺用5年时间为其他国家培训2000名维和人员。过去几年培训部门严格落实习主席的承诺，很快就能完成这项外援任务。
记者：按照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学派的观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3项基本特征：身份、利益和行为。身份决定了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近几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事务的引领者，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身份、利益和行为变化逻辑？
何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和平发展得益于整体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核心会员国，中国有责任大力支持联合国维和事务。在全球范围内冲突和动荡不断、多边主义国际秩序面临挑战的今天，中国选择了以引领者的姿态站出来推动国际制度体系变革。
需要强调的是，引领并不是主导，中国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如一些西方媒体炒作的要谋求国际事务的领导地位，而是带头为国际多边事务机制提供支持，力所能及地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也就是说，引领就是起到带头和示范的作用，出发点和目标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国的引领下，新的维和待命机制得以顺利建立。为实现维和力量的快速部署，早在2000年联合国就提出了建立“维和待命机制”，但十多年来具体落实工作进展缓慢。2015年，联合国提出建立新的维和待命机制后，中国率先承诺组建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和一支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
中国的引领式举措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和许多国家的响应。
中国在维和事务中的引领，还表现在中国军、警维和人员在执行维和任务时展示先进的技术和行动方案，并根据任务区特设的勤务环境不断创新，为联合国维和行动贡献“中国方案”。例如：中国驻南苏丹维和步兵营高度集成模块化编组的维和执勤模式，被特派团称为最高标准；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以信息技术驱动维和勤务模式，被特派团推为最佳实践。
记者：您去过刚果（金）等三个国家维和，2015年9月在达尔富尔见证了中国部署首支直升机分队受到当地热烈欢迎；2018年您担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战区司令，从三次维和经历中，你感受到各方对中国维和部队印象如何？
何星：30年来，我维和部队高质量地完成了大量修复道路、架设桥梁、打井送水、排除地雷及未爆炸物、运送物资器材、医疗救护、防疫治病、武装巡逻、护卫警戒、保护平民和人道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参谋军官、军事观察员、维和警察圆满完成了司令部工作以及巡逻观察、监督联络、谈判调查等专业任务。
我国维和军人为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加快有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联合国各出兵国、当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赞誉。2018年，联合国专门推出视频和图片，感谢中国为维和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联合国主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指出，“中国维和军人的素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高素质的军人、高水准的装备，堪称一流。中国对维和事业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在各个任务区，中国维和部队在队伍管理、营区建设、装备管理以及行动保障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和理念被特派团高层和其他出兵国高度认可，为其他出兵国提供了标准和典范。中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维和大家庭受到欢迎和尊重，是联合国维和大家庭中重要一员，是联合国维和事业的中流砥柱。
→ 何星司令 （左） 在南苏丹检阅部队
记者：联合国强调要重视冲突预防工作。中国在国际冲突预防方面可以做出哪些贡献？
何银：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对国际冲突预防的贡献。一方面是技术层面，主要是指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旨在预防冲突的国际谈判、斡旋等活动，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安全治理的框架中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理念。 长期以来，国际上主导冲突预防的理念是源自西方文明实践的“自由和平”，其理论逻辑是一个称作“民主和平论”的命题，也就是断言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然而，许多接受了自由和平理念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走上和平之路，反而陷入长期的贫困、动荡甚至是内战。
中国几十年来和平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在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由强有力的政党和政府领导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发展，可以实现和平与繁荣。中国的这些经验随着中国的对外援助及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传向世界，形成我称作“发展和平”的理念传播，必将对全球范围内的冲突预防产生正面影响。“发展和平”就是中国为国际冲突预防贡献的中国方案。
→ 图中为18年前，何银在中国驻东帝汶共和国大使馆参加维和警察警队的授勋仪式。
记者：刚过去的2019年有两件事让中国维和军人再度成为热点，一是3月热播了电视剧《中国维和部队》，二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方队中，走过了中国维和方队，让人眼前一亮，为之一震。平时也不断听到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消息，能否为读者勾勒一下整个维和谱系？
何银：联合国维和人员分为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两大类。维和军人又分为军事观察员、参谋军官和维和部队。维和部队再分为安全部队和保障部队，我们派往马里的警卫分队，以及在南苏丹的步兵营都是安全部队，在刚果金的工兵分队，在黎巴嫩的工兵分队、医疗分队，在达尔富尔的多用途直升机分队，以及前几年在利比里亚的运输分队等，都是保障部队。
维和警察分为单警和维和警察防暴队，也就是成建制维和警察分队，一支分队一般是125-180人。维和警察单警与维和军人中的参谋军官和军事观察员相似，都是分散开来执行任务。维和警察的任务根据特派团任务的不同而不同。以维和警察单警为例，在过渡行政当局，比如东帝汶和科索沃，维和警察就是执法警察，巡逻、社区警务及调查案件等所有在国内的活都可以干。而在其他特派团中，维和警察单警执行监督当地警察执法、为当地警察提供指导，培训当地警察等工作。维和警察防暴队的任务是协助当地警察维持治安秩序、提供武装护送、要人保护、定点驻守等任务。
记者：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警国，派出维和人员数量经常超过其余4个常任理事国的总合。从1990年首次派出人员，至2019年总共参与了23项维和行动、2项政治特派团和1项联合国授权的武器核查行动。至今，中国已经派出4万多名军、警维和人员，涵盖了非洲、中东、东南亚、南美和南欧等发展中地区。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标志性事件？
何银：1990年4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开启了参与维和的序幕。
2000年1月，中国向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派出15名维和民事警察。
2003年3月，中国向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派出一支175人的工兵连和一个43人的三级医院。
2004年9月，中国向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派出一个125人的维和警察防暴队。
至2009年，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军、警维和人数超过2000人，开始成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13年12月，中国向联合国马里稳定特派团派出一支170人的警卫分队，这是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安全部队。
2015年初，中国向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派出了一个700人的加强步兵营，将派出维和人员的建制从连级提升到营级。
2016年10月，中国向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派出4架多用途直升机和140名陆军航空兵。至此，中国成为了当前少数几个派出维和人员种类最齐全的出兵/警国之一。
30年来，中国军、警维和人员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战乱不断、疾病肆虐的艰苦环境中执行繁重的维和任务，践行我军我警顽强拼搏、敢于奉献的精神。其中既不乏江汉刚身患胃癌仍带领驻利比里亚维和工兵分队加班加点修建桥梁的壮举，也不乏维和警察孙东兴在南苏丹捐资修建警察局的大爱之行。30年里有17名中国军人和警察牺牲，另有几十人负伤。
记者：中国对联合国维和的贡献让人感到骄傲。我们从新闻里听说中国近些年承担的维和摊款不断增加，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何星：联合国维和行动所需经费由所有成员国共同承担。联合国大会根据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安全负有的特殊责任，于2001年通过《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经费分摊比例》235号决议，按年度收取维和摊款。目前，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是向联合国缴纳维和摊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军现有2500余人在7个维和任务区和联合国和平行动部执行任务，涵盖步兵、工兵、警卫、医疗、直升机等分队和参谋居官、军事观察员。
根据2019年至2021年联合国会费与维和摊款分摊比额，中国承担12%的联合国会费和15.2%的维和摊款，是次于美国28%的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
同时，中国还以间接的方式出资支持维和行动。2016年6月签署设立了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下设两个子基金，其中一个子基金是“秘书长和平与安全基金”。2017年，该基金全额资助了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专家小组对和平行动中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审查；2018年，中国政府资助了第二届联合国警长峰会。中国还出资1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我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是与我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的要求，体现了我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记者：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人员中的高级官员是否有所增多？对中国维和部队来说，要晋升高级官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何银：中国要提升在联合国维和事务中的话语权，需要增加在联合国相关机构中的职位数量，特别是核心部门中职位的层次和数量。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占据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和平行动部，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厅等重要部门的主管职位。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在参与维和事务时出现了付出与收获、贡献与口碑之间不平衡的情况。作为联合国的核心会员国和维和事务的引领者，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维和的重要出兵出资国，理应增加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务机构中的任职人数，以便为维和做出更大的贡献。
何星：与我维和贡献相对应，我国在联合国维和事务中的话语权得到有效巩固和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先后派出4名少将、5名大校赴相关维和特派团担任司令、副司令、战区司令等高级职务。目前，我军有一名少将军官担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副司令，两名大校分别在南苏丹、马里的维和特派团担任战区司令，另有多名军官担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处长等重要职务。
当前，我国在维和前沿理论研究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从规则熟悉与运用向政策引领与塑造转变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这将是未来维和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另外，要在国际社会阐释推广我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这些理念融入到联合国维和事务理论和实践之中，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中国方案，这些都是亟需我国維和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完成的工作。
（摘自1月22日《文汇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除了培训本国人员外，还帮助他国培训维和人员近2000名
记者：目前，中国每年接受维和警察训练的人数有多少？要成为一名维和警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派遣前培训包括哪些训练科目？近几年中国维和警察在哪些地方执行任务？
何银：今年是中国警察参与维和行动20周年，我们将举行系列纪念活动。20年来我们总共向9个维和任务区派出了维和警察2650余人次，其中包括13支維和警察防暴队。中国为联合国维和警务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目前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主要承担维和警察单警、警队派遣前培训，以及常备维和警队的复训任务。此外还举办维和警察研修班并培训外国警察。一年的培训量大约有300多人。根据联合国的相关要求，维和警察需要有不少于5年的工作经历，并且会任务区的语言，会驾驶和射击等技能。维和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联合国提供的培训模块、外语、警务技能、外事礼仪和驾驶及射击技能等。目前中国维和警察在南苏丹和塞浦路斯执行任务。中国在积极派人参加维和行动的同时，非常重视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培训维和人员。
我们一方面邀请外国维和人员到中国参加培训，另一方面也派教官出国培训别国维和人员。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联合国维和峰会上承诺用5年时间为其他国家培训2000名维和人员。过去几年培训部门严格落实习主席的承诺，很快就能完成这项外援任务。
建立“维和待命机制”等，成为联合国维和事务引领者
记者：按照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学派的观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有3项基本特征：身份、利益和行为。身份决定了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近几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事务的引领者，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身份、利益和行为变化逻辑？
何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和平发展得益于整体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全的世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联合国核心会员国，中国有责任大力支持联合国维和事务。在全球范围内冲突和动荡不断、多边主义国际秩序面临挑战的今天，中国选择了以引领者的姿态站出来推动国际制度体系变革。
需要强调的是，引领并不是主导，中国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如一些西方媒体炒作的要谋求国际事务的领导地位，而是带头为国际多边事务机制提供支持，力所能及地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也就是说，引领就是起到带头和示范的作用，出发点和目标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国的引领下，新的维和待命机制得以顺利建立。为实现维和力量的快速部署，早在2000年联合国就提出了建立“维和待命机制”，但十多年来具体落实工作进展缓慢。2015年，联合国提出建立新的维和待命机制后，中国率先承诺组建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和一支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
中国的引领式举措得到国际社会的称赞和许多国家的响应。
及时向达尔富尔部署直升机分队，为出兵国提供了标准和典范
中国在维和事务中的引领，还表现在中国军、警维和人员在执行维和任务时展示先进的技术和行动方案，并根据任务区特设的勤务环境不断创新，为联合国维和行动贡献“中国方案”。例如：中国驻南苏丹维和步兵营高度集成模块化编组的维和执勤模式，被特派团称为最高标准；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以信息技术驱动维和勤务模式，被特派团推为最佳实践。
记者：您去过刚果（金）等三个国家维和，2015年9月在达尔富尔见证了中国部署首支直升机分队受到当地热烈欢迎；2018年您担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战区司令，从三次维和经历中，你感受到各方对中国维和部队印象如何？
何星：30年来，我维和部队高质量地完成了大量修复道路、架设桥梁、打井送水、排除地雷及未爆炸物、运送物资器材、医疗救护、防疫治病、武装巡逻、护卫警戒、保护平民和人道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参谋军官、军事观察员、维和警察圆满完成了司令部工作以及巡逻观察、监督联络、谈判调查等专业任务。
我国维和军人为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加快有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联合国各出兵国、当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赞誉。2018年，联合国专门推出视频和图片，感谢中国为维和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联合国主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指出，“中国维和军人的素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高素质的军人、高水准的装备，堪称一流。中国对维和事业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在各个任务区，中国维和部队在队伍管理、营区建设、装备管理以及行动保障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和理念被特派团高层和其他出兵国高度认可，为其他出兵国提供了标准和典范。中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维和大家庭受到欢迎和尊重，是联合国维和大家庭中重要一员，是联合国维和事业的中流砥柱。
生成于中国和平发展实践的“发展和平”，是国际冲突预防的“中国方案”
记者：联合国强调要重视冲突预防工作。中国在国际冲突预防方面可以做出哪些贡献？
何银：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对国际冲突预防的贡献。一方面是技术层面，主要是指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旨在预防冲突的国际谈判、斡旋等活动，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安全治理的框架中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理念。 长期以来，国际上主导冲突预防的理念是源自西方文明实践的“自由和平”，其理论逻辑是一个称作“民主和平论”的命题，也就是断言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然而，许多接受了自由和平理念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走上和平之路，反而陷入长期的贫困、动荡甚至是内战。
中国几十年来和平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在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由强有力的政党和政府领导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发展，可以实现和平与繁荣。中国的这些经验随着中国的对外援助及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传向世界，形成我称作“发展和平”的理念传播，必将对全球范围内的冲突预防产生正面影响。“发展和平”就是中国为国际冲突预防贡献的中国方案。
维和人员分军人和警察两大类，警察又分为单警和防暴队
记者：刚过去的2019年有两件事让中国维和军人再度成为热点，一是3月热播了电视剧《中国维和部队》，二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方队中，走过了中国维和方队，让人眼前一亮，为之一震。平时也不断听到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消息，能否为读者勾勒一下整个维和谱系？
何银：联合国维和人员分为维和军人和维和警察两大类。维和军人又分为军事观察员、参谋军官和维和部队。维和部队再分为安全部队和保障部队，我们派往马里的警卫分队，以及在南苏丹的步兵营都是安全部队，在刚果金的工兵分队，在黎巴嫩的工兵分队、医疗分队，在达尔富尔的多用途直升机分队，以及前几年在利比里亚的运输分队等，都是保障部队。
维和警察分为单警和维和警察防暴队，也就是成建制维和警察分队，一支分队一般是125-180人。维和警察单警与维和军人中的参谋军官和军事观察员相似，都是分散开来执行任务。维和警察的任务根据特派团任务的不同而不同。以维和警察单警为例，在过渡行政当局，比如东帝汶和科索沃，维和警察就是执法警察，巡逻、社区警务及调查案件等所有在国内的活都可以干。而在其他特派团中，维和警察单警执行监督当地警察执法、为当地警察提供指导，培训当地警察等工作。维和警察防暴队的任务是协助当地警察维持治安秩序、提供武装护送、要人保护、定点驻守等任务。
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出兵/警最多、种类最全的国家，共派员4万
记者：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警国，派出维和人员数量经常超过其余4个常任理事国的总合。从1990年首次派出人员，至2019年总共参与了23项维和行动、2项政治特派团和1项联合国授权的武器核查行动。至今，中国已经派出4万多名军、警维和人员，涵盖了非洲、中东、东南亚、南美和南欧等发展中地区。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标志性事件？
何银：1990年4月，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开启了参与维和的序幕。
2000年1月，中国向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派出15名维和民事警察。
2003年3月，中国向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派出一支175人的工兵连和一个43人的三级医院。
2004年9月，中国向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派出一个125人的维和警察防暴队。
至2009年，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军、警维和人数超过2000人，开始成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13年12月，中国向联合国马里稳定特派团派出一支170人的警卫分队，这是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安全部队。
2015年初，中国向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派出了一个700人的加强步兵营，将派出维和人员的建制从连级提升到营级。
2016年10月，中国向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派出4架多用途直升机和140名陆军航空兵。至此，中国成为了当前少数几个派出维和人员种类最齐全的出兵/警国之一。
30年来，中国军、警维和人员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战乱不断、疾病肆虐的艰苦环境中执行繁重的维和任务，践行我军我警顽强拼搏、敢于奉献的精神。其中既不乏江汉刚身患胃癌仍带领驻利比里亚维和工兵分队加班加点修建桥梁的壮举，也不乏维和警察孙东兴在南苏丹捐资修建警察局的大爱之行。30年里有17名中国军人和警察牺牲，另有几十人负伤。
2016年中国维和经费摊款缴纳第二，2019年占15.2%，仅次于美国的28%
记者：中国对联合国维和的贡献让人感到骄傲。我们从新闻里听说中国近些年承担的维和摊款不断增加，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何星：联合国维和行动所需经费由所有成员国共同承担。联合国大会根据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安全负有的特殊责任，于2001年通过《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经费分摊比例》235号决议，按年度收取维和摊款。目前，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是向联合国缴纳维和摊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军现有2500余人在7个维和任务区和联合国和平行动部执行任务，涵盖步兵、工兵、警卫、医疗、直升机等分队和参谋居官、军事观察员。
根据2019年至2021年联合国会费与维和摊款分摊比额，中国承担12%的联合国会费和15.2%的维和摊款，是次于美国28%的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
同时，中国还以间接的方式出资支持维和行动。2016年6月签署设立了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下设两个子基金，其中一个子基金是“秘书长和平与安全基金”。2017年，该基金全额资助了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专家小组对和平行动中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审查；2018年，中国政府资助了第二届联合国警长峰会。中国还出资1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我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是与我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的要求，体现了我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亟需增加中国籍高级职员人数和理论研究，提升维和事务话语权
记者：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人员中的高级官员是否有所增多？对中国维和部队来说，要晋升高级官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何银：中国要提升在联合国维和事务中的话语权，需要增加在联合国相关机构中的职位数量，特别是核心部门中职位的层次和数量。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占据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和平行动部，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厅等重要部门的主管职位。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在参与维和事务时出现了付出与收获、贡献与口碑之间不平衡的情况。作为联合国的核心会员国和维和事务的引领者，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维和的重要出兵出资国，理应增加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务机构中的任职人数，以便为维和做出更大的贡献。
何星：与我维和贡献相对应，我国在联合国维和事务中的话语权得到有效巩固和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先后派出4名少将、5名大校赴相关维和特派团担任司令、副司令、战区司令等高级职务。目前，我军有一名少将军官担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副司令，两名大校分别在南苏丹、马里的维和特派团担任战区司令，另有多名军官担任司令部副参谋长、处长等重要职务。
当前，我国在维和前沿理论研究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从规则熟悉与运用向政策引领与塑造转变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这将是未来维和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另外，要在国际社会阐释推广我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这些理念融入到联合国维和事务理论和实践之中，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中国方案，这些都是亟需我国維和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完成的工作。
（摘自1月22日《文汇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