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入日军的我军谍报员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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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彬,原名马殿俊,字庭杰,1911年生于山西孝义县东盘粮村。他比我大8岁,是我的堂兄。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家乡后来在太原,我们俩常凑在一起,谈论抗日救亡、爱国爱民的话题,彼此心心相印、志同道合。
  1929年到1932年,穆彬在汾阳河汾中学读书时,受到地下党组织传播真理的影响,成为一位追求进步、忧国忧民的激进青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三省,反对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6年红军东征时,受到新的洗礼,我和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地下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介绍人为同学雷虹,平遥人,随后他参加了八路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到曲沃县参加了山西新军决死第八总队,从事政治工作担任连队工作员、指导员。他先后在寿阳、介休、沁源三个县,曾分别担任过“牺盟会”协理员、特派员和民主政府县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2年春,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薄一波,选派他通过内线打入驻临汾侵华日军师团司令部情报班任情报系长,并要求他在日军中建立了情报站和中共党支部。钻进敌军的心脏里,他不仅时刻应对日军侵略者,还对抗蒋介石、阎锡山不同派系的特工人员。在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中,穆彬无私无畏,机智勇敢,通过社会关系和多种渠道,为我军获得许多重要军事情报。
  1943年9月,日军驻华北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日伪军两万多人,由吉木贞一担任总指挥,采取“铁滚式多梯队反复清剿”的战术,“扫荡”我太岳革命根据地,扬言要建立“剿共实验区”,妄图逼迫我太岳军区部队撤至黄河北岸背水作战,致于死地。日军东京参谋部还特意抽调了服部直臣少将率领的有旅团长、联队长、少佐官等120多名军官组成的战地观察团到太岳前线观战,宣扬其所谓取得重大胜利。穆彬和他的战友朱向离、陈焕章、袁之平、赵铭等,为了侦察敌人的新方向,紧密配合我军的反“扫荡”部署,在日军“扫荡”和战地观察团到来之前,就把日伪军的调动情况汇报给太岳军区,在敌人“扫荡”过程中,他们又专门派人随日军前线指挥部进入太岳革命根据地,及时观察敌军动向,不断向太岳军区汇报。日军将校级军官观战团抵达临汾后,他们又及时准确地向太岳军区首长报告了观战事团的战员、出发地点、时间和行军路线。10月24日,日军将校级军官观战团气势汹汹,趾高气扬地乘车开赴前线,行到洪洞县城东的韩略村时,中了我军铺天盖地设下的埋伏,除三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我军歼灭。穆彬和战友们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出色成就,受到了太岳军区党委、中央社会部和八路军总部的专电嘉奖。
  1944年春,太岳军区又指派他以日伪河东道保安司令部上尉副官、参谋的名义,到运城从事战略军事特情工作,搜集政治情报,以保护我方地方党组织和地方人民武装;掌握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和独立第五警备队的动向;了解蒋介石、阎锡山两个派系的武装力量和特工情况。他在运城有两个对手:一是日伪河东道尹兼道指挥汤家模,另一个是国民党军统运城站的杜克仁,都是受蒋、阎密令投降日军充当汉奸,成为他们所谓的“利用敌人(日军),反对敌人(共产党)的工具”。他们对突如其来到运城地区的穆彬怀疑重重,公开限制,派人监视。但是,他们只知道穆彬是从日军师团司令部来到运城的,而且为穆彬的学者气质和军人风度所感染,却不清楚他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背景。因此,对穆彬时时 “毕恭毕敬” 、处处“礼贤下士”。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恶劣环境中,穆彬沉着应对,毫不畏惧,他在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情报侦察任务后,又遵照太岳军区首长“相机转入蒋特”的指示,通过社会关系打入阎军保安一团任少校军需处长,继续搜集情报工作。这期间,曾两次策应了我军截获阎军粮秣的行动。
  1946年7月,穆彬又受派遣赴运城执行任务,路经夏县史家沟时,同阎军巡逻队遭遇,被盘查纠缠。经过他巧言善辩和奋力解脱,软硬兼施都未奏效,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6岁。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赞穆彬每次接受党交给的艰险任务都挺身前往,乐于接受,毫不推诿。堂兄穆彬这种始终如一地有胆有识敢于入“虎穴”得“虎子”,无私无畏和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衷心敬佩,我也为能有这样一位坚毅勇为、智勇双全的堂兄而骄傲自豪!
  (责编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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