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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童年交织着无穷的创造力与对环境的探索，她的青春“比全世界都生机盎然”，当她年老，便安心地停下了脚步，她说：“停下来不丢人。”她就是普利策文学奖和美国国家人文奖获得者——安妮·迪拉德。
1945年，一名叫梅塔·安·多克的女孩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她是三姐妹中的老大，精力旺盛且兴趣广泛。
小时候，安骑着自行车走遍匹兹堡，双臂张开，在人行道上飞奔，连续两天早上摔伤了鼻子。还有一次，她接受了男孩们去飙车的邀请，结果汽车撞到砖墙时，她就坐在前排座位上。
垒球是个相对安全的运动。车库门上画着的红色击球区，总能及时吸纳这个少女旺盛的精力，直至成为她终生的爱好，即便年过五旬，依然能在二垒上挥汗如雨。安也有安静的一面。她曾和祖父母在伊利湖南岸度过夏天。在画室，她可以一个人坐上几个小时，仔细临摹画作。安什么都读，从各种二战小说到《池塘和溪流野外指南》，以至于老师根本不知道她的内心在想些什么。
高中畢业后，校长和父母都希望安能去南方的一所女子学院上大学，磨一磨性格上的棱角。然而，正如她在自传《美国童年》里所说：“我对自己粗糙的边缘抱有希望。我想用它们作为开罐器，在世界表面给自己开一个洞，然后从中走出来。”
安为自己做决定。她离开家，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市的霍林斯大学，迫不及待地从匹兹堡和匹兹堡社会中走出来，一脚踏入她梦想的求学生涯。
她的老师是霍林斯创造性写作项目的负责人理查德·迪拉德。理查德教授非常欣赏安的才华，渐渐地，两人亦师亦友的欣赏和爱慕也在频繁的互动中揭开了序幕。在大二那年的圣诞节，安和理查德订婚，并于1964年6月5日结婚。那时，她刚刚19岁，正式成为安妮·迪拉德。
安妮的世界依旧挥洒自如。她连续攻读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却没有耽误打垒球、玩皮诺奇勒牌，乃至在阿巴拉契亚小径和蓝岭公园徒步和露营。更重要的是，关于梭罗《瓦尔登湖》的毕业论文，为她奠定了一生的写作方向。
安妮和丈夫住在罗阿诺克市安静的郊区，他们的后院近旁有一条叫听客溪的小河。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安妮每一天都在听客溪边观察、阅读、感受，然后记录这一切，与社会、其他人完全隔绝。
在听客溪边，安妮与理查德的婚姻也在平淡中走到了尽头。26岁的安妮每天花15个小时写作，以自然的力量修复身心。换作别人，这样的日子可能极其无聊，然而安妮却过得饶有生趣。
1974年，安妮的《听客溪的朝圣者》出版问世。她把它视作一本“心灵的气象杂志”。那时安妮还不知道，这部作品能否被人喜欢，又将给未来的生活带来什么。
安妮独特的视角和写作方式在美国文坛激起了巨大反响，然而在阵阵惊叹之余，不乏一些刺耳的批评。尤多拉·韦尔蒂显然并不欣赏她的文字。这位美国文学界的短篇小说大师在《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评论，指责安妮的幼稚、抽象和书呆子气。但安妮并不以为然，第二年，普利策文学奖给了她最好的证明。来自业界和公众的关注接踵而至，《听客溪的朝圣者》进入全美大学的高级课程，影响力经久不衰，直至出版27年后，依然被美国媒体列为“20世纪最佳100本非小说书籍”。
如同深入大自然中看一事一物，安妮对人类世界也保持着同样敏锐而犀利的洞察。她不相信网络庞杂的信息，劝读者别信维基百科。她在个人主页上强调：“如果你要了解一个作家，就去读他的作品。”
为了避开媒体和公众，安妮离开弗吉尼亚，到华盛顿州贝灵汉的西华盛顿州立大学担任驻校学者，认识了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作家、人类学家加里·克莱维登斯。他与安妮一起居住在普吉特湾附近偏僻的岛上。
4年后，他们决定东迁，来到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敦安家。安妮在一篇名为《我为什么住在我住的地方》的文章中如此解释：“我来到康涅狄格州是因为，在我的漫游过程中，是时候回到东部的那片硬木森林了，那里的多种树木和柔软的植物都有其独特的季节。”
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现实经历，或大或小的生活琐事让安妮的世界更加丰盈，也因此沉淀出更质朴的情感。1982年，安妮作为美国作家和出版商代表团的一员来中国交流。在西安，她曾深入兵马俑的挖掘现场。她很快意识到，“填埋这些躯体的黄土，正是制造出他们的黄土”，更感慨于“我们这一代能亲眼看到无数躯体从晴空之下、农田之间的这些露天坑洞中挣扎着爬出，而我们的后代只能看到兵佣们干净整齐地陈列在博物馆橱柜里的无趣景象”。所有目睹和感知，都不禁让安妮潸然泪下。
正如美国作家伊文·S·康奈尔所说：“旅行者的传奇出现在每个文明中，永远采用新的形式、痛苦、力量和象征。”如今，安妮停了下来。相比于年轻时的凌厉清冽，她的创作和处世都已云淡风轻。她不会见陌生人，不再出席签售活动，不接受约稿，也不回复来信。
安妮说：“我已邂逅过全世界，现在停下来不丢人，因为我已成为风景。”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
对自己粗糙的边缘抱有希望
1945年，一名叫梅塔·安·多克的女孩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她是三姐妹中的老大，精力旺盛且兴趣广泛。
小时候，安骑着自行车走遍匹兹堡，双臂张开，在人行道上飞奔，连续两天早上摔伤了鼻子。还有一次，她接受了男孩们去飙车的邀请，结果汽车撞到砖墙时，她就坐在前排座位上。
垒球是个相对安全的运动。车库门上画着的红色击球区，总能及时吸纳这个少女旺盛的精力，直至成为她终生的爱好，即便年过五旬，依然能在二垒上挥汗如雨。安也有安静的一面。她曾和祖父母在伊利湖南岸度过夏天。在画室，她可以一个人坐上几个小时，仔细临摹画作。安什么都读，从各种二战小说到《池塘和溪流野外指南》，以至于老师根本不知道她的内心在想些什么。
高中畢业后，校长和父母都希望安能去南方的一所女子学院上大学，磨一磨性格上的棱角。然而，正如她在自传《美国童年》里所说：“我对自己粗糙的边缘抱有希望。我想用它们作为开罐器，在世界表面给自己开一个洞，然后从中走出来。”
安为自己做决定。她离开家，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市的霍林斯大学，迫不及待地从匹兹堡和匹兹堡社会中走出来，一脚踏入她梦想的求学生涯。
她的老师是霍林斯创造性写作项目的负责人理查德·迪拉德。理查德教授非常欣赏安的才华，渐渐地，两人亦师亦友的欣赏和爱慕也在频繁的互动中揭开了序幕。在大二那年的圣诞节，安和理查德订婚，并于1964年6月5日结婚。那时，她刚刚19岁，正式成为安妮·迪拉德。
安妮的世界依旧挥洒自如。她连续攻读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却没有耽误打垒球、玩皮诺奇勒牌，乃至在阿巴拉契亚小径和蓝岭公园徒步和露营。更重要的是，关于梭罗《瓦尔登湖》的毕业论文，为她奠定了一生的写作方向。
要了解一位作家就去看他的作品
安妮和丈夫住在罗阿诺克市安静的郊区，他们的后院近旁有一条叫听客溪的小河。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安妮每一天都在听客溪边观察、阅读、感受，然后记录这一切，与社会、其他人完全隔绝。
在听客溪边，安妮与理查德的婚姻也在平淡中走到了尽头。26岁的安妮每天花15个小时写作，以自然的力量修复身心。换作别人，这样的日子可能极其无聊，然而安妮却过得饶有生趣。
1974年，安妮的《听客溪的朝圣者》出版问世。她把它视作一本“心灵的气象杂志”。那时安妮还不知道，这部作品能否被人喜欢，又将给未来的生活带来什么。
安妮独特的视角和写作方式在美国文坛激起了巨大反响，然而在阵阵惊叹之余，不乏一些刺耳的批评。尤多拉·韦尔蒂显然并不欣赏她的文字。这位美国文学界的短篇小说大师在《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评论，指责安妮的幼稚、抽象和书呆子气。但安妮并不以为然，第二年，普利策文学奖给了她最好的证明。来自业界和公众的关注接踵而至，《听客溪的朝圣者》进入全美大学的高级课程，影响力经久不衰，直至出版27年后，依然被美国媒体列为“20世纪最佳100本非小说书籍”。
如同深入大自然中看一事一物，安妮对人类世界也保持着同样敏锐而犀利的洞察。她不相信网络庞杂的信息，劝读者别信维基百科。她在个人主页上强调：“如果你要了解一个作家，就去读他的作品。”
与全世界邂逅，而后不再旅行
为了避开媒体和公众，安妮离开弗吉尼亚，到华盛顿州贝灵汉的西华盛顿州立大学担任驻校学者，认识了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作家、人类学家加里·克莱维登斯。他与安妮一起居住在普吉特湾附近偏僻的岛上。
4年后，他们决定东迁，来到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敦安家。安妮在一篇名为《我为什么住在我住的地方》的文章中如此解释：“我来到康涅狄格州是因为，在我的漫游过程中，是时候回到东部的那片硬木森林了，那里的多种树木和柔软的植物都有其独特的季节。”
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现实经历，或大或小的生活琐事让安妮的世界更加丰盈，也因此沉淀出更质朴的情感。1982年，安妮作为美国作家和出版商代表团的一员来中国交流。在西安，她曾深入兵马俑的挖掘现场。她很快意识到，“填埋这些躯体的黄土，正是制造出他们的黄土”，更感慨于“我们这一代能亲眼看到无数躯体从晴空之下、农田之间的这些露天坑洞中挣扎着爬出，而我们的后代只能看到兵佣们干净整齐地陈列在博物馆橱柜里的无趣景象”。所有目睹和感知，都不禁让安妮潸然泪下。
正如美国作家伊文·S·康奈尔所说：“旅行者的传奇出现在每个文明中，永远采用新的形式、痛苦、力量和象征。”如今，安妮停了下来。相比于年轻时的凌厉清冽，她的创作和处世都已云淡风轻。她不会见陌生人，不再出席签售活动，不接受约稿，也不回复来信。
安妮说：“我已邂逅过全世界，现在停下来不丢人，因为我已成为风景。”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