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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让农民“被上楼”，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必须坚决反对这些错误做法，既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片面抓城市的误区，更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消灭县制的灾区，防止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刚起步就被严重扭曲。
最近几个月，由于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做法加速蔓延。全国酝酿设市、设区的县有上百个，仅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个省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设区。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如不对其中的胡作非为明令禁止，耽误了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安全是城市安全、社会安全、民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基础
一窝蜂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了。今年元旦以后，我在各地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感觉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到区、到乡镇，弄得民不聊生。“撤县设区”把权力上升到地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民生意义。客观地看，这些地方政府忽视经济社会条件，简单地把造城作为做大经济总量的工具，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定底线。
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和统筹五位一体，地方政府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绝不能方向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很多人对新型城镇化是一场真正的改革缺乏常识性判断，仍在片面追求城市空间扩张，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如果不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障碍，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型，被严重扭曲的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为一场灾难，甚至成为压垮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景每天都发生在身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享受不了公共服务，想回农村又回不去，土地上长出的是一座座高楼，他们在恐惧不安中生活着，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大家都在说，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所谓以人为核心，就是从根本上保护农民利益，不能牺牲农业和粮食，不能牺牲生态和环境。从我这些年跟踪调研的情况看，农民有权作出进城还是留村的选择。如果进城，要有相应的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如果留村，也要有相应的制度确保他们的政策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即使是已经进城的农民，也要为他和他的家人设立3～5年的过渡期，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便于平稳完成起步阶段的过渡。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有效防止各种尖锐矛盾的发生。
把中农办升格为中央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我在各地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土地指标不够用，认为这是他们目前最难做的工作，也是他们与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其实这种想法仍然是土地财政的惯性思维，并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搞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面对2.6亿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在城市贡献的是自己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城市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每一位农民兄弟“苦脏累”工种的劳动付出。农民工群体和他们身后5800万留守儿女、4700万留守妻子和400万留守父母，更被排斥在城市之外。
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这件事一拖再拖，继续拖下去就会演变为历史上的“流民”问题。我建议，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升格为中央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李克强总理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协调各部委的一致行动。这个升格，可以表明中央对新型城镇化盘活三农全局的坚决态度，并采取实际步骤作出重中之重的政策安排。事实上，每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在县城和小城镇大约为3万元，在地级城市大约为5万元，在大城市大约为10万元。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承受范围。换一个思维方式，把土地财政的大头交给农民，这件事就很容易办。关键是，中央一定要真的下决心，逼着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动刀子割肉。动刀子一定是很疼的，但现在不动，一旦发生社会动荡想动就晚了。
我觉得应该特别审慎的是，现有农民工总数2.6亿多人，按每年转移1000多万人考虑，这就是一个特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他们每一个个体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清楚，地级市说转移他们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是不是同时转移，也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专项研究，更谈不上拿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有鉴于此，升格后的中央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给县城和小城镇10～20年的培育期，让农民工就地城镇化，在户籍、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生活生产方式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中央在培育期要拿出实招，把地级以上城市的教育、医疗和文化等公共资源有序分散转移，保证县城和小城镇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有承载力量，让农民进得城来，生活得下去，少有其事，老有所养，活出个幸福模样。
早在1997年，国务院就作出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以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地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让农民“被上楼”，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我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些错误做法，既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片面抓城市的误区，更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消灭县制的灾区，防止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刚起步就被严重扭曲。
作者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最近几个月，由于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做法加速蔓延。全国酝酿设市、设区的县有上百个，仅广东、贵州、云南和陕西4个省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设区。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冲动，与加大县城和小城镇建设的战略意图背道而驰。如不对其中的胡作非为明令禁止，耽误了发展不说，还会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安全是城市安全、社会安全、民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基础
一窝蜂撤县设市、设区，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着农民的土地，抠土地财政，已经没有心思搞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了。今年元旦以后，我在各地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感觉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扩大城市规模，搞行政造城。有一个地级市，把城镇化指标逐级分解到县、到区、到乡镇，弄得民不聊生。“撤县设区”把权力上升到地级市，“撤县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这种“翻烧饼”的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民生意义。客观地看，这些地方政府忽视经济社会条件，简单地把造城作为做大经济总量的工具，实际上是在挑战最为敏感的社会安定底线。
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新型城镇化的大方向是盘活三农全局、引领四化同步和统筹五位一体，地方政府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绝不能方向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很多人对新型城镇化是一场真正的改革缺乏常识性判断，仍在片面追求城市空间扩张，大兴造城运动，借新城之名，行夺地、争地和占地之实，抬高房价和地价。如果不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障碍，如果不能实现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叠加的复合转型，被严重扭曲的新型城镇化就会演变成为一场灾难，甚至成为压垮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景每天都发生在身边，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享受不了公共服务，想回农村又回不去，土地上长出的是一座座高楼，他们在恐惧不安中生活着，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大家都在说，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所谓以人为核心，就是从根本上保护农民利益，不能牺牲农业和粮食，不能牺牲生态和环境。从我这些年跟踪调研的情况看，农民有权作出进城还是留村的选择。如果进城，要有相应的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如果留村，也要有相应的制度确保他们的政策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即使是已经进城的农民，也要为他和他的家人设立3～5年的过渡期，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便于平稳完成起步阶段的过渡。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有效防止各种尖锐矛盾的发生。
把中农办升格为中央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我在各地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土地指标不够用，认为这是他们目前最难做的工作，也是他们与农民之间最尖锐的矛盾。其实这种想法仍然是土地财政的惯性思维，并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搞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面对2.6亿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在城市贡献的是自己青壮年时期的劳动力。城市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每一位农民兄弟“苦脏累”工种的劳动付出。农民工群体和他们身后5800万留守儿女、4700万留守妻子和400万留守父母，更被排斥在城市之外。
新型城镇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这件事一拖再拖，继续拖下去就会演变为历史上的“流民”问题。我建议，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升格为中央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李克强总理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协调各部委的一致行动。这个升格，可以表明中央对新型城镇化盘活三农全局的坚决态度，并采取实际步骤作出重中之重的政策安排。事实上，每一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在县城和小城镇大约为3万元，在地级城市大约为5万元，在大城市大约为10万元。这个成本，并没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承受范围。换一个思维方式，把土地财政的大头交给农民，这件事就很容易办。关键是，中央一定要真的下决心，逼着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动刀子割肉。动刀子一定是很疼的，但现在不动，一旦发生社会动荡想动就晚了。
我觉得应该特别审慎的是，现有农民工总数2.6亿多人，按每年转移1000多万人考虑，这就是一个特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他们每一个个体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清楚，地级市说转移他们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是不是同时转移，也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专项研究，更谈不上拿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有鉴于此，升格后的中央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给县城和小城镇10～20年的培育期，让农民工就地城镇化，在户籍、医疗、教育和就业等生活生产方式上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中央在培育期要拿出实招，把地级以上城市的教育、医疗和文化等公共资源有序分散转移，保证县城和小城镇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有承载力量，让农民进得城来，生活得下去，少有其事，老有所养，活出个幸福模样。
早在1997年，国务院就作出暂停审批县改市的决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很多地方盲目追求县改市，冲击了以县制为主要特色的传统行政管理系统，造成很多县级市出现“虚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区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城郊比例失调，城乡概念模糊等等。现在，这些老毛病又发作了，简单地把县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让农民“被上楼”，实际上背离了新型城镇化的初衷。我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些错误做法，既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片面抓城市的误区，更要走出新型城镇化就是消灭县制的灾区，防止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刚起步就被严重扭曲。
作者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