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田真治郎正襟危坐。作为中国日本商会会长，同时也是日本最大商事企业之一的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他于6月18日向媒体公布了2014年版《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白皮书》。这是日本商会自2010年以来编撰的第5本白皮书。白皮书除了谈中国经济外，主要谈的是在中国各地的日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建议。
　　对于回答白皮书中的内容，泽田胸有成竹，但面对四十多家中外媒体，谈到中日政治问题，特别是中日政治关系对经济的影响等，他多少有些头疼。
　　好在泽田身边的商会副会长兼调查委员会委员长田端祥久熟悉中日间的政经关系，有他在，更能应对记者会上的相关问题。

　　果然，当天的提问很快就从白皮书转到了中日关系上。
　　在日本商会发表白皮书的前一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通报了今年1至5月中国商务运行情况。“主要国家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韩国和英国同比增幅较高，分别为87.9%和62.2%；日本同比下降42.2%，美国同比下降9.3%。”发言人说。
　　而这恰好和中国与相关国家目前的关系状况相似。
　　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后，积极推行包围、牵制中国的“价值观外交”，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同比也迅速下滑。这是否意味着，日本企业的确受到“价值观外交”的影响，而开始大量减少对华投资？日本企业在华是进还是退？这系列问题，都让泽田有些棘手。

日企投资变化与政治关系不大

　　对于这些问题，调查委员会田端祥久会长似乎更有许多话要说，他接过话筒说：“我想用另一个数据来谈日本的对华投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对企业对外投资有一个调查。该调查从1992年开始加设了首选投资国项目，从那个时候起到2013年为止，中国一直是日本制造业的首选投资国。”田端说。至少从国际协力银行给出的数字看，日本制造业已经连续二十余年把中国当成了最先投资的国家，这二十年中，能够到中国来投资的企业大都已经来了。
　　日企对华投资有几次高峰，田端使用中国商务部的调查数据，得出了几个峰值。分别是1997年、2005年及2012年。
　　1997年以后的投资主要是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日企短期内无力继续向中国投资，那时日本一年的对华投资已经超过了40亿美元。2005年的峰值则在65亿美元左右，可以说对1997年的反弹相当大。集中大量投资后，企业进入到生产阶段，2006年以后对华投资开始减少，其后日本企业又在2008年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对华投资进一步降低。2011年日企重新开始大量投资中国，2012年达到了新的顶峰：一年超过70亿美元。
　　泽田尽可能避开了政治对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他表示，日企对华投资进入到一个高峰后，必定要出现下滑的新趋势；其次也在于中国投资环境存在不少问题，如果有更好的投资地点，日本企业自然会去那里投资。
　　他阐述了白皮书中谈到的对中国政府的三个建言：“我们希望取消或修订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制度，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希望简化行政手续，加快行政办理速度；我们还希望在制造及服务领域，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限制，更广泛地采用全球标准。”
　　田端用另一组数据揭示了日企在中国的现状：“日本贸易促进会在2014年对日企做了一项调查，在被调查企业中，54.2%的企业会扩大在华业务，39.5%的企业则选择维持现状。有5%的企业选择了在中国缩小业务，1.2%的企业将从中国退出转移到其他国家。”
　　他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提问时表示：“（退出的）主要是机电企业、纺织业及从中国出口产品到其他国家的企业。”
　　日本机电企业近些年经营不佳，从中国退出可以理解；纺织业中的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向国外拓展新生产据点，日本企业就更不用说了。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在中国生产向世界出口的经营模式已经出现局限性，这些似乎与政治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空前的盈利水平

　　与投资下滑相比，日本在华企业大都进入了丰厚的收获期。
　　6月20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上海见一家日本著名商社企业的总经理，问到这两年的业务情况，总经理顿时喜笑颜开，“去年我们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大销售额、最大利润率。”
　　“在中国以中国消费者、企业为服务对象，就能把业务做到最大最好。”这名总经理说。
　　日立集团驻中国总负责人小久保宪一也向记者表示，“2013年财年，我们的销售额比2012年增加了32%。”
　　二十多年来的投资，让日企进入到了收获阶段。“加上我自己直接负责的日立（中国）有限公司在内，日立在中国的企业已经有177家，有员工46400人。”员工人数接近5万人的企业，在中国并不是很多，而维持一年数十亿、上百亿元的增量，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在2012年度的销售总额有510亿元，2013年度增加到了671亿元，到2015年度，我们的目标值是763亿元以上。”小久保说。简单地说，前两年日立在中国一年的增值为100亿元，2014年度及2015年度每年要增加50亿元左右的销售额。在中国，5万人的综合机电企业每年营业额能增加50亿元的不多，即便是日本在本土的企业，连续数年实现两位数的增长，也不是每家都能做得到的。
　　“中国推进的城镇化建设，让日立有了迅速发展的机会。”小久保对记者说。日本战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大量城市化，在治理环境问题方面，让日本企业积累了相关的技术及解决方案。在中国推进城镇化时，这些技术与解决方案有了二次施展的机会。
　　“不过在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事业的规模也更大，很多是日本企业也没有遇到过的，需要我们重新研发。”小久保认为日立能够在中国取得很大的发展，和企业有经验、能够迅速应对在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中国要求做一个10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站，而日本及其他国家往往是会建造两个5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技术在中国变得愈发地重要起来。而能够应对市场要求的，则是已经积累了很强的技术经验的企业。
　　能出的牌特别多，是这些日企在中国市场如鱼得水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扩大内需，建设新城镇时，必定出现对电梯、建筑机械的需求，城市建设本身也开始智能化，需要使用信息及新的通讯技术。城市里的市民，在健康管理、上下水处理等都有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去做。“我们把为中国新城镇建设服务当成了重要业务之一。”小久保说。至于在低碳、绿色经济、创新等方面，日本企业今后能在中国发挥作用的地方依然有很多。
　　在消费品方面，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总裁6月19日晚见到记者时，回顾了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情形，那时各家企业都不看好中国市场，但佳能提出了20%以上的营业增长率的目标。其后佳能实现了也一直保持住了在中国的快速增长。
　　在长沙，三菱汽车增设的新生产线即将完工。丰田汽车的高管谈及2014年在华销量时，也表示公司今年的产销要首次突破100万辆，单年内增加20万辆车的销售量。
　　今后，日本企业大量来华投资办厂的趋势也许将会有所减弱，但这不意味着日企在中国进入到了衰退期。汽车企业等仍会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时间和巨大的拓展空间。和中国城镇化相匹配的技术、设备、服务也会有相当大的商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