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法》第60条规定了公务员执行上级有错误或者违法的命令时,可以根据上级命令的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抉择并由此而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一制度设计,包含两层重要内容。其一,公务员作为特殊的公民主体,法律赋予其在执行公务行为时保障其权益的“抵抗权”。其二,公务员作为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中从事公共事务的专职人员,其权力行使势必受到法律约束,其公务行为触犯法律也应受到相应制裁。与此同时,公务人员大多是基于上级的命令而执行公务,这种行为关系实际上增加了违法追责的复杂性和难度。其中,焦点之一在于公务员执行上级明显违法命令时是否获罪又应如何追责。2017年发生的“夏明旭、刘予勇滥用职权案”（以下简称“夏案”）被称为全国首例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获罪案,该案为《公务员法》第60条更好地应用于司法实践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借鉴。本文以“夏案”为例,围绕“抵抗权”的法理依据、认知维度、有限性等相关法律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针对司法实践中如何完善《公务员法》第60条,提出了上级决定或命令的发布形式、错误或者违法命令的界定、完善公务员问责体系以及加强“但书”司法解释等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