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余年，全球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亚洲，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或地区演化出复杂的官僚机构以助力经济发展，支持工业生产与出口，并部署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投入。这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在保持和提升经济制高点的同时，相对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的一个时期。这些成就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赞誉，也使得其被贴上了亚洲“经济奇迹”的标签。
　　当然，这种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出现在冷战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忧的大背景之下，伴随着美、日资本与技术的大量注入。在这方面，亚洲的经济发展与二战后英国、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发展有相似之处。这些国家一方面保持经济的制高点，一方面通过累进税、全民教育和成本社会化的医疗体系来进行再分配。
　　在西方国家，这些成果源自各阶级在经济利益和劳工运动之间的一次新妥协。当时 （部分是在大萧条时期之后），为争取集体谈判权和劳动者权益，提高政治地位，以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工人们发起了罢工。但是现在，这一发展浪潮在东方和西方都已经结束了。经济快速发展，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财富不断增加，却又面临着持续贫困的状况，这就是现在亚洲的发展模式。
　　无论是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或是中国内地，当前亚洲发展的故事主题是大多数人所面对的社会流动性的衰退，住房、医疗、教育成本的上升，家庭债务的飞涨和支付能力的危机。
　　亚洲是如何从相对包容的发展，走到被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最保守的国际组织敲响警钟的地步？答案就在几个密切相关的趋势里。
　　第一是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革命。先进的全球生产链的出现源于更高效的运输物流系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它正是使亚洲在过去几十年里获益并出现“经济奇迹”的东西，但现在它也让非洲和东欧等地区获得竞争优势，对亚洲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利润主要由总部在境外的跨国企业获得，廉价劳动力的获得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能使之前从未有过的灵活高效的设计、生产、销售成为可能。然而，资本从未停止降低成本的脚步，这也是跨国企业在东北亚雇佣工人、投资和发展的真实原因。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升，包括机器人和软件，很可能只会加剧亚洲国内经济容量的压力，并影响到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此外，像韩日等拥有如三星、现代、丰田、索尼等全球顶尖公司的国家，也被激励去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并通过把相当多的生产流程外包来与同类企业竞争，这是对两国内部只关注经济增长的挑战。比如经合组织最近提升了对韩国显著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的关注。
　　又像西方的许多国家，现在的问题在于那些曾经工作于制造业的人们以后将会干什么？一个惯常的答案是，当然是从事服务业，就好像这是一种针对亚洲的新形势。然而，在西方和亚洲，有良好薪酬的岗位并不直接提供给过去在工业化国家从事工业化生产的人。的确，数以百万计的曾就职于高薪制造业岗位、现在就职于服务部门的美国人发现，他们已经被迁移至最低工资水平的岗位，时薪7.25美元，还没有医疗保险或者退休金等任何福利。当然，从清洁、食品、饮料到非常有限的金融服务和软件生产，亚洲已经对廉价的服务岗位有了长期的经验，不过，这些行业获取利润的能力低下。
　　第二，随着资本流动性的提升和地理运输上的天然限制被廉价的集装箱航运打破，国家和劳动力在获取经济收益、保持工资和福利上的能力，以及对资本征税、通过福利和社保进行资本再分配的能力，已经被系统侵蚀。劳动力需求将会面临“工作机会转移”的威胁。
　　第三，目前亚洲政府针对争取资本的政策往往加剧了不平等。如降低对资本的征税，提供“启动资金”或是“场地补贴”，剥离国有资产，在医疗、教育、养老和基础设施方面坚持“用者自付”模式，将成本和经济风险下放于个人，和减少政府的财政能力。正如亚洲开发银行指出的那样，这些力量更利于资本家而非劳工、更有利于高技术工人而非低技术工人、更有利于城市和沿海地区而不是农村和内陆地区，它们加速了不平等。不幸的是，正如亚洲开发银行所言，亚洲已经开始在复制上述这些政策方面颇有赶上西方步子的意思了，这可能会削弱经济增长的势头，破坏所有亚洲人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的努力。更糟糕的是，这一情况正发生在平均收入比西方国家低得多的国家中。
　　托比·卡罗尔系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副教授，达里尔·贾维斯系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公共行政学系教授、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