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他的诗》是一部评传性的研究专著。
　　李白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座高峰。探讨这座高峰的形成原因，是历来研究者都下过很多功夫的。就探讨其中文学本身原因而论，回溯他的传统就几乎必然地成了研究的中心课题。事实上，学者们确曾正确地指出了李白所接受的庄子、屈原、汉魏六朝乐府，阮籍、谢灵运、鲍照等的传统。但是也不必讳言，我们的研究者相对地忽视了当代的文学风气对李白的影响。针对这种现象，本书著者指出：“对一个作家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当代的文学。甚至专门模仿古典的诗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由于他当代的风气。传统的作品往往也通过当代(或是作品，或是理论)才对作家发生影响。”(13页)著者将这一原则贯彻于全书，尤其在前二章，详细研究了与诗人交游的亲朋、僧道、官吏——这些人同时又都是诗人——的思想倾向、生活态度、艺术趣味以至遣词造句的特点对李白的影响。这种观察角度，不仅特别符合李白的实际情况，而且带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同西方文学批评的注重将作者置于文艺思潮代兴之中相比较，中国传统批评更注重的是传统渊源，即使是对文学流派的考察，也更多的注意他们共同的传统师承，而较少顾及他们之间的平列影响。这样的批评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在那里，传统和时风的关系还未能得到恰当的处理。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观时指出：“自然中的各个发展阶段决不是仅仅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这些发展阶段乃是环节，但却是自然界同时并存的整体的各个环节，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个别的整体的各个环节，个别的整体本身又只是宇宙的一个环节，亦即自然的环节。”(《黑格尔哲学批判》，引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文学传统也不仅仅是从属和继承，不仅仅是排他的时间，同时也是宽容的空间，是并列和共存。一时的文学风气是传统的特定演变，它既是文学传统的产物，又是革新文学传统的产物；作者正是在文学风气影响下继承和创造，同时又以自己的努力参与这文学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传统通过时风发生作用，而时风随即成为新的传统。所以，在考虑传统影响的同时，我们更应充分认识“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风气是创作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钱锺书《旧文四篇》)。这个规律，不但适合李白，也适合一切艺术家，包括“读书破万卷”“无一字无来历”的杜甫这样自觉继承传统的诗人。思想传统和一时的思想潮流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对于感情的分析和本事的考证之间关系的处理方面，本书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作为评传，自然需要很多关于诗人生平和创作的考证，著者在吸收詹瑛等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作了不少精审的考证工作，但在处理“事”与“情”的关系、处理考证与感情的位置时，著者正确地把重点落到对李白内在精神的探索上，而没有为考证而考证。这种态度在第五、六两章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对《蜀道难》的研究(第165至167页，第185至189页)，除了对关于此诗创作缘起的四种说法进行了详尽的辩证之外，又进一步指出这首诗“反映了李白对于他生活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所持的基本态度，也可以说是反映了他的人生观中重要的一面”，主张同时“采取象征的解释”和“就事论事地当作实际的蜀道来解释”，这是很通达的态度，是符合文艺规律的作法。任何艺术作品，都浓缩着作者部分或全部的思想倾向，生活态度和内心感情若拘泥于本事，就会“死在句下”。诗人在抒情诗里显现的心象，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情感，当它和某一种更高的认识联系起来以后，它本身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情感的升华。当它和一定的政治思潮联系起来以后，它就往往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或生活作风”(164页)，这种升华的感情在具体的诗里，“他的思想因为和具体的人生体验相结合而使我们觉得亲切；……他的瞬间感觉便因为他平日的经历、思想和认识而显得有意义”，“便超出狭窄的个人情感的范围而更有普遍性了”(193页)。借用容格的话说，诗人的情感应是“集体的情感”，而这正是李白以及其他伟大艺术家之所以能历千年而艺术魅力不衰的奥秘所在。著者正是牢牢地把握住了李白的内心世界及其它的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我们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部著作是严谨的学术成果和诗的结合体。
　　
　　(《李白和他的诗歌》，胥树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二月第一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