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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榕树即故乡”，黄河浪先生的故乡情结通过“榕树”这一主要载体得到体现。文章将“榕树”人格化，赋予其多重人格象征含义，在形象化析义的同时展现故乡“善”与“自然”田园文化的特质。
关键词：榕树 物象 人格象征含义
米兰达·布鲁斯及威尔金森在《符号与象征》中提出：“象征，换句话说，是用一种视觉图像或符号来表达某种思想——是对普遍真理更为深刻的记录。”他们认为，象征本体具有可视性，象征的功能并非简单的瞬间知觉检索，“更为深刻的记录”体现为“一切自然事物的存在皆有其双重性：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举例来说，梯子，它既是一种攀爬工具，同时也象征人们不断地认识自我，获得更高的真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因此它也象征着精神的纯洁高尚。”由此可知，象征是在尊重事物客观性的基础上对其寓意或神韵的合理升华。这种认知往往转化为人格映照，体现在文学作品当中，物象审美并非唯一目的，人格象征的探求在不断变化。
黄河浪先生的散文《故乡的榕树》讲述了闽东长乐乡间神奇刚健的传说、幽秘虔诚的敬神祭祀习俗、粗犷随意的农民生活，气韵灵动，意蕴幽远。在这篇散文里，作家的故乡情结通过“榕树”这一主要载体得到体现，故乡之貌、故乡之民、故乡之事、故乡之思，或实或虚，都凭“榕树”物态化。“榕树即故乡”，可以说，作家对田园的爱恋、对亲人的孺慕、对乡人的温情关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皈依，都寄寓在故乡“榕树”多位一体的人格形象展示中。
作为兼具另一重画家身份的黄先生，在文章的开篇就用形、色、光结合的绘画语言摹示榕树的样貌，“高大魁梧的躯干”和摇落的“一串串晶莹的露珠”刚柔相济，不但产生极其明净的奇异美感，还唤起人们对榕树原始生命活力的喟叹。作者极力推崇的是小村桥头的两棵老榕树，不同的是，命名时名以“驼背”，叙事时将其与“老人”同化，激情奔涌时直呼其名，物象审美退隐，人格象征随着文章主体之叙事角度——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显化，且呈现多重含义。
一、陪伴者
兒童的思维使得他们活在自己想当然的趣味审美世界里。心理学家认为，“陪伴”的核心要素是“联结感”，强调双方“共同存在”的重要性。“榕树”在白天是孩子们无须言语的玩伴，晚上是梦境不可或缺的引者，“共同”体现为因游戏的无数次快乐重演而证实的时间悠长，“存在”则表现为孩子们白天的幻想、欢乐，晚间梦中的向往。
《符号与象征·舰与船》中提到，船只，是对于安全、子宫、宇宙汪洋的生命摇篮等事物的强有力的象征，同时也代表前往全新的未知领域探险。这或许可以诠释作者儿时现实的快乐和“梦中的向往”的由来。作家对童年时期梦境的展现运用了非常明快的色彩，情绪体验极度愉悦。他选择三种不同生命状态的意象——含而待发的秧苗，绚烂蓬勃的杜鹃，静谧芳华的橘树。由近及远虚实相生铺展梦中的乡间美景。画面至“大江大海”时形概色淡，“很远很美丽的地方”则完全虚化，但不是终止——“无画处皆成妙境”“无字处皆其意也”。
作家依托“榕树”而展开的童年记忆，实现了对故乡美的表达和对故乡情结的重温，童年的知觉记忆和情绪记忆沉淀于心底，故乡始终如“榕树的陪伴”那样敦厚温情。
二、开道者
勾画闽东乡村地域环境时，作家的记忆如是——“我怀念从故乡的后山流下来，流过榕树旁的清澈的小溪……到溪畔洗衣和汲水的少女……我怀念榕树下洁白的石桥，桥头兀立的刻字的石碑，桥栏杆上被人抚摸光滑了的小石狮子……那古老的石桥……”似乎桃源之中，还存在一个历史久远又相对完整的文化架构，其谱系呈现神秘的自生和自我净化征象。
文中记录了闽东乡间的传说，作家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将“榕树”与“村里最老的老人”同化——“这故事是村里最老的老人说的，他像榕树一样垂着长长的胡子。我们相信他的年纪和榕树一样苍老，所以我们也相信他说的话。”
“传说”即榕树弯曲驼背的原因，在一场神怪冲突中得到解释，道德教化的功能从传说的寓意中体现出来。《符号与象征》认为，蛇是具有双重性的动物，它既是守护者也是破坏狂。传说认可蛇的双重性，只要其不伤害人畜，修炼成精后亦可“升天”。大蛇“伤害人畜”，此为“失德”，故遭受“闪电炸雷天火”的惩罚而毁灭。冲突的原因、冲突的经过、冲突的结局反映乡民的善恶观——众生平等（促善）、敬畏生命（护善）、有恶必惩（扬善）的具体内涵。传说触动作家童年时期对自然对社会认知的觉醒，体现了道德基本原则对人、对生命的关怀和尊重，其成为作家和乡民入世行为的准则。
荣格认为，“一个族类的神话集是这个族类的活的宗教，失掉了神话，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是一场道德灾难。”民间传说不是神话，不过作为文化记忆和标识的重要组成，它的教化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三、亲民的人神
林秀玉在《福州榕树崇拜探微》中定性福州地区榕树崇拜的特点为“连缀崇拜”，认为它兼具人类早期自然崇拜和文明时代人造神灵信仰的双重特征。榕树崇拜通常与凡人羽化成仙后的某一神灵联系在一起，是神树合一的崇拜。榕树连缀崇拜的神灵多是受民众尊崇的历史上善良有功德的贤人。
如果将故乡妇人祈拜的榕树神认定为习惯性的历史沿袭，似乎于理无据，作家模糊了她们祈神的时间特性，有意通过妇人祈神的虔诚来明确这些女子的“获得感”。有趣的是，作家故乡的榕树神并非凛然不可侵的神祇，“他”是仁爱亲民的：必要时客串“医者”（用渗流出来的乳白的液汁涂在患处，过些日子，那癣似乎也就慢慢地好了）；过年时充任陪祭（折几枝四季常青的榕树枝，用来插在饭甑炊熟的米饭四周，祭祀祖先的神灵）；还是人情美的见证（那时候，慈爱的老祖母往往会蹑着缠得很小的“三寸金莲”，笃笃笃地走到石桥上，一边看着我爬树，一边唠唠叨叨地嘱咐我小心）。
融入乡民们的生活，有“善”的实际功用，却并不需求乡民们对它的惧忌，这是故乡“榕树神”的独特之处。
四、庇护者 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题记中说：“对于农人与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我动手写他们时，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黄河浪先生也用这种“实录”精神叙记农人的耕作环境、农人的辛劳以及他们自娱众乐的方式，在真实有度的文字下，田园呈现它本初的“自然”之态。
因为“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作家直接呼告：“苍苍的榕树啊，用怎样的魔力把全村的人召集到膝下？”榕树的庇护，源自刺激它产生的特定环境——夏季亚热带强烈的阳光，其迫人的酷热令屋内如焚、土地冒烟；庇护也源自这些农民的德行——“性情方面有些又极其美丽。”作家用“傍晚小憩”的片段典型化庇护的对象——“劳苦而淳朴”乡民的“真实的人生”。这些乡人面目是模糊的，“晒得黝黑”是群体普遍的颜色，这一族群的声音却是纷繁多样的：聊三国，讲水浒，谈奇闻，说收成，甚至配合胡琴唱几段充满原野风味的小曲。乡农们面对“生存”平静坚忍，于“生存”之上用朴素的方式来安慰与满足他们不必为外人道的追求。这样的“生活道理”或许就是沈从文所说的与“极其平凡”同行的“极其伟大”。“不用动听的言语，不用诱惑的微笑”，榕树的庇护完全摒除了利益权重的考量，“默默地把全村人召集到膝下”，亦呈现“宁静、质朴、无争”的田园文化内涵。
五、启智者
作家一直关注的是故乡人不同类别的集体行为以及诸多行为中的关系。亚当·斯密在《论友善的激情》中说：“人们彼此关怀，双方都由此获得了幸福。人们能跟其余所有人保持统一，正是基于这种彼此关怀的同情。”乡人的“宽容、仁义、良善、怜惜，彼此的友情与尊重”，赢得“旁观者”的喜爱。而作为参与者的作家，则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快乐，进而滋生依恋，这些包含融洽、满足的激情如雱霈灵气，涵养作家的情怀。
“用心灵与天上微笑的星星交流”体现神秘主义特征。树与冥想、玄想存在关联有据可依，《符号与象征》就提到了卡巴拉“生命之树”以及释迦牟尼在其下修炼成佛的菩提树。榕树以及榕树周围纯净的自然就是少年的圣地，其“神秘而恬静”的气氛指引少年探求宇宙实相，而“月华幻境”亦讓少年获得羽化般美的餍足。从实现的角度以及作家运用的表现手法来看，与其说以榕树为中心的纯净自然是“化外之境”，不如说少年身处的也是“魔幻之境”——现实的以及超自然的结合。
受“天人合一”论的影响，“融合”是很多山水田园乡土文学作品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向。在这类作品中，“融合”的层态不尽相同，有“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的“形融”，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融”，亦有“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的“理融”等。透过少年的视角，《故乡的榕树》除了呈示乡人“顺时”的“形融”，还有“溪水、少女”的“意融”；有“慢慢沉入梦乡”的物我两忘，更有“吸饱了溪水的枕头，涨鼓鼓的，搁浅在石滩上”的会心谐趣。水声山色相娱，青山见我应如是，共生共融同情。
米兰达·布鲁斯和威尔金森说，这个世界充满大量有价值的事物，每一种事物都具有其象征意义；以象征的视角来看待事物，拓展了我们的认知范围。样貌特异的“驼背”和其他常态榕树的自然生物属性（外在生命）构成了人格象征（内在生命）的生物基础。随着对榕树人格含义多重性的具有明显溯源趋向的探求，故乡的纯净自然、故乡奇特的地域文化、乡民的美好人性一一呈现且无不体现“善”的共性。情因境生，随物赋形，作家笔下的景、人、事尽呈浑化本真的“自然”之态。“善”与“自然”是黄河浪先生透过对榕树的人格映照展现和推崇的乡土田园文化特质，这些优美健康的特质影响着一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张其眼，明其智，养其气，净其心。
参考文献：
[1][英]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菲利普·威尔金森.符号与象征[M].周继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夫余，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
[3]林秀玉.福州榕树崇拜探微[J].福建宗教，2006（05）.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李新飞，女，硕士研究生，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史）（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榕树 物象 人格象征含义
米兰达·布鲁斯及威尔金森在《符号与象征》中提出：“象征，换句话说，是用一种视觉图像或符号来表达某种思想——是对普遍真理更为深刻的记录。”他们认为，象征本体具有可视性，象征的功能并非简单的瞬间知觉检索，“更为深刻的记录”体现为“一切自然事物的存在皆有其双重性：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举例来说，梯子，它既是一种攀爬工具，同时也象征人们不断地认识自我，获得更高的真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因此它也象征着精神的纯洁高尚。”由此可知，象征是在尊重事物客观性的基础上对其寓意或神韵的合理升华。这种认知往往转化为人格映照，体现在文学作品当中，物象审美并非唯一目的，人格象征的探求在不断变化。
黄河浪先生的散文《故乡的榕树》讲述了闽东长乐乡间神奇刚健的传说、幽秘虔诚的敬神祭祀习俗、粗犷随意的农民生活，气韵灵动，意蕴幽远。在这篇散文里，作家的故乡情结通过“榕树”这一主要载体得到体现，故乡之貌、故乡之民、故乡之事、故乡之思，或实或虚，都凭“榕树”物态化。“榕树即故乡”，可以说，作家对田园的爱恋、对亲人的孺慕、对乡人的温情关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皈依，都寄寓在故乡“榕树”多位一体的人格形象展示中。
作为兼具另一重画家身份的黄先生，在文章的开篇就用形、色、光结合的绘画语言摹示榕树的样貌，“高大魁梧的躯干”和摇落的“一串串晶莹的露珠”刚柔相济，不但产生极其明净的奇异美感，还唤起人们对榕树原始生命活力的喟叹。作者极力推崇的是小村桥头的两棵老榕树，不同的是，命名时名以“驼背”，叙事时将其与“老人”同化，激情奔涌时直呼其名，物象审美退隐，人格象征随着文章主体之叙事角度——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显化，且呈现多重含义。
一、陪伴者
兒童的思维使得他们活在自己想当然的趣味审美世界里。心理学家认为，“陪伴”的核心要素是“联结感”，强调双方“共同存在”的重要性。“榕树”在白天是孩子们无须言语的玩伴，晚上是梦境不可或缺的引者，“共同”体现为因游戏的无数次快乐重演而证实的时间悠长，“存在”则表现为孩子们白天的幻想、欢乐，晚间梦中的向往。
《符号与象征·舰与船》中提到，船只，是对于安全、子宫、宇宙汪洋的生命摇篮等事物的强有力的象征，同时也代表前往全新的未知领域探险。这或许可以诠释作者儿时现实的快乐和“梦中的向往”的由来。作家对童年时期梦境的展现运用了非常明快的色彩，情绪体验极度愉悦。他选择三种不同生命状态的意象——含而待发的秧苗，绚烂蓬勃的杜鹃，静谧芳华的橘树。由近及远虚实相生铺展梦中的乡间美景。画面至“大江大海”时形概色淡，“很远很美丽的地方”则完全虚化，但不是终止——“无画处皆成妙境”“无字处皆其意也”。
作家依托“榕树”而展开的童年记忆，实现了对故乡美的表达和对故乡情结的重温，童年的知觉记忆和情绪记忆沉淀于心底，故乡始终如“榕树的陪伴”那样敦厚温情。
二、开道者
勾画闽东乡村地域环境时，作家的记忆如是——“我怀念从故乡的后山流下来，流过榕树旁的清澈的小溪……到溪畔洗衣和汲水的少女……我怀念榕树下洁白的石桥，桥头兀立的刻字的石碑，桥栏杆上被人抚摸光滑了的小石狮子……那古老的石桥……”似乎桃源之中，还存在一个历史久远又相对完整的文化架构，其谱系呈现神秘的自生和自我净化征象。
文中记录了闽东乡间的传说，作家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将“榕树”与“村里最老的老人”同化——“这故事是村里最老的老人说的，他像榕树一样垂着长长的胡子。我们相信他的年纪和榕树一样苍老，所以我们也相信他说的话。”
“传说”即榕树弯曲驼背的原因，在一场神怪冲突中得到解释，道德教化的功能从传说的寓意中体现出来。《符号与象征》认为，蛇是具有双重性的动物，它既是守护者也是破坏狂。传说认可蛇的双重性，只要其不伤害人畜，修炼成精后亦可“升天”。大蛇“伤害人畜”，此为“失德”，故遭受“闪电炸雷天火”的惩罚而毁灭。冲突的原因、冲突的经过、冲突的结局反映乡民的善恶观——众生平等（促善）、敬畏生命（护善）、有恶必惩（扬善）的具体内涵。传说触动作家童年时期对自然对社会认知的觉醒，体现了道德基本原则对人、对生命的关怀和尊重，其成为作家和乡民入世行为的准则。
荣格认为，“一个族类的神话集是这个族类的活的宗教，失掉了神话，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是一场道德灾难。”民间传说不是神话，不过作为文化记忆和标识的重要组成，它的教化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三、亲民的人神
林秀玉在《福州榕树崇拜探微》中定性福州地区榕树崇拜的特点为“连缀崇拜”，认为它兼具人类早期自然崇拜和文明时代人造神灵信仰的双重特征。榕树崇拜通常与凡人羽化成仙后的某一神灵联系在一起，是神树合一的崇拜。榕树连缀崇拜的神灵多是受民众尊崇的历史上善良有功德的贤人。
如果将故乡妇人祈拜的榕树神认定为习惯性的历史沿袭，似乎于理无据，作家模糊了她们祈神的时间特性，有意通过妇人祈神的虔诚来明确这些女子的“获得感”。有趣的是，作家故乡的榕树神并非凛然不可侵的神祇，“他”是仁爱亲民的：必要时客串“医者”（用渗流出来的乳白的液汁涂在患处，过些日子，那癣似乎也就慢慢地好了）；过年时充任陪祭（折几枝四季常青的榕树枝，用来插在饭甑炊熟的米饭四周，祭祀祖先的神灵）；还是人情美的见证（那时候，慈爱的老祖母往往会蹑着缠得很小的“三寸金莲”，笃笃笃地走到石桥上，一边看着我爬树，一边唠唠叨叨地嘱咐我小心）。
融入乡民们的生活，有“善”的实际功用，却并不需求乡民们对它的惧忌，这是故乡“榕树神”的独特之处。
四、庇护者 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题记中说：“对于农人与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我动手写他们时，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黄河浪先生也用这种“实录”精神叙记农人的耕作环境、农人的辛劳以及他们自娱众乐的方式，在真实有度的文字下，田园呈现它本初的“自然”之态。
因为“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作家直接呼告：“苍苍的榕树啊，用怎样的魔力把全村的人召集到膝下？”榕树的庇护，源自刺激它产生的特定环境——夏季亚热带强烈的阳光，其迫人的酷热令屋内如焚、土地冒烟；庇护也源自这些农民的德行——“性情方面有些又极其美丽。”作家用“傍晚小憩”的片段典型化庇护的对象——“劳苦而淳朴”乡民的“真实的人生”。这些乡人面目是模糊的，“晒得黝黑”是群体普遍的颜色，这一族群的声音却是纷繁多样的：聊三国，讲水浒，谈奇闻，说收成，甚至配合胡琴唱几段充满原野风味的小曲。乡农们面对“生存”平静坚忍，于“生存”之上用朴素的方式来安慰与满足他们不必为外人道的追求。这样的“生活道理”或许就是沈从文所说的与“极其平凡”同行的“极其伟大”。“不用动听的言语，不用诱惑的微笑”，榕树的庇护完全摒除了利益权重的考量，“默默地把全村人召集到膝下”，亦呈现“宁静、质朴、无争”的田园文化内涵。
五、启智者
作家一直关注的是故乡人不同类别的集体行为以及诸多行为中的关系。亚当·斯密在《论友善的激情》中说：“人们彼此关怀，双方都由此获得了幸福。人们能跟其余所有人保持统一，正是基于这种彼此关怀的同情。”乡人的“宽容、仁义、良善、怜惜，彼此的友情与尊重”，赢得“旁观者”的喜爱。而作为参与者的作家，则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快乐，进而滋生依恋，这些包含融洽、满足的激情如雱霈灵气，涵养作家的情怀。
“用心灵与天上微笑的星星交流”体现神秘主义特征。树与冥想、玄想存在关联有据可依，《符号与象征》就提到了卡巴拉“生命之树”以及释迦牟尼在其下修炼成佛的菩提树。榕树以及榕树周围纯净的自然就是少年的圣地，其“神秘而恬静”的气氛指引少年探求宇宙实相，而“月华幻境”亦讓少年获得羽化般美的餍足。从实现的角度以及作家运用的表现手法来看，与其说以榕树为中心的纯净自然是“化外之境”，不如说少年身处的也是“魔幻之境”——现实的以及超自然的结合。
受“天人合一”论的影响，“融合”是很多山水田园乡土文学作品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向。在这类作品中，“融合”的层态不尽相同，有“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的“形融”，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融”，亦有“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的“理融”等。透过少年的视角，《故乡的榕树》除了呈示乡人“顺时”的“形融”，还有“溪水、少女”的“意融”；有“慢慢沉入梦乡”的物我两忘，更有“吸饱了溪水的枕头，涨鼓鼓的，搁浅在石滩上”的会心谐趣。水声山色相娱，青山见我应如是，共生共融同情。
米兰达·布鲁斯和威尔金森说，这个世界充满大量有价值的事物，每一种事物都具有其象征意义；以象征的视角来看待事物，拓展了我们的认知范围。样貌特异的“驼背”和其他常态榕树的自然生物属性（外在生命）构成了人格象征（内在生命）的生物基础。随着对榕树人格含义多重性的具有明显溯源趋向的探求，故乡的纯净自然、故乡奇特的地域文化、乡民的美好人性一一呈现且无不体现“善”的共性。情因境生，随物赋形，作家笔下的景、人、事尽呈浑化本真的“自然”之态。“善”与“自然”是黄河浪先生透过对榕树的人格映照展现和推崇的乡土田园文化特质，这些优美健康的特质影响着一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张其眼，明其智，养其气，净其心。
参考文献：
[1][英]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菲利普·威尔金森.符号与象征[M].周继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夫余，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7.
[3]林秀玉.福州榕树崇拜探微[J].福建宗教，2006（05）.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李新飞，女，硕士研究生，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史）（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