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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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虚假诉讼罪的研究进入了制度性瓶颈，法益关系辨析、“部分篡改”行为的处理及“提起民事诉讼”的界定是本罪规范化适用的三大拦路虎，必须对本罪展开针对性探析，如此方能打破瓶颈、扫清拦路虎。首先，应明确“司法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的递进关系，并以此调整《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规定，实现虚假诉讼罪的内外部协调；其次，“部分篡改”行为需区分“质”的篡改和“量”的篡改，前者应按“无中生有”行为处理，后者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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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虚假诉讼罪的研究进入了制度性瓶颈，法益关系辨析、“部分篡改”行为的处理及“提起民事诉讼”的界定是本罪规范化适用的三大拦路虎，必须对本罪展开针对性探析，如此方能打破瓶颈、扫清拦路虎。首先，应明确“司法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的递进关系，并以此调整《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规定，实现虚假诉讼罪的内外部协调；其次，“部分篡改”行为需区分“质”的篡改和“量”的篡改，前者应按“无中生有”行为处理，后者还需按可分之诉和不可分之诉，进行类型化处理；最后，“提起民事诉讼”，需结合《民诉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的规定进行法教义学解读，合理界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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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开启了我国惩治虚假诉讼犯罪的新阶段。增设虚假诉讼罪,颁布配套司法解释及指导意见,实现了我国对虚假诉讼犯罪惩治手段的从无到有,从民事惩戒无力、刑事规制空白到规范化法律规制体系的形成。刑事立法和司法规范的出台,加大了对虚假诉讼犯罪的甄办惩处,强化了对虚假诉讼犯罪的整治力度。但立法文本自身的粗疏和司法规范性文件的不完善导致本罪在司法适用中仍有部分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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