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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江苏农村水面调查中，一篇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首肯，而又遭到种种非议的报道。但实践表明，它对推动我国淡水养殖水面经营体制改革，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１９７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耕地家庭承包经营为突破口的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展开，“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土地的生产潜力，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大幅度增产。当时，全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农民不仅很快甩掉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帽子，而且开始转而向国家大量出售余粮，一些地方的国有粮库还出现了少有的“仓满之患”，农业形势十分喜人而又鼓舞人心。
但在这同时，作为我国仅次于耕地面积的第二大国土资源——淡水水面，仍“统”在国营渔场和人民公社及生产大队集体手上。这一方面造成大量水面“抛荒”和“半抛荒”，渔业产量十分低下，水面生产潜力尚未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城乡市场水产品又极度短缺，“食无鱼”的抱怨声随处可闻。这种状况，与耕地实行“大包干”后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局面，形成强烈的“反差”。
如何改变我国淡水渔业生产这种落后局面，大幅度提高水产品养殖产量，淡水水面养殖生产能否也像耕地一样走家庭承包经营的路子？虽然当时“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已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上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但仍有不少人对它加以排斥和诋毁，说它只能“治穷”不能“致富”，没有普遍的实用原则，是“短命的”。对于能不能将这种承包经营形式导入淡水渔业养殖生产更是疑虑重重，而要真正在生产实践中加以实行更是谈何容易，简直比登天还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常驻淡水水面居全国第二位的渔业大省——江苏的新华社农村记者，我一直关注和思考着这个事关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并决心到群众实践中去调查，看看群众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又怎么做的，然后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见解。
１９８１年春夏之交，根据分社领导的部署和安排，我带着这个问题到江苏大江南北的十多个农村社队作了为期２０多天的采访调查。调查事实表明：“水面完全掌控在国营渔场和社队集体手上经营”，“体制上的‘一大’和‘二公’，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压抑了群众发展水产的积极性”，是造成水产养殖生产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群众对如何改变“一大”、“二公”的水面经营体制，发展淡水渔业生产和提高养殖产量，在生产实践中已有创新和突破。
我就根据调查到的情况，写成了一篇《破除“一大”“二公”的水面经营体制——江苏开发利用水面资源的情况调查》的调查报告。调查用确凿有力的事实分析论证后提出：要改变我国淡水渔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大幅度提高渔业养殖产量，必须改革“一大”“二公”的水面经营体制，将“统”在国营和社队集体手中经营的水面通过承包，迅速下放到专业户或专业组发展水产养殖，以调动农民养鱼的生产积极性。调查同时还提出，要重建水体生态平衡，水面生产要走种、养、放、捕相结合的多种经营的路子。到底怎样把水面生产使用权下放给专业户或专业组呢？调查还依据不同水域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放法”：（一）大中型湖泊和水库，一般可采取国家和社队联合投资的办法，进行资源增值和养殖，把水面使用权下放到社队；（二）公社范围内的水面，一般应尽量放到生产队；（三）零星分散的水面，则坚决交给社员私人养鱼。在专业户（组）获得水面生产使用权后，还必须由县人民政府对专业户（组）发放水面使用证，以便从法律上保护社员个人养鱼的权利。还应由国营或集体发包单位与承包户签订生产经营合同，将生产任务、上交和奖赔比例确定下来，一定几年不变，以稳定政策，稳定人心。
这篇调查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刊登后，受到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和首肯。他称赞这篇调查的批语是：“转水产总局。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把淡水问题讲得简明清楚的材料，请你们考虑可否登在你们的内部刊物上，发下去，也使下面的同志开动开动脑筋？”随后，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批示连同国家水产总局为这篇调查所加的按语及调查报告，被刊登在１９８１年国家水产总局《水产情况》第５０期上，转发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重点水产地、县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农业经济丛刊》杂志，也在当年第１１期上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
“一石激起千层浪”。就在总书记对这篇调查作出首肯和重要批示，并连同调查报告转发全国之际，各种反对意见也随之群起。围绕淡水水面经营体制改革和淡水渔业养殖生产到底采取何种经营形式，思想认识上的斗争是异常尖锐和激烈的。
“人民群众要前进的脚步是阻挡不住的”。随着总书记的批示和连同这篇调查转发全国的参阅，此后不久，江苏和其他省、市、自治区都加快了淡水水面经营体制改革和水面使用权下放的步伐，淡水渔业养殖生产迅速走上了家庭承包经营的道路。
这篇调查所引领的水面走家庭承包经营的路径和方向，便成为继我国耕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又一重要国土资源——淡水养殖水面走家庭承包经营重要开端的标志。从此，我国淡水渔业生产开始出现转机，鱼产量迅猛增长，城乡人民“吃鱼难”的问题逐步好转并最终得到较好解决。
这篇调查之所以能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并被转发全国，对我国淡水水面经营体制改革和淡水渔业养殖生产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记者敢于面对现实，通过深入实际，把握全局，从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和力量，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且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因而，能为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为改革发展提供政策思路。记者的采访调查就是要有属于自己的“见解”，不管外界舆论环境如何，要不被各种各样的“风向”所左右。这大概就是此篇调查之所以能起到这点作用的原因吧！
（作者单位：新华社江苏分社）
编校：张红玲
１９７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耕地家庭承包经营为突破口的农村改革，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展开，“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土地的生产潜力，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大幅度增产。当时，全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农民不仅很快甩掉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帽子，而且开始转而向国家大量出售余粮，一些地方的国有粮库还出现了少有的“仓满之患”，农业形势十分喜人而又鼓舞人心。
但在这同时，作为我国仅次于耕地面积的第二大国土资源——淡水水面，仍“统”在国营渔场和人民公社及生产大队集体手上。这一方面造成大量水面“抛荒”和“半抛荒”，渔业产量十分低下，水面生产潜力尚未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城乡市场水产品又极度短缺，“食无鱼”的抱怨声随处可闻。这种状况，与耕地实行“大包干”后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局面，形成强烈的“反差”。
如何改变我国淡水渔业生产这种落后局面，大幅度提高水产品养殖产量，淡水水面养殖生产能否也像耕地一样走家庭承包经营的路子？虽然当时“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已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上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但仍有不少人对它加以排斥和诋毁，说它只能“治穷”不能“致富”，没有普遍的实用原则，是“短命的”。对于能不能将这种承包经营形式导入淡水渔业养殖生产更是疑虑重重，而要真正在生产实践中加以实行更是谈何容易，简直比登天还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常驻淡水水面居全国第二位的渔业大省——江苏的新华社农村记者，我一直关注和思考着这个事关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并决心到群众实践中去调查，看看群众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又怎么做的，然后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见解。
１９８１年春夏之交，根据分社领导的部署和安排，我带着这个问题到江苏大江南北的十多个农村社队作了为期２０多天的采访调查。调查事实表明：“水面完全掌控在国营渔场和社队集体手上经营”，“体制上的‘一大’和‘二公’，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压抑了群众发展水产的积极性”，是造成水产养殖生产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群众对如何改变“一大”、“二公”的水面经营体制，发展淡水渔业生产和提高养殖产量，在生产实践中已有创新和突破。
我就根据调查到的情况，写成了一篇《破除“一大”“二公”的水面经营体制——江苏开发利用水面资源的情况调查》的调查报告。调查用确凿有力的事实分析论证后提出：要改变我国淡水渔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大幅度提高渔业养殖产量，必须改革“一大”“二公”的水面经营体制，将“统”在国营和社队集体手中经营的水面通过承包，迅速下放到专业户或专业组发展水产养殖，以调动农民养鱼的生产积极性。调查同时还提出，要重建水体生态平衡，水面生产要走种、养、放、捕相结合的多种经营的路子。到底怎样把水面生产使用权下放给专业户或专业组呢？调查还依据不同水域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放法”：（一）大中型湖泊和水库，一般可采取国家和社队联合投资的办法，进行资源增值和养殖，把水面使用权下放到社队；（二）公社范围内的水面，一般应尽量放到生产队；（三）零星分散的水面，则坚决交给社员私人养鱼。在专业户（组）获得水面生产使用权后，还必须由县人民政府对专业户（组）发放水面使用证，以便从法律上保护社员个人养鱼的权利。还应由国营或集体发包单位与承包户签订生产经营合同，将生产任务、上交和奖赔比例确定下来，一定几年不变，以稳定政策，稳定人心。
这篇调查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刊登后，受到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和首肯。他称赞这篇调查的批语是：“转水产总局。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把淡水问题讲得简明清楚的材料，请你们考虑可否登在你们的内部刊物上，发下去，也使下面的同志开动开动脑筋？”随后，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批示连同国家水产总局为这篇调查所加的按语及调查报告，被刊登在１９８１年国家水产总局《水产情况》第５０期上，转发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重点水产地、县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农业经济丛刊》杂志，也在当年第１１期上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
“一石激起千层浪”。就在总书记对这篇调查作出首肯和重要批示，并连同调查报告转发全国之际，各种反对意见也随之群起。围绕淡水水面经营体制改革和淡水渔业养殖生产到底采取何种经营形式，思想认识上的斗争是异常尖锐和激烈的。
“人民群众要前进的脚步是阻挡不住的”。随着总书记的批示和连同这篇调查转发全国的参阅，此后不久，江苏和其他省、市、自治区都加快了淡水水面经营体制改革和水面使用权下放的步伐，淡水渔业养殖生产迅速走上了家庭承包经营的道路。
这篇调查所引领的水面走家庭承包经营的路径和方向，便成为继我国耕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又一重要国土资源——淡水养殖水面走家庭承包经营重要开端的标志。从此，我国淡水渔业生产开始出现转机，鱼产量迅猛增长，城乡人民“吃鱼难”的问题逐步好转并最终得到较好解决。
这篇调查之所以能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并被转发全国，对我国淡水水面经营体制改革和淡水渔业养殖生产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记者敢于面对现实，通过深入实际，把握全局，从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和力量，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且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因而，能为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为改革发展提供政策思路。记者的采访调查就是要有属于自己的“见解”，不管外界舆论环境如何，要不被各种各样的“风向”所左右。这大概就是此篇调查之所以能起到这点作用的原因吧！
（作者单位：新华社江苏分社）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