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当英国历史学家忽视任何与历史哲学相关的最新著作时,他可能会得到谅解。因为,历史学这个专业中的专家已经反复告诉我们,历史哲学这种思辨性和分析性行为,对于历史编纂学的实际工作,即使有所助益也是很小的。G.E.爱尔顿(Elton)教授的《历史学实践》(1967)一书的首页就挑明了这个最直接明了的告戒。他建议我们,“《历史和理论》的每一个新成员都想发表一篇力图给历史赋予一个哲学基础的文章,而且,某些这样的文章也是有趣的。但是,我怀疑他们是否推进了史学论文。”因此,在爱尔顿看来,几乎没有必要授权他在另一个学科中的同行去评估历史编纂学的认知要求。历史学家本人,而且只有他自己,才有资格为了实际的需要去决定历史学方法的目的和用途。而对这种保护主义方法的危险性的诊断,则留给了后期的A.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1974年)。汤因比声称,爱尔顿正在“处心积虑地试图创造一个‘职业的’历史学家的封闭的领域”,在汤因比看来,这种封闭的领域“对任何形式的研究都是致命的”。当然,超越历史学和哲学的界限是有危险的,汤因比本人在历史学专业中没有什么名望,这可能会被看作是这种危险的一个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