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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1987年，方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李怡，就逐渐以其新诗研究、乡土文化与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及文学社团研究，得到学界认可，充分崭露出学术新锐的发展势头来。进入新世纪以来，李怡的学术研究更是努力拓展，不仅大力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而且努力推进抗战文学研究，更是极力倡导民国文学研究，引发学界反响，成为诸多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人。截止2017年初，在李怡的30年学术研究生涯之中，在出版50余种学术著作的同时，发表了近300篇学术论文，硕果累累无疑展示出他那跨世紀、跨边界的学术研究轨迹。
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学术新锐的李怡，率先介入的正是新诗研究——“1987年，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一篇《李金发片论》投向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大约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我那灿烂一时的‘作家梦’逐渐淡远了，另一条所谓的‘学术之路’开始在脚下延伸。”
由是，李怡陆续发表了《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卞之琳与后期象征主义》《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何其芳特征”与东方色彩》《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等论文，通过诗人与中外诗歌的个人渊源，探讨了诗人在新诗创作之中受到的国外诗潮与本土诗意的不同影响，由此可见这些诗人论，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讨论诗人与讨论诗作的常规，而是更加着眼于诗人之作所昭示的中外诗思相反相成的文化特征。所以，更进一步就自然而然地在《鲁迅与中国现代新诗》《胡适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新论》等论文之中，强调新诗浪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各体文学之中第一个掀起，与新文学领军人物的倡导和尝试是分不开的。
中国新诗的现代发展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如何，在李怡最初的诗人论中就可以屡见端倪，随后逐渐成为其新诗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此，必须进行从诗经以降的诗思钩沉——《赋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阐释》《兴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学阐释》《屈骚传统与中国现代新诗的自由形态》《宋诗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反传统趋向》，进而试图把握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内在联系——《论中国现代新诗艺术自觉的传统渊源》《本体的召唤：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当然，这不是仅仅去追溯中国诗歌现代发展的本土传统，而更是要推动中国诗歌的现代复兴。这就是，在《重审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端》的同时，必须《寻找和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理念”》，因而需要在《漫话中国现代新诗的价值取向》之时，不断揭示出《物态化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取向》，显现出新诗研究中逐渐上升的个人学理之思。
这样的学理之思最终上升到诗学层面，不仅出现在新诗方法论之中，于是乎就有了《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运动》《协畅与拗峭：中国现代新诗的音韵特色》《“辨/忘”模式与中国新诗文法追求的民族特色》等论文的发表；也发生在新诗本体论之中，从《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到《走向文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再到《中国/西方：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这诸多论文的面世。这些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诗学之思，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正如《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一文中所提出的那样，就是要建构出一个“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的诗学“标准与尺度”。
所有这些关于新诗的个人学理之思，集中体现在李怡的第一部诗学专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之中，该著不仅由初版增印到第三版，而且先后出版了增订版、修订版，由此可见其作其人的学界影响与社会反响之一斑。
李怡在重庆市出生成长，毕业后又回到家乡的大学执教，浓烈的故园情促使他开始着手乡土文化与文学研究，研究对象自然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故地的四川现代文学。于是就有了系列论文的发表——《现代四川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野——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一》《火辣辣的川妹子：一个典型的巴蜀意象——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二》《鸦片·茶馆·川味——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三》《从移民到漂泊——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四》《巴蜀派、农民派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五》。在这里，“地域文化视野”的研究重点虽然集中在巴蜀大地的种种文化现象之上，不过，也没有忽视在《巴蜀调笑传统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趣尚》《地方志一龙门阵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的写实取向》《论现代四川文学“洄水沱”景观的地域文化内涵》中，开展有关论题的个人探讨。
四川文学的根基毕竟是乡土文化的巴蜀文化，必须寻求其文化之根：从《研讨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两个问题》出发，不仅在《盆地文明·天府文明·内陆腹地文明——论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追寻出乡土文化背景，而且在《重庆文学、地域文学与文史学》中揭示出重庆直辖之后的乡土文化异同，因为，这关系到四川及重庆的文学变迁。所以，无论是《论巴蜀文化的二十世纪体验者》也好，还是《多重文化的冲撞和交融——论现代外省作家的入蜀现象》也好，关注点依然是《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尤其是《论现代巴蜀文学的生态背景》。
应该说，李怡以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所进行的乡土文化与文学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不仅为完成学术专著《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是为其后《七月派作家评传》的问世确立了良好根基，果真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李怡此时的鲁迅研究及文学社团研究呈现出锐利之气。在鲁迅研究方面，首先是通过对《故事新编》的文本细读，先后发表了《不堪重负的脊梁——鲁迅小说（理水）、（非攻）重读》《红巾不揾英雄泪——（奔月）与鲁迅的精神苦闷》《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等论文，来重新发现鲁迅以重塑其文化人格；进而在《存在的哲学：对现实生命的残酷背弃》中，揭露出中国式存在的哲学根柢。推而广之，在《承传与择取：面对传统的两类中国知识分子》中，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两难处境及其出路。
同样，在文学社团研究方面，在事实上也是从研究鲁迅出发的：在《鲁迅、梁实秋论争新议》里，其论争焦点是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响及其现实表现，应该如何看待？自然就引发《“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中的相关讨论，从一个文学社团的角度来进行新文学运动的再评价；在《“世纪病”、“多余人”与“孤独者”——中西近现代文学一个基本精神之比较》里，实际上针对从鲁迅到创造社所受到的诸多外来影响而展开评判，继而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群体的创造社》之中出现的学理辨析，则是从一个文学社团的角度来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传播的可能性。 李怡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学界的反响，为其主编的《鲁迅研究》一书，提供了基本的学理思路与丰厚的学术资源。
二
进入新世纪，李怡在学术视野不断扩大之中，力争突破固有的学术范式，在延续个人现有的学术研究取向的同时，全力拓展学术研究边界，先后展开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拓展——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推进抗战文学研究、倡导民国文学研究，由此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不断扩张。
新世纪在即，学界同人都面临着如此思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将如何进行？这是因为在2000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现代大潮。李怡发表了《2000：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予以及时回应，更是在《“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一文中指出：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世界”，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都将在全球化的中国进程中逐渐实现。
在这里，中国现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已经有过大量的言说，而如何完成其“现代性”，显然是一个随着新世纪而来的新话题。面对着新话题，有识者当然会主动作答，于是乎，就有了《“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论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性问题》的发表，从文学研究、文学思潮、现代诗论的不同层面给出了个人答案。
在所有这些回答之中，实际上需要解决如何辨析“现代性”的学理难题，毕竟有关“现代性”的大量理论著作在国内才开始译介，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李怡在《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现代性”？》中，试图进行个人阐释，讨论了《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并且将这一讨论置于《“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这样的思考层面上，以促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之现实关系的再思考。
这样的再思考，以《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的发表为基点，在不断深入中，涉及到“反现代性”这一新话题。“反现代性”思潮事实上逐渐形成于人类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而全球化的到来，促使其迅速扩展到世界各国。于是，在《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中指出这一思潮的中国存在与世界意义，由此在《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里，通过对20世纪初的一个文学社团，到20世纪末的一种文化思潮，展开了从文学到文化的中国考察，以确证“反现代性”思潮的中国存在。
所有这些个人的思考与再思考，为其学术专著《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一书的最后完成，不仅成为其撰写的学术起点，而且成为其撰写的学术路径，更是成为其撰写的学术导向。
抗战文学不仅仅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文学，而且更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文学，战时文学包容了战争文学，在文学书写中国人英勇抗战这一重要对象的同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同样是文学书写不可或缺的主要对象，毕竟战斗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才会理解李怡为何要发表《抗战作为中国文学的资源》一文，并且在《战时复杂生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中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在抗战时期才进入了成熟期——通过对战时文化的文学书写，才全面涌现出达到史诗性高度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来，尤其是长篇小说、多幕话剧、叙事长诗的诸多佳作，更是层出不穷。
这就使其意识到《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也就是中國抗日战争导致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区域分化，即抗战区与沦陷区的两分，从而使得中国战时文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区域文化特征来。在《文学的区域特色如何成为可能——以巴金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为例》一文中，以区域文化构成的地方文化对个人文学书写的内在影响，来讨论巴金的文学书写的区域特色。由此，将具体的个案研究推向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学理思考，在《“发现”地方：区域性学派的建立问题》中，提出不仅要在区域文化与文学之中“发现”地方文化与文学的存在，更是要展开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得以有可能最终形成相关的研究学派。
在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李怡作为重庆人，自然会关注既是抗战区中心城市，同时又是全国经济、政治、文化、文学战时中心的重庆，也就是国民政府明定的陪都。所以，在《抗战：中国文化的资源与重庆文化的资源》《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庆视野》等论文中，不仅承认重庆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战时主流，而且确定重庆文学视野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战时主导。对此进而以具体的个案讨论，如《胡风：新文学进入“腹地”之后的探求——抗战文学的意义再思》《在“合川”讨论路翎的意义》等，来一一予以文本的确认。在这里，无论“腹地”，还是“合川”，都与陪都重庆紧密相关，足以见出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风貌来。
实际上，抗战区可继续两分为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与以首府延安为中心的边区。从区域文化与文学的角度看，大后方文学与民国文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李怡在《“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中加以肯定，并且越出抗战时期的战时边界，去追寻《民国时期的巴蜀湮没文学》，开始踏上了民国文学研究之旅。
不过，没有文学的文本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文学的历史撰写。因此，方有《民国文学：阐释优先，史著缓行》中的个人倡导，具体而言，正如《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中所主张的那样：开展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相，进行断代史书写，以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的门类体系。于是就有了《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中的回答。然而，仅仅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看，则是恰如《民国文学：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一文所言，由此才出现了《民国热与民国文学研究》中讨论的种种内在关联。
在《作为方法的民国》中，指出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民国断代的文学研究，的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而在《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中，则强调民国文学空间的自由度必须得到基于宪法的法律保障。从民国文学研究到民国文学发展，都要受到相关机制的种种制约，由研究方法到研究机制，自然在《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中指出，民国机制不过就是文学研究的阐释框架而已。正如《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说，同样不过就是文学研究的个体选择结果。
这一选择的结果，就有了《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文化圈·民国机制·五四遗产》《含混的“政策”与矛盾的“需要”——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看文学的民国机制》等论文相继发表，从民国机制的发端，一直追溯到民国机制的战时畸变，呈现出民国机制的兴与衰。
在类似《“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这样的不断追问之中，李怡不仅个人著述颇丰，陆续出版了《民国与现代文学》《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作为方法的民国》；而且在学界响应强烈，先后主编了《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经典作家》《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第一辑到第五辑、《民国宪政、法制与现代文学》研究文丛第二辑、《民国文学史论》《国民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现代文学》《民国文学讨论集》《民国文学史论》，总计论著近百册。
历经三十年的学术跋涉，在跨越新旧世纪的同时，更是跨越了学术边界，李怡也从学术新锐成长为知名学人，无论是学术轨迹，还是人生轨迹，都颇为圆熟，不过，他依然年轻。因为，学无涯即生无涯，研究不止就人生不老。
本栏目责任编辑 佘晔
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学术新锐的李怡，率先介入的正是新诗研究——“1987年，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一篇《李金发片论》投向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大约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我那灿烂一时的‘作家梦’逐渐淡远了，另一条所谓的‘学术之路’开始在脚下延伸。”
由是，李怡陆续发表了《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卞之琳与后期象征主义》《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何其芳特征”与东方色彩》《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等论文，通过诗人与中外诗歌的个人渊源，探讨了诗人在新诗创作之中受到的国外诗潮与本土诗意的不同影响，由此可见这些诗人论，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讨论诗人与讨论诗作的常规，而是更加着眼于诗人之作所昭示的中外诗思相反相成的文化特征。所以，更进一步就自然而然地在《鲁迅与中国现代新诗》《胡适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新论》等论文之中，强调新诗浪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各体文学之中第一个掀起，与新文学领军人物的倡导和尝试是分不开的。
中国新诗的现代发展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如何，在李怡最初的诗人论中就可以屡见端倪，随后逐渐成为其新诗研究的重中之重。因此，必须进行从诗经以降的诗思钩沉——《赋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阐释》《兴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学阐释》《屈骚传统与中国现代新诗的自由形态》《宋诗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反传统趋向》，进而试图把握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内在联系——《论中国现代新诗艺术自觉的传统渊源》《本体的召唤：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当然，这不是仅仅去追溯中国诗歌现代发展的本土传统，而更是要推动中国诗歌的现代复兴。这就是，在《重审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端》的同时，必须《寻找和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理念”》，因而需要在《漫话中国现代新诗的价值取向》之时，不断揭示出《物态化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取向》，显现出新诗研究中逐渐上升的个人学理之思。
这样的学理之思最终上升到诗学层面，不仅出现在新诗方法论之中，于是乎就有了《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运动》《协畅与拗峭：中国现代新诗的音韵特色》《“辨/忘”模式与中国新诗文法追求的民族特色》等论文的发表；也发生在新诗本体论之中，从《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到《走向文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再到《中国/西方：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这诸多论文的面世。这些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诗学之思，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正如《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一文中所提出的那样，就是要建构出一个“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的诗学“标准与尺度”。
所有这些关于新诗的个人学理之思，集中体现在李怡的第一部诗学专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之中，该著不仅由初版增印到第三版，而且先后出版了增订版、修订版，由此可见其作其人的学界影响与社会反响之一斑。
李怡在重庆市出生成长，毕业后又回到家乡的大学执教，浓烈的故园情促使他开始着手乡土文化与文学研究，研究对象自然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故地的四川现代文学。于是就有了系列论文的发表——《现代四川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野——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一》《火辣辣的川妹子：一个典型的巴蜀意象——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二》《鸦片·茶馆·川味——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三》《从移民到漂泊——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四》《巴蜀派、农民派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五》。在这里，“地域文化视野”的研究重点虽然集中在巴蜀大地的种种文化现象之上，不过，也没有忽视在《巴蜀调笑传统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趣尚》《地方志一龙门阵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的写实取向》《论现代四川文学“洄水沱”景观的地域文化内涵》中，开展有关论题的个人探讨。
四川文学的根基毕竟是乡土文化的巴蜀文化，必须寻求其文化之根：从《研讨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两个问题》出发，不仅在《盆地文明·天府文明·内陆腹地文明——论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追寻出乡土文化背景，而且在《重庆文学、地域文学与文史学》中揭示出重庆直辖之后的乡土文化异同，因为，这关系到四川及重庆的文学变迁。所以，无论是《论巴蜀文化的二十世纪体验者》也好，还是《多重文化的冲撞和交融——论现代外省作家的入蜀现象》也好，关注点依然是《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尤其是《论现代巴蜀文学的生态背景》。
应该说，李怡以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所进行的乡土文化与文学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不仅为完成学术专著《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是为其后《七月派作家评传》的问世确立了良好根基，果真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李怡此时的鲁迅研究及文学社团研究呈现出锐利之气。在鲁迅研究方面，首先是通过对《故事新编》的文本细读，先后发表了《不堪重负的脊梁——鲁迅小说（理水）、（非攻）重读》《红巾不揾英雄泪——（奔月）与鲁迅的精神苦闷》《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等论文，来重新发现鲁迅以重塑其文化人格；进而在《存在的哲学：对现实生命的残酷背弃》中，揭露出中国式存在的哲学根柢。推而广之，在《承传与择取：面对传统的两类中国知识分子》中，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两难处境及其出路。
同样，在文学社团研究方面，在事实上也是从研究鲁迅出发的：在《鲁迅、梁实秋论争新议》里，其论争焦点是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响及其现实表现，应该如何看待？自然就引发《“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中的相关讨论，从一个文学社团的角度来进行新文学运动的再评价；在《“世纪病”、“多余人”与“孤独者”——中西近现代文学一个基本精神之比较》里，实际上针对从鲁迅到创造社所受到的诸多外来影响而展开评判，继而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群体的创造社》之中出现的学理辨析，则是从一个文学社团的角度来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传播的可能性。 李怡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学界的反响，为其主编的《鲁迅研究》一书，提供了基本的学理思路与丰厚的学术资源。
二
进入新世纪，李怡在学术视野不断扩大之中，力争突破固有的学术范式，在延续个人现有的学术研究取向的同时，全力拓展学术研究边界，先后展开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拓展——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推进抗战文学研究、倡导民国文学研究，由此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不断扩张。
新世纪在即，学界同人都面临着如此思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将如何进行？这是因为在2000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现代大潮。李怡发表了《2000：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予以及时回应，更是在《“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一文中指出：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世界”，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都将在全球化的中国进程中逐渐实现。
在这里，中国现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已经有过大量的言说，而如何完成其“现代性”，显然是一个随着新世纪而来的新话题。面对着新话题，有识者当然会主动作答，于是乎，就有了《“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论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性问题》的发表，从文学研究、文学思潮、现代诗论的不同层面给出了个人答案。
在所有这些回答之中，实际上需要解决如何辨析“现代性”的学理难题，毕竟有关“现代性”的大量理论著作在国内才开始译介，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李怡在《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现代性”？》中，试图进行个人阐释，讨论了《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并且将这一讨论置于《“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这样的思考层面上，以促进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之现实关系的再思考。
这样的再思考，以《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的发表为基点，在不断深入中，涉及到“反现代性”这一新话题。“反现代性”思潮事实上逐渐形成于人类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而全球化的到来，促使其迅速扩展到世界各国。于是，在《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中指出这一思潮的中国存在与世界意义，由此在《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里，通过对20世纪初的一个文学社团，到20世纪末的一种文化思潮，展开了从文学到文化的中国考察，以确证“反现代性”思潮的中国存在。
所有这些个人的思考与再思考，为其学术专著《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一书的最后完成，不仅成为其撰写的学术起点，而且成为其撰写的学术路径，更是成为其撰写的学术导向。
抗战文学不仅仅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文学，而且更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文学，战时文学包容了战争文学，在文学书写中国人英勇抗战这一重要对象的同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同样是文学书写不可或缺的主要对象，毕竟战斗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才会理解李怡为何要发表《抗战作为中国文学的资源》一文，并且在《战时复杂生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中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在抗战时期才进入了成熟期——通过对战时文化的文学书写，才全面涌现出达到史诗性高度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来，尤其是长篇小说、多幕话剧、叙事长诗的诸多佳作，更是层出不穷。
这就使其意识到《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也就是中國抗日战争导致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区域分化，即抗战区与沦陷区的两分，从而使得中国战时文学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区域文化特征来。在《文学的区域特色如何成为可能——以巴金与巴蜀文化的关系为例》一文中，以区域文化构成的地方文化对个人文学书写的内在影响，来讨论巴金的文学书写的区域特色。由此，将具体的个案研究推向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学理思考，在《“发现”地方：区域性学派的建立问题》中，提出不仅要在区域文化与文学之中“发现”地方文化与文学的存在，更是要展开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得以有可能最终形成相关的研究学派。
在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李怡作为重庆人，自然会关注既是抗战区中心城市，同时又是全国经济、政治、文化、文学战时中心的重庆，也就是国民政府明定的陪都。所以，在《抗战：中国文化的资源与重庆文化的资源》《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庆视野》等论文中，不仅承认重庆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战时主流，而且确定重庆文学视野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战时主导。对此进而以具体的个案讨论，如《胡风：新文学进入“腹地”之后的探求——抗战文学的意义再思》《在“合川”讨论路翎的意义》等，来一一予以文本的确认。在这里，无论“腹地”，还是“合川”，都与陪都重庆紧密相关，足以见出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风貌来。
实际上，抗战区可继续两分为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与以首府延安为中心的边区。从区域文化与文学的角度看，大后方文学与民国文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李怡在《“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中加以肯定，并且越出抗战时期的战时边界，去追寻《民国时期的巴蜀湮没文学》，开始踏上了民国文学研究之旅。
不过，没有文学的文本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文学的历史撰写。因此，方有《民国文学：阐释优先，史著缓行》中的个人倡导，具体而言，正如《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中所主张的那样：开展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相，进行断代史书写，以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的门类体系。于是就有了《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中的回答。然而，仅仅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从根本上看，则是恰如《民国文学：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一文所言，由此才出现了《民国热与民国文学研究》中讨论的种种内在关联。
在《作为方法的民国》中，指出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民国断代的文学研究，的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而在《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中，则强调民国文学空间的自由度必须得到基于宪法的法律保障。从民国文学研究到民国文学发展，都要受到相关机制的种种制约，由研究方法到研究机制，自然在《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中指出，民国机制不过就是文学研究的阐释框架而已。正如《是“本土化”问题还是“主体性”问题？——兼谈“民国机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说，同样不过就是文学研究的个体选择结果。
这一选择的结果，就有了《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文化圈·民国机制·五四遗产》《含混的“政策”与矛盾的“需要”——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看文学的民国机制》等论文相继发表，从民国机制的发端，一直追溯到民国机制的战时畸变，呈现出民国机制的兴与衰。
在类似《“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这样的不断追问之中，李怡不仅个人著述颇丰，陆续出版了《民国与现代文学》《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作为方法的民国》；而且在学界响应强烈，先后主编了《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经典作家》《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第一辑到第五辑、《民国宪政、法制与现代文学》研究文丛第二辑、《民国文学史论》《国民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民国政治经济形态与现代文学》《民国文学讨论集》《民国文学史论》，总计论著近百册。
历经三十年的学术跋涉，在跨越新旧世纪的同时，更是跨越了学术边界，李怡也从学术新锐成长为知名学人，无论是学术轨迹，还是人生轨迹，都颇为圆熟，不过，他依然年轻。因为，学无涯即生无涯，研究不止就人生不老。
本栏目责任编辑 佘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