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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迷人而奇幻的游戏是怎么玩的？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
一方面，我们就这样见证了拍卖市场创造出的一次次价格神话。另一方面，我们眼看着安迪·沃霍尔、杰克逊·波洛克奋起直追了毕加索;毕加索越过了梵高;梵高与莫奈站在了透纳的肩膀上，而透纳则把文艺复兴甩在了身后。品位的迭代仅是艺术自身决定的么？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回溯历史，也许能寻找到答案。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对未来的想象
《阿尔巴圣母》，拉斐尔，1510
《 圣家族》，米开朗基罗，16世纪初
19世纪中期以后的英国，是彼时无可争议的世界工厂，国际贸易繁盛大国。发轫于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极大的财富，而且改变了社会阶层。这一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除了在政治上与地主贵族格格不入、时有摩擦外，在艺术品位和艺术收藏选择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些依靠着钢铁、铁路、造船起家的商人们，大多具有了典型的维多利亚新气象：坚毅、热情而独立。他们的艺术品位背后隐藏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这些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尽管拥有财富，却和长久以来拥有财富的老贵族们截然不同。在国会里与上议院的一次次的交锋中，在当时流行的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中，明显表现出了对老贵族的疏离，甚至是敌意。老贵族的奢华、骑士精神、行为举止的优雅，在他们眼里显然变了味儿。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一方面不断积累和扩充着财富，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在社会影响力层面不断谋求更多的话语权。议会是战场，社会公共设施的提供是战场，品位的塑造与潮流的引导上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艺术品方面，“新富”与“老贵”们之间的差异化以一种竞价的方式呈现着。于是人们目睹了这样的场景：1836年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为拉斐尔的《阿尔巴圣母》豪掷1.4万英镑，1852年为了穆里罗的《圣灵感孕》又出价2.46万英镑与卢浮宫竞争。另一方面，曼彻斯特的棉花大王山姆·门德尔任性地在自己的庄园里挂上了来自米莱与弗里思的作品。这种任性不仅表现在偶然的个体行为上。尽管绝大多数的贵族还沉浸在诸如拉斐尔、柯勒乔作品里的崇高与理想美中，中产阶级对此却毫不在意。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在价格上毫不留情地打压着老大师们。
在1868-1870年间，佳士得拍卖会上，陶顿勋爵（Lord Taunton）所藏之米开朗基罗的《圣家族》（The Holy Family）和《埋葬基督》（The Entombment）都被英国国家美术馆以每幅2000英镑的低价购得。这一价格在币值基本稳定的19世纪60-90年代，与当时至少有13位在世英国艺术家作品超过2000英镑相比，显然有点匪夷所思。除了艺术品价格的直接比较，更有不同社会阶层间有关艺术观念的较量。王室曾经一度想在文艺复兴初期的作品中找到品位的希望，但是很快诸如卫斯理公会就指责他们的女王居然收藏来自天主教黑暗时期的艺术品。“我们不需要这些来自早起意大利画家的古董和奇观，它们只会污染我们的学校，带来一种破坏性艺术所具有的腐朽与疯狂，让我们回到衰颓渺小的时代——被僧侣的传说和偏见所扭曲和折磨的时代。”
《奴隶船》，透纳，1840
《纳税金》，马萨乔，约1420
透納，《威尼斯大运河》，1835
受到冷遇的不只是米开朗基罗，表中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性画家在19世纪60年代的最高价格与当时的弗里思等英国当代画家价格形成鲜明对比。在政治普选中工业中产阶级倍受排挤，他们转而在艺术市场上通过财富的直接力量建立了自己的权威。除了通过冷落老大师们的作品，表现出与老贵族们截然不同外，他们积极寻找并确立了自己的品位代言人。以辛辣文风著称的约翰拉斯金要求艺术重新回归对自然的忠诚，这在工业时代雾霾遮蔽与机器轰鸣的英国，很容易唤起了人们内心的共鸣。约翰拉斯金质疑17、18世纪以“理想之美”为基础的正统品位，同时断言天才就坐在英国的门槛上，就在透纳的作品中。尽管透纳在有生之年也没有能亲见自己的作品价值连城，但是其作品在19世纪50年代后开始不断上涨，并保持这一趋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最贵画家之一。不少人相信，这一时期透纳作品价格的急剧上升，除了供给因素外，正是因为透纳的风格恰好与老贵族们喜欢的马萨乔相对立。维多利亚时期被中产阶级们认可的画作风格或多或少要具备这样的元素或情愫：
对自然的赞美（尤其是海洋与阳光），能够给那些在工业生产中忍受噪音、气味、雾霾的中产阶级们提供与现实迥异的享受与安宁;充满趣味与激情的狩猎场景，是中产阶级所乐见的对乡村生活的怀念与对老贵族品位为数不多的继承;神话中所描述的仙境、中世纪的风范、古罗马与古希腊的风韵、东方和后宫的神秘、圣经故事所描绘的场景，这些必须以中产阶级喜爱的方式略作改良。不可否认，透纳对光亮的敏感，富有想象力的风景特别是海景以及他对光线与色调娴熟的驾驭，确保了其个人风格的独立。即便今天人们称之为“真正使英国风景画摆脱荷兰、法国或意大利绘画影响而走上自己独立道路的两个人之一”也并不为过。但也正是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绘画风格，在那个特殊时期，恰好正中中产阶级下怀。英国富有的中产阶级通过购藏透纳作品，使其价值得以确立，这是不争的事实。
1828年，罗马商人拜访身在罗马采风的透纳之后讥笑有人在卖芥末，有人在画芥末。谁能想到在1839年只不过250几尼就能购买到透纳的《战舰》（The Fighting Temeraire），13年后，他的作品价格已轻松越过1200英镑。然而，这还不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在19世纪70年代吉洛特遗产拍卖会上，八年前在佳士得拍卖行用1200几尼买下的透纳的《泰晤士与梅德韦河的交汇》（The Junction of Thames and the Medway），已经被抬到了4567.10英镑。那幅1835年的《威尼斯大运河》，50年后被达德利二世卖给了伦敦交易商法勒，后者很快又把画卖给了来自美国的铁路建造商范德比尔特，这时售价已经飙至20000英镑。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切入会发现，品位的迭代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命题，它包含着社会文化中各个阶层力量的角逐与影响，它的形成、维系、消解与重构等过程，均受到了政治、经济、及文化利益多元的影响，本质上是资本与权力角逐的结果。
文章来源：紫金文创研究院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
一方面，我们就这样见证了拍卖市场创造出的一次次价格神话。另一方面，我们眼看着安迪·沃霍尔、杰克逊·波洛克奋起直追了毕加索;毕加索越过了梵高;梵高与莫奈站在了透纳的肩膀上，而透纳则把文艺复兴甩在了身后。品位的迭代仅是艺术自身决定的么？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回溯历史，也许能寻找到答案。
19世纪中期以后的英国，是彼时无可争议的世界工厂，国际贸易繁盛大国。发轫于18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极大的财富，而且改变了社会阶层。这一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除了在政治上与地主贵族格格不入、时有摩擦外，在艺术品位和艺术收藏选择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些依靠着钢铁、铁路、造船起家的商人们，大多具有了典型的维多利亚新气象：坚毅、热情而独立。他们的艺术品位背后隐藏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这些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尽管拥有财富，却和长久以来拥有财富的老贵族们截然不同。在国会里与上议院的一次次的交锋中，在当时流行的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中，明显表现出了对老贵族的疏离，甚至是敌意。老贵族的奢华、骑士精神、行为举止的优雅，在他们眼里显然变了味儿。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一方面不断积累和扩充着财富，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在社会影响力层面不断谋求更多的话语权。议会是战场，社会公共设施的提供是战场，品位的塑造与潮流的引导上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艺术品方面，“新富”与“老贵”们之间的差异化以一种竞价的方式呈现着。于是人们目睹了这样的场景：1836年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为拉斐尔的《阿尔巴圣母》豪掷1.4万英镑，1852年为了穆里罗的《圣灵感孕》又出价2.46万英镑与卢浮宫竞争。另一方面，曼彻斯特的棉花大王山姆·门德尔任性地在自己的庄园里挂上了来自米莱与弗里思的作品。这种任性不仅表现在偶然的个体行为上。尽管绝大多数的贵族还沉浸在诸如拉斐尔、柯勒乔作品里的崇高与理想美中，中产阶级对此却毫不在意。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在价格上毫不留情地打压着老大师们。
19世纪60年代英国艺术市场部分画家作品价格
在1868-1870年间，佳士得拍卖会上，陶顿勋爵（Lord Taunton）所藏之米开朗基罗的《圣家族》（The Holy Family）和《埋葬基督》（The Entombment）都被英国国家美术馆以每幅2000英镑的低价购得。这一价格在币值基本稳定的19世纪60-90年代，与当时至少有13位在世英国艺术家作品超过2000英镑相比，显然有点匪夷所思。除了艺术品价格的直接比较，更有不同社会阶层间有关艺术观念的较量。王室曾经一度想在文艺复兴初期的作品中找到品位的希望，但是很快诸如卫斯理公会就指责他们的女王居然收藏来自天主教黑暗时期的艺术品。“我们不需要这些来自早起意大利画家的古董和奇观，它们只会污染我们的学校，带来一种破坏性艺术所具有的腐朽与疯狂，让我们回到衰颓渺小的时代——被僧侣的传说和偏见所扭曲和折磨的时代。”
受到冷遇的不只是米开朗基罗，表中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性画家在19世纪60年代的最高价格与当时的弗里思等英国当代画家价格形成鲜明对比。在政治普选中工业中产阶级倍受排挤，他们转而在艺术市场上通过财富的直接力量建立了自己的权威。除了通过冷落老大师们的作品，表现出与老贵族们截然不同外，他们积极寻找并确立了自己的品位代言人。以辛辣文风著称的约翰拉斯金要求艺术重新回归对自然的忠诚，这在工业时代雾霾遮蔽与机器轰鸣的英国，很容易唤起了人们内心的共鸣。约翰拉斯金质疑17、18世纪以“理想之美”为基础的正统品位，同时断言天才就坐在英国的门槛上，就在透纳的作品中。尽管透纳在有生之年也没有能亲见自己的作品价值连城，但是其作品在19世纪50年代后开始不断上涨，并保持这一趋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最贵画家之一。不少人相信，这一时期透纳作品价格的急剧上升，除了供给因素外，正是因为透纳的风格恰好与老贵族们喜欢的马萨乔相对立。维多利亚时期被中产阶级们认可的画作风格或多或少要具备这样的元素或情愫：
对自然的赞美（尤其是海洋与阳光），能够给那些在工业生产中忍受噪音、气味、雾霾的中产阶级们提供与现实迥异的享受与安宁;充满趣味与激情的狩猎场景，是中产阶级所乐见的对乡村生活的怀念与对老贵族品位为数不多的继承;神话中所描述的仙境、中世纪的风范、古罗马与古希腊的风韵、东方和后宫的神秘、圣经故事所描绘的场景，这些必须以中产阶级喜爱的方式略作改良。不可否认，透纳对光亮的敏感，富有想象力的风景特别是海景以及他对光线与色调娴熟的驾驭，确保了其个人风格的独立。即便今天人们称之为“真正使英国风景画摆脱荷兰、法国或意大利绘画影响而走上自己独立道路的两个人之一”也并不为过。但也正是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绘画风格，在那个特殊时期，恰好正中中产阶级下怀。英国富有的中产阶级通过购藏透纳作品，使其价值得以确立，这是不争的事实。
1828年，罗马商人拜访身在罗马采风的透纳之后讥笑有人在卖芥末，有人在画芥末。谁能想到在1839年只不过250几尼就能购买到透纳的《战舰》（The Fighting Temeraire），13年后，他的作品价格已轻松越过1200英镑。然而，这还不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在19世纪70年代吉洛特遗产拍卖会上，八年前在佳士得拍卖行用1200几尼买下的透纳的《泰晤士与梅德韦河的交汇》（The Junction of Thames and the Medway），已经被抬到了4567.10英镑。那幅1835年的《威尼斯大运河》，50年后被达德利二世卖给了伦敦交易商法勒，后者很快又把画卖给了来自美国的铁路建造商范德比尔特，这时售价已经飙至20000英镑。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切入会发现，品位的迭代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命题，它包含着社会文化中各个阶层力量的角逐与影响，它的形成、维系、消解与重构等过程，均受到了政治、经济、及文化利益多元的影响，本质上是资本与权力角逐的结果。
文章来源：紫金文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