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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是证券和物品进行商业买卖活动的保证机关。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求货物流通的便利和价格标准的公平而设立的一种买卖大宗商品的市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国社会，光怪陆离，既到处散发着自然经济的气息，又随处可见商品经济的形式。交易所，就是在这个社会中几经兴衰的西方舶来品。
1892年（清光绪十七年），外国人在上海设立了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境内最早的交易所——上海股份公所。1906年，又设立上海众业公所，开始在上海从事证券、物品的投机交易，并很快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狠狠地捞了一把。外国人的动向，不久便引起了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注意，光绪末年，梁启超首先倡议组织交易所性质的股份懋迁公司，但未得到当局的支持。1908年，袁子庄等人再度奔走呼吁，力主开办交易所，最终也毫无结果。
1916年，孙中山为筹措革命经费，联合虞洽卿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具呈向北京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农商部即以证券物品不能同时交易为籍口，驳回了孙中山等人的请求。两年后，经虞洽卿等人的多方活动，农商部终于有了批准成立的意思，可是举足轻重的张謇为了保护自己在上海、南通一带的经济利益，突然通电反对此举。正当虞、张双方争执相持之标，1918年夏天，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诞生了。它注册资本仅10万元，以经营股票、债券为主，同时兼做外币交易。消息传开，实力雄厚的上海工商界受到不小的震动。1919年，日商上海取引所（即交易所）在三马路（今汉口路）正式开张。更使上海工商界人士感到无法忍耐下去。虞洽卿等人一面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速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案予以批准，一面又动员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渠道向北京紧急呼吁，并在上海租界内先行交易起来。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召开成立大会，推举盛洽卿为理事长，郭外峰、闻兰亭、盛丕华等6人为常务理事，确定资本总额为500万元，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7种。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中国人创办的上海第一家交易所，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几易其名和多次调整所交易的物品，但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交易所始终在各类交易所中名列前茅。它在汉口路上的大楼也渐渐成了闻名遐迩的证券交易大楼。在刚刚成立的证券、物品交易所内，张静江、蒋介石等人算是几个较为活跃的经纪人。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办不到半年，盈余就高达50余万元。巨额的利润顿时吸引了上海滩众多的好利者。一时间，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豆饼业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都积极筹备，并呈准农商部于1921年春季相继成立。上海滩上，各类交易所一下增至140余家。汉口、天津、广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亦相率效尤。1921年夏、秋之间，是中国交易所发展的极盛时期。
中国交易所在1921年的极度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已需要交易所这样的机构来调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国社会的纷繁复杂和一般好利者的投机心态。但过度的发展最终免不了陷入危机，带有投机性质的交易所在短期内的过度膨胀，更难逃崩溃的厄运。到1921年底，市面银根突告紧张，人人需要現金周转，公债、股票普遍刮起了跌风，卖出的多，买进的少；交割时买进的付不出资金，卖出的交不出现货。交易所原本是在买卖成交后从交易双方获得佣金的。一笔买卖妥交后，交易双方得各以成交额的2.5%给交易所作为佣金，故每笔交易，证券行实得佣金5%。而一旦交易难以妥交，交易所就无利可获了。因此，那些匆匆成立、资金不足的交易所纷纷停拍解散，酿成了所谓“民十信交大风潮”。到1922年3月，上海能够照常营业的交易所一下从1920年的140余家减到12家。天津、汉口等地的交易所，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宣告停办，或宣告清理。
经过这次风潮，加上民初战乱频繁，一般民众对公债失去了信任，因此1921年后的七、八年间，中国交易所的发展十分缓慢。到1926年，北京政府历次发行的各种公债都已成了无人问津的废纸。惟有英镑善后公债顺乎国人的崇洋心理，而独成挺秀之势。当时北4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4银行）掌握这种公债很多。盐业银行董事长吴鼎昌兼天津《大公报》董事长，趁该报记者徐铸成赴广州采访之机，命徐刺探广州国民政府对北京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将作如何处理。徐到粤后，探得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继续维持旧债的消息，便立即用“母病愈即出院”的暗语电告吴。吴在天津立即大做多头，收进大量善后公债，后来善后公债果然日益看涨。然而一二种证券的看涨并不能维持整个证券市场，更何况中国交易所开办及管理本身又十分混乱。办法不统一，事权也未划一。直到192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交易所法》，1930年3月1日又颁布了《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交易所的发展和管理才有了一个统一的依据，全国的证券市场才又重新活跃，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兴盛起来。
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就以大量发行内债作为筹集经费的重要途径。1927年到1936年间，南京政府发行的内债，等于北京政府15年来发行旧债的4倍。公债与股票的买卖成了投机事业的主要项目。参加证券交易所投机活动的，除在职的文武官员外，有许多是失意的军阀和政客。同时，由于国民政府滥发公债及各类股票的大量出笼，使社会一般公众，如商人、教员、店员、职工、家庭妇女及无业游民等也成了证券的持有者。这中间有些人每天陆续来到各证券行活动，尽管欲望大小不同，但发财的心理都是相同的。某些有实力的大户，则躲在自己家里的鸦片烟榻上，通过电话，办理买卖事宜。几次交易，有些人发了财，有些人却成了穷光蛋，就是在这种大鱼吃小鱼的情况下，中国的交易所一步步地兴盛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内刚活跃一时的交易所再度停板息业。此时在上海与天津的租界里，由于外埠官僚、地主和工商业者的大批涌入，作淘金梦者日多，投机市场反而因战火的出现呈现畸形繁荣的局面。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日军势力进入租界，他们起先明令禁止交易市场。于是上海汉口路证券大楼产生了黑市交易，随着币值的不断贬落，行情步步上涨。日军对这种公然违反禁令的行为自是非常震怒，曾宣称要以全力取缔黑市，但是取缔归取缔，交易仍交易，敌伪也无可奈何。后来敌伪感到股票只是一张纸头，并非实物可比，而且，上海、天津等埠的投机事业是不可能根本消失的，与其让他们囤积货物，不如网开一面。于是，上海、天津的交易所又陆续复业，但规定以买卖华商股票为限。过去续营的外币、外股、公债都属于“敌性证券”或“敌性货币”，绝对不许经营。黄金也在统制之列，不得自由买卖。然而，投机商是无孔不入的，各交易所复业后，不但华股市场非常活跃，就是敌伪所绝对不许经营的东西，也都有行情、有交易。
抗战结束后，上海、天津等地的证券交易又渐渐步入正轨，证券市场再度活跃起来。但是，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通货膨胀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投机者目光都转移到黄金、美钞、现大洋和纱布等方面，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类公债已绝少有人问津。为了寻求空额子，银行业以“星期存款”名义代客户做股票套利买卖，即买进走俏的如永安纱厂股票现货，同时卖曲永安纱厂股票期币，一星期的差额合利息5分以上，一月即在2角以上。银行以此为号召吸收储户，以低于套利1-2分的利率给予存户，从中取利，一般自己没有出路的散户，纷纷参加。这一时期，证券市面几乎全靠这类买卖维持市面。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民国的各类交易所也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1892年（清光绪十七年），外国人在上海设立了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境内最早的交易所——上海股份公所。1906年，又设立上海众业公所，开始在上海从事证券、物品的投机交易，并很快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狠狠地捞了一把。外国人的动向，不久便引起了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注意，光绪末年，梁启超首先倡议组织交易所性质的股份懋迁公司，但未得到当局的支持。1908年，袁子庄等人再度奔走呼吁，力主开办交易所，最终也毫无结果。
1916年，孙中山为筹措革命经费，联合虞洽卿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具呈向北京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农商部即以证券物品不能同时交易为籍口，驳回了孙中山等人的请求。两年后，经虞洽卿等人的多方活动，农商部终于有了批准成立的意思，可是举足轻重的张謇为了保护自己在上海、南通一带的经济利益，突然通电反对此举。正当虞、张双方争执相持之标，1918年夏天，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诞生了。它注册资本仅10万元，以经营股票、债券为主，同时兼做外币交易。消息传开，实力雄厚的上海工商界受到不小的震动。1919年，日商上海取引所（即交易所）在三马路（今汉口路）正式开张。更使上海工商界人士感到无法忍耐下去。虞洽卿等人一面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速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案予以批准，一面又动员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渠道向北京紧急呼吁，并在上海租界内先行交易起来。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召开成立大会，推举盛洽卿为理事长，郭外峰、闻兰亭、盛丕华等6人为常务理事，确定资本总额为500万元，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7种。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中国人创办的上海第一家交易所，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几易其名和多次调整所交易的物品，但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交易所始终在各类交易所中名列前茅。它在汉口路上的大楼也渐渐成了闻名遐迩的证券交易大楼。在刚刚成立的证券、物品交易所内，张静江、蒋介石等人算是几个较为活跃的经纪人。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办不到半年，盈余就高达50余万元。巨额的利润顿时吸引了上海滩众多的好利者。一时间，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豆饼业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都积极筹备，并呈准农商部于1921年春季相继成立。上海滩上，各类交易所一下增至140余家。汉口、天津、广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亦相率效尤。1921年夏、秋之间，是中国交易所发展的极盛时期。
中国交易所在1921年的极度发展，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已需要交易所这样的机构来调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国社会的纷繁复杂和一般好利者的投机心态。但过度的发展最终免不了陷入危机，带有投机性质的交易所在短期内的过度膨胀，更难逃崩溃的厄运。到1921年底，市面银根突告紧张，人人需要現金周转，公债、股票普遍刮起了跌风，卖出的多，买进的少；交割时买进的付不出资金，卖出的交不出现货。交易所原本是在买卖成交后从交易双方获得佣金的。一笔买卖妥交后，交易双方得各以成交额的2.5%给交易所作为佣金，故每笔交易，证券行实得佣金5%。而一旦交易难以妥交，交易所就无利可获了。因此，那些匆匆成立、资金不足的交易所纷纷停拍解散，酿成了所谓“民十信交大风潮”。到1922年3月，上海能够照常营业的交易所一下从1920年的140余家减到12家。天津、汉口等地的交易所，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宣告停办，或宣告清理。
经过这次风潮，加上民初战乱频繁，一般民众对公债失去了信任，因此1921年后的七、八年间，中国交易所的发展十分缓慢。到1926年，北京政府历次发行的各种公债都已成了无人问津的废纸。惟有英镑善后公债顺乎国人的崇洋心理，而独成挺秀之势。当时北4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4银行）掌握这种公债很多。盐业银行董事长吴鼎昌兼天津《大公报》董事长，趁该报记者徐铸成赴广州采访之机，命徐刺探广州国民政府对北京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将作如何处理。徐到粤后，探得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继续维持旧债的消息，便立即用“母病愈即出院”的暗语电告吴。吴在天津立即大做多头，收进大量善后公债，后来善后公债果然日益看涨。然而一二种证券的看涨并不能维持整个证券市场，更何况中国交易所开办及管理本身又十分混乱。办法不统一，事权也未划一。直到192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交易所法》，1930年3月1日又颁布了《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交易所的发展和管理才有了一个统一的依据，全国的证券市场才又重新活跃，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兴盛起来。
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就以大量发行内债作为筹集经费的重要途径。1927年到1936年间，南京政府发行的内债，等于北京政府15年来发行旧债的4倍。公债与股票的买卖成了投机事业的主要项目。参加证券交易所投机活动的，除在职的文武官员外，有许多是失意的军阀和政客。同时，由于国民政府滥发公债及各类股票的大量出笼，使社会一般公众，如商人、教员、店员、职工、家庭妇女及无业游民等也成了证券的持有者。这中间有些人每天陆续来到各证券行活动，尽管欲望大小不同，但发财的心理都是相同的。某些有实力的大户，则躲在自己家里的鸦片烟榻上，通过电话，办理买卖事宜。几次交易，有些人发了财，有些人却成了穷光蛋，就是在这种大鱼吃小鱼的情况下，中国的交易所一步步地兴盛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内刚活跃一时的交易所再度停板息业。此时在上海与天津的租界里，由于外埠官僚、地主和工商业者的大批涌入，作淘金梦者日多，投机市场反而因战火的出现呈现畸形繁荣的局面。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日军势力进入租界，他们起先明令禁止交易市场。于是上海汉口路证券大楼产生了黑市交易，随着币值的不断贬落，行情步步上涨。日军对这种公然违反禁令的行为自是非常震怒，曾宣称要以全力取缔黑市，但是取缔归取缔，交易仍交易，敌伪也无可奈何。后来敌伪感到股票只是一张纸头，并非实物可比，而且，上海、天津等埠的投机事业是不可能根本消失的，与其让他们囤积货物，不如网开一面。于是，上海、天津的交易所又陆续复业，但规定以买卖华商股票为限。过去续营的外币、外股、公债都属于“敌性证券”或“敌性货币”，绝对不许经营。黄金也在统制之列，不得自由买卖。然而，投机商是无孔不入的，各交易所复业后，不但华股市场非常活跃，就是敌伪所绝对不许经营的东西，也都有行情、有交易。
抗战结束后，上海、天津等地的证券交易又渐渐步入正轨，证券市场再度活跃起来。但是，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通货膨胀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投机者目光都转移到黄金、美钞、现大洋和纱布等方面，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类公债已绝少有人问津。为了寻求空额子，银行业以“星期存款”名义代客户做股票套利买卖，即买进走俏的如永安纱厂股票现货，同时卖曲永安纱厂股票期币，一星期的差额合利息5分以上，一月即在2角以上。银行以此为号召吸收储户，以低于套利1-2分的利率给予存户，从中取利，一般自己没有出路的散户，纷纷参加。这一时期，证券市面几乎全靠这类买卖维持市面。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民国的各类交易所也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