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个喜欢谈白讲古的人，和别人聊天，爱提很多怪异的问题。诸如“什么东西最重”“最长的又是最短的东西是什么”。他向杨家大寒又提出了“什么东西是又硬又软、又韧又脆”的问题。答案，一直在他舌头上。前面几个问题，我听了很多次，每次答案也不一样。大寒五十多了，在我爸侧东座位上，用手指扣着碗，喝着酒。我爸看看他，老脸笑起来，像一窝泉眼，可爱慈祥。“铁是硬硬的，也是软软的。是韧韧的，也是脆脆的。铁和一团泥差不多。”大寒用碗碰碰我爸的碗，说，“想听听叔的意思。”我爸呵呵地笑，说，不能说你不对，也不能说你对，我说这个东西，不是铁，是命。
　　“怎么解？”大寒说。大寒用手抹一下头发。头发黄黄的。三十来岁，他头发一年比一年黄了。全黄了，鬓毛开始发白。
　　“命硬的人，韧得像弹簧，受多少苦，挨多少饿，都死不了。命脆的人，软得像棉花糖，被别人一口吞了，连个气泡都没有。”
　　“有理。有理。解得好。和太平山住持解得差不多。”
　　他们又开始喝酒。酒是我到官葬山买的，糯米高粱烧，头酒，十三块钱一斤，买了五十斤。我特意对吊酒的懒汉师傅说，是我家老头子喝的，酒不能差，不然他把碗摔到你头上。懒汉说，知道，给他差酒，我不是作死吗？我老爸都过八十啦，脾气确实不怎么好，尤其是当他喝苦味的酒时。我爸有三个酒坛，一个酒坛能储五十斤，放在他睡的床前，酒坛盖用破棉絮盖着。去年十月，我带了好多酒回枫林，两箱“金门高粱”，两箱“八八坑道”，四箱“四特蓝韵”，二十箱“小蜜包酒”，准备过年喝的。到了年前，我去储藏间找酒，全是空瓶。我问我爸，酒去哪儿了。“酒不是在酒坛里，就是在我肚子里。”我爸说。我爸把所有酒打开，倒进酒坛里，几百块钱一瓶和二三十块钱一瓶的糯米烧、高粱烧、谷烧混合在酒坛里，放人参、当归、党参、枸杞等各种药材，泡起来喝。满满两酒坛。我说，爸，有这样喝酒的吗，要不要冲啤酒红酒下去呢？老爸说，啤酒红酒度数低了，不能算酒。我苦笑不得。我带回家的东西，就是放在楼梯上，他也看不见，要是酒，放在阁楼木箱里，他也能翻出来。我爸秉承了他父亲。我祖父生前常说：“酒是最硬的东西，也是最软的东西。酒进了血液，骨头硬朗，再重的活也干得了。酒进了脑子，身子是一堆烂泥，软不拉稀的，别说干活，走两步路也成不了。”我祖父一生好酒，却从不醉。不是他酒量大，而是他懂得分寸。
　　当然，作为添酒的人，我赞同杨家大寒的说法。他是个打铁匠。铁就是他的泥。铁就是他的生活。铁就是他的精气。铁就是他的命。
　　大寒的手艺是父传的。传了三年，他父亲死了。大寒十六岁。打铁铺在土地庙边的一间破泥房里。一个大火炉，一个鼓风箱，两个铁锭，两个水桶。他父亲力气奇大，一肩挑两擔露水谷，箩筐压箩筐，棕绳结绑在扁担上，他弯下身子，整个胸腔鼓起来，脚肚子发胀，肩膀抖两下，把担子挑走。谁也没这个架势。他父亲是个身材高大的人，叫杨钱粮，给大队部打铁，打铁锤打锄头打刀具，脸膛黝黑，有两排白亮的牙齿，眼睛铜铃似的。钱粮的死，是因为捞一条死鱼。在水库尾的山田里，生产队的人在割稻子，有一个人看见库面上浮了一条死鱼，七八个人扔下活，跳到水里，抢捞一条死鱼。大家游泳过去，水把死鱼荡到库面中间，其他人游了回来，钱粮继续游，捞到了鱼，人却沉了下去。大家看着他沉下去，啪哒啪哒打着水面，不见了。水库太大，水又冰骨，没人敢下去。临近傍晚，撑了竹筏，生产队才把他捞上来。他手里还死死地抓着死鱼。大寒的母亲是前几年去世的，叫豆香，是一个走路像抖筛子一样的女人，笑起来，整个眼窝都不见，像两个核桃。包产到户前，她时常断粮，水烧在锅里，抱一个畚斗，四处借米。似乎大寒的二姐水篮，还背一个米袋子，去附近的村子讨过饭。村里有两个人讨过饭。另一个是巷子路口的萹豆花。萹豆花每次讨饭回来，都会在床上哭一天，哗哗哗。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背一个米袋，扎个头巾，穿老旧的破棉袄，手上打叫花板，进一户，打叫花板几分钟，边打边唱：好东家，行行好，寒冬没有棉花袄；好东家，行行好，有柴没米怎么熬
　　打铁铺隔壁是个牛圈，养了四头牛。我负责一头。老七负责一头。山神负责两头。山神没上学，一直没上学，自己名字也写不来。山神是大寒的弟弟，年长我一岁。天冷的时候，我们躲在打铁铺，玩跳房子打纸板的游戏。火炉红红的，墙壁上映着通红的光，炉灰扑腾腾地从炉口扬起来，灰白白的，落在衣服上，头发上。我们的脸上也跳着火光，暖烘烘的。我们从红薯窖里偷出红薯，从生产队的芋头地里刨出芋头，从生产队谷仓里偷玉米棒，焐在炉膛下的炉灰里。焐到满屋子有了香味，扒开炉灰，剥开吃，吃得打饱嗝。豆香大婶做大寒的下手，拉鼓风箱，吡噗吡噗，风哼呼哼呼地吹进炉下的膛口，火苗一张一熄，硬木炭红黑红黑，转成殷殷的透红，铁片喂进木炭里，黑黑地亮起来，颜色和炭火融为一体。屋外北风呼呼。小寒后，雁北飞，鹊开始筑巢，雪粒扑撒屋顶，扑撒刚抽芽的油菜。石板路走起来，沙沙沙。夜晚，风止了，雪大朵大朵地塌下来。梅花从墙角边枯涩的树桠报了一张嫣红的脸。山茶在雪地里，打开了花苞，像一盏油灯。
　　钱粮死后一年多，也是快过年了，门前的稻田积了厚厚的雪，屋檐悬挂的冰凌始终没有融化。独眼的石皮用蓝布手绢包了四个鸡蛋，找到我妈，说，大寒打铁需要一个帮手，总不能让豆香嫂拎铁锤吧。石皮是“文革”时期外来的移民，一直单身，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一个人住在半边倒塌的破房子里。我妈说，合适倒合适，豆香还可以生育。过了两天，石皮挑了一担箩筐，去豆香家做了上门女婿。箩筐里，有碗筷有矮板凳，有换洗的衣服，有两双草鞋一双解放鞋，有不多的米面，有两只鸡，还有两卷新买的布料。大寒叫他叔。叔是继父的另一个称呼。
　　1983年，包产到户。我去镇里读初中。
　　打铁铺繁忙了起来。铁锤、条锄、薅锄、板锄、铁锹、铁镐、钢钎、大铲、两齿钳、烟叶铡刀、柴刀、砍山刀、割草刀、镰刀、菜刀、肉刀、剔骨刀、剁骨刀、斧头、锅铲、铁挂钩……挂满了打铁铺的墙壁。二十出头的大寒，像他父亲，肩膀像块磨刀石，手腕油茶树一样粗实。山神却文弱，打不了铁，负责砍杂木。杂木三公分粗，剥皮磨圆，做锄头柄、刀柄。山神也上山割棕毛，棕毛切成巴掌大的一片，卷在杂木头，插进锄头套口，再挤压三块木楔进去，算是结实齐整。 　　有一年，我从上泸镇实习完回家，去打铁铺玩（去镇里之后，几乎没去打铁铺）。我说，大寒，我来打几锤。我拎拎大锤，至少十五六斤重。大锤柄不是木头，是开裂的竹片，用布片包着，弹起来，击打手掌生痛。我锤了两下，手臂发麻。石皮叔叔嘿嘿地发笑：“这碗饭，不是一般人能吃的。古话讲，学艺容易打锤难。”大寒看看我的手，说，你那个手像豆腐，我这个手像钢板，什么样的手吃什么样的饭。大寒打赤膊，穿一件糙羊皮的大围裙，说，热，受不了，身上流油。石煤燃烧的气味有些呛人。煤石是后山拉的，成本低。火炉上的铁，被一只铁钳夹着，气浪翻上来，铁屑一粒粒地脱落。把红铁放在铁锭上，石皮叔一小锤，叮，大寒一大锤，唞。叮，唞。叮，唞。叮，唞。叮，唞。你来我往。铁软软的，红红的，铁屑一层层落下来，铁渐渐乌黑，渐渐发硬，有了器具的雏形，夹起来，叭呲，扔进水桶里，一股白烟潽上来，小小的水泡，咕噜噜地浮了一层，密密麻麻。淬火后，夹起来，又放进火炉里烧。
　　村里人，两齿钳断了，菜刀卷刃了，到打铁铺加工，大寒是不收钱的。
　　五家坞在饶北河边的一个山窝里。山窝只有五家人，叫五家坞。说来也是怪事，五家人从大梁山搬迁来，有一百多年了，还是五家人。人丁不旺，靠上山砍柴为生。刀是锋口锐利的砍刀，锋刃长一尺二，刀头内圆，像鸟喙。五家坞的大头，每年都要买两把砍刀，只要大寒打的。大头说，大寒的刀，看起来乌黑黑，摸起来糙糙，拿起来笨重，但吃木头，锋口越砍越白亮，木疙瘩也能吃进去，砍荆条像吃肉。又一年，买刀，大头说，大寒，今天买了刀，要去你家吃餐饭。大寒说，请都难请，邀客不如撞客，菜是没好菜，酒是有的。大头第一次进了杨家，见屋舍矮矮的，但宽大，有六坪，还有后面两个大猪栏，猪嗷嗷嗷地叫着想吃食，门前是一个大院子，种了三块菜地，香椿树有两棵，树腰比腿粗，黄泥的矮墙围起来，盘满了凉粉藤。门前是开阔的田，再过去，是饶北河，河岸洋槐油绿绿地摊开。两只喜鹊在香椿树上，喳喳叫。过了两天，村边卖杂货的金花嫂，给大寒说亲。亲，是五家坞的，大头的女儿。大头很喜欢大寒，屋舍也不差，他女儿梅花也来偷偷瞧了，对男人对东家，都满意。
　　大寒儿子落地那年。石皮和豆香的女儿也落地，前后相差几天。婆媳同坐月子，算是大喜事。大寒和他叔，只有没日没夜地打铁。铁锤砸在铁锭上的生铁，火星四溅。叮，唞。叮，唞。铁成了刀，成了锤，成了锄，成了斧，成了钎。铁成了刀锤锄斧钎，还是铁，但更硬，更尖，更生寒，可以深深吃进土里，把泥翻上来。种菜种稻谷种玉米；可以把比圆桶粗的树砍倒，锯成木板，打板凳，打桌子，打香桌，打花窗，打花床；可以把青石岩钎出一块块，凿成青石板，墓碑：可以把一座石头山砸碎，世世代代砸，一年一年砸，一天一天砸，一锤一锤地砸，砸碎的片石烧成石灰，和上泥浆，修墙建庙，架椽盖瓦。生寒的铁，有了人的体温，有了人的血性，也有了血脉。淬火后的铁已不再是铁，是人的手与脚，是人的牙齿和胃肠，是人的骨骼，是人捍卫尊严的武器。
　　“1959年。是最苦的一年，苦得像药渣。”我妈常说起那年公社大炼钢铁，哀哀地叹气，说，“各家各户都把锅砸了，炼钢铁。全村的劳力都在饶北河洗铁砂，脚都浮肿了，我挺着大肚子，也去洗，饭都没得吃，吃红薯渣当饭，后来红薯渣都没得吃，吃棕籽吃观音土。白山底的放鸭佬，站在河里洗铁砂，昏倒地水里，被水冲了三里多，才被人发现。管食堂的酸尼好，人真好，每餐多给我打一碗，没这碗饭，还不知道有没有你们。”酸尼是个驼子，鳏夫，他死的时候，我都十几岁了。我也几次把这个话说给大寒听。大寒说，洗铁砂和掏金砂差不多，比打铁累人。我爸倒是说得轻松，一个时代是一个时代的事，现在不可能再去洗铁砂吧，一斤牛肉可以买好几斤铁呢。
　　山神哪年结婚的，我真不知道了。山神在三十来岁，石皮叔叫红旗从贵州带了一个女人回来。红旗是邻居，专门从贵州带女人来饶北河一带，一个两万七，女方得一万五。我见过那个女人，夏天赤身裸体在饶北河游泳，黝黑，鼻梁塌塌，乳房像两个发胀的小柚子。在枫林生活了六七年，生了一男一女，还是回了贵州。前几年，石皮去世，山神打电话给贵州女人，贵州女人说，正在盖房子，小孩还在喂奶，来不了。山神死了心，女人再也不会来枫林了。腐冬瓜的老婆说，不能怪贵州女人，山神实在养不了家，瘦成一条藤了，四十多岁的人，端午了，还穿棉袄。发炎的老婆说得更恶毒一些：“黄门狗买了个老婆来，没买老婆之前，一直和贵州妈相好，黄门狗养了上百只鸭子，卖鸭蛋的钱，都是给贵州妈的，你们没看出来，山神儿子和黄门狗长得差不多，鼻子朝天。眼皮往下塌，看起来就是笨死人。”石皮打了半辈子的铁，一直是抡锤的。抡到后来，再也抡不动了，双手垂下来，躺到了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便走了。全身干瘪，剥了豆肉的豆荚一样。豆香先他三年走了，葬在茅棚坞，和捞鱼死了的那个人葬在一起。为此，石皮一直伤心到死。大寒打了八副棺材钉，铁锤当当当，把棺材钉钉进棺材板里。大寒说，叔是一个好人，一天的清福也没享过，要给叔大号的棺材釘，钉结实，免得叔饿着肚子爬出来。石皮带走了人间属于他的两斤铁。石皮的女儿蓝经，十六岁和本村的一个人生了小孩，一直没过门，后来又外嫁到很远的一个镇子里。我都十余年没见过了。只记得蓝经有一头天生的卷发，爱穿豌豆花裙子，很美的一个人，只可惜，一册书也没念过。
　　打铁铺，炉火一直没熄灭过。叮，唞。叮，唞。也一直没断过。远远听上去，像是木鱼声。大寒还是像以前一样，特别能吃。他买板油肉吃，一天吃两斤。板油肉的价格，一般是五花肉价格的五分之一。他说，把板油肉蒸熟，拌白糖，空肚子能吃三大碗。他是特别勤快的人，冬天挖葛根，洗葛粉能洗半箩筐。他家三十年的老葛粉都还放存着。每年过年，我都去他家买肉过年。我看着杀猪的团叔，把白亮的尖刀捅进猪脖子，血哗啦飙射出来，落在木桶里。猪嗷嗷嗷嚎叫，四肢奋力挣脱，身子肥肥地滚，直至四肢僵硬。嘴角淌一丝丝的黑血。团叔用挂钩挂住猪下巴，拉进热水，木勺舀水烫身，刮毛，拉上木头肉墩，扒开四肢，剁刀开膛，掏出内脏。大寒提着黄黄的肥肠，说，真是好肉，这头猪一勺饲料都没吃，全吃菜叶花草。我就买两样：口条和排骨。大寒说，排骨有什么好吃的，肉少，啃骨头还不愿烦。肉还是热乎乎的。狗在肉墩下，转来转去，啃食零散的碎骨头。 　　酒，是他嗜好之物。但贪杯，也是近年之事，他儿子出事之后，便逢酒必醺。他要喝到自己摇头晃脑，脸涨得像猪肝，才放下酒碗。他儿子坐牢，坐了三年。六年前，他儿子红铁，到东莞一家五金厂打工，出了事。五金厂生产螺丝钉、铆钉等各类金属物件。他第一天进厂，便被厂区里的金属镇住了。他从没看过那么多的铁、不锈钢、铜、铝。厂区有枫林小学几十个那么大，车间是金属，仓库是金属，货场还是金属，一码一码，一捆一捆。仓管主任给大家上培训课，说，是金属构建了这个世界，是金属发展了这个世界，没有金属便没有世界。他相信了，这是真的，这是一个金属的世界。他打电话给大寒，说，爸，铁真多呀，什么样的铁都有，这些铁打成柴刀，全国可以每人发一把。红铁是个仓管，给货物标号，进货出货，负责登记。一天上班十二小时，繁忙时，还通宵加班。年轻人躁动，贪玩，厂区是封闭的，人出不去，就上网瞎聊天。上了半年多班，在手机上，看到一则倡议捐款的启事。启事说，一个叫田英英的女孩子，自小丧父，母亲改嫁，随祖父祖母长大，祖父前两年去世，现在她自己患了血癌，需筹钱治疗。红铁很同情这个叫田英英的人，可自己又没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连续三天。他决意要帮她。他签假单，从仓库里偷铁钉，装在电动四轮车上，卖给外面的工地。卖了三车，得了3270块钱，寄给了田英英的筹款单位四川省×县×乡政府办公室。寄出第四天，红铁被厂保卫处抓了，送进了派出所。过了两个月，红铁被判了三年刑。大寒拿着法院判决书，说：“我不理解，乡长小舅子喝醉了酒，开车撞死人，赔了28万，看守所都没进，我儿子偷铁钉，判三年。人命还不如几千块钱的铁钉。这是什么法律呀！”
　　他狠狠地打铁。火星四溅，溅在羊皮围裙上，溅在大寒的头发上，溅在手臂上。红红的铁，软软的，像面团。他的铁器，一直是饶北河最好的铁器。
　　铁到了1535度，开始熔化，红得像鸡冠花，软绵绵；到了2750度，沸腾，沸水一样噗噗噗。再硬的铁，也可以熔化，再硬的铁，也可以沸腾，只要有足够的高温。这个道理，大寒应该知道。他打出他自己想要的铁器，要给铁器足够的生命期，锋利，笨拙，硬如铁。但再硬的铁也会断，钢钎会断，条锄会断，斧头会断，柴刀会断。没有不断的铁。和人的力气一样，再大的力气也会断。断了的铁器，熔在炉子里，铁匠继续锻打，成了新的铁器，把铁的魂还了回来。没还魂的旧铁器，挂在墙上，搁在屋檐下，扔在阁楼上，慢慢生锈，一层层剥落，牛皮藓一样，烂了全身，铁成了废铁、死铁。
　　我爸年过八十了，还种地，还把废弃的纸壳箱扎成一捆一捆，用板车拉到郑坊破烂站卖，卖个三五块钱，他喜欢找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做做。实在没事做，他磨刀，磨得亮亮的。磨完了刀，磨斧头，磨完斧头，擦锄头，擦两齿钳，擦钢钎。刀斧锄，和粪萁箩筐一样，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他握起圆溜溜的刀柄锄柄，和握起碗筷的感覺是一样的，圆润，有掌心的汗水和油脂。我熟悉它们，却很少握起它们。没有握起，就是陌生。我总是吃了饭，往杂货店走，看别人打牌，看别人打桌球，或者去饶北河边，看水漫过石桥，小鱼悠然斗水。经过土地庙的时候，叮，卟斗，叮，唞，叮，唞，打铁声不紧不慢地传来，铁在铁锤下变硬，变形，变得乌青发黑，变得锐利，铁慢慢融进了打铁人的脾性和沧桑。即使是雨天，噼噼啪啪的雨声。也淹没不了叮时斗叮时斗的打铁声，铿锵悦耳。叮，唞，叮，唞。那么倔强，那么孤独，那么坚韧。叮，唞，叮，唞。铁锤像是随时要停下来，又像是一直要打到天黑。铁是坚硬之物，但此时是柔软的，叮，唞，叮，唞……
　　责任编辑 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