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想到写《做最好的自己》这本书？也许会有人问，这本书由一位励志专家或成功学专家来写不是更好吗？
　　李开复：我也感觉一个职业的作家可能比我写得更好，但我们看那些写励志成功学的人，可以问一问，这些人有多少人是成功了呢？我这本书的特点，是通过自己的经历来描述，有很多切身感受，有很多案例，并不单纯讲理论。
　　我不喜欢成功学这个字眼，因为时下成功学对成功的定义多少有一点一元化，就是怎么样让你更快获得名利。如果你的目标是更快获得名利，那么这本书可能并不适合你；如果你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想过一个快乐的有意义的一生，那么这本书可能是你要读的。
　　人物周刊：在这本书中，为什么开篇就要谈“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这个话题？为什么您觉得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
　　李开复：中国社会历来有个通病，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按照一个模式发展，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时采用的也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在一元化的视角下，如果仅以“成绩”和“名利”来衡量个人、团体乃至社会的成败，那么，这个社会上99%的人都无法跻身成功者的行列。
　　我发现很多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活得不够快乐，原因就在于此。所以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
　　这种给人贴标签、分类别，给成功评等级、定指标的做法在国内教育界几乎根深蒂固，从幼儿园开始，老师们就习惯于将孩子简单地划分为“好学生”和“差学生”两种类型，就好像他们分别是从两个不同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美国教育界的思维方式恰恰与此相反。有一次，一位中国家长问美国某大学的校长：“你们学校有多少好学生，多少差学生？”校长诚恳地说，“我们这里没有差学生，只有个性特点不同的学生。”
　　人物周刊：在促使您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有哪几件事对您触动最大？
　　李开复：触动最大的一件事是我在书中提到的我与一个大学生关于什么是成功的讨论。
　　另外，我觉得来网站问问题的学生，尤其是刚来的那几位，他们给我的感觉可以说迷茫到了不知道如何提问，消极到了非要别人帮他解决问题的程度。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在美国，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只有你知道你最想得到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最在乎什么，别人怎么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呢？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学生们事事听从父母和老师的安排，遇到问题可以直接从父母和老师那里获得帮助，养成了被动的习惯，因此，许多年轻人不善于主动规划自己的成长道路，不知道如何积极地寻找资源，使自己的学业和人生迈上更高的阶梯。这导致了某些企业的管理者不愿意接纳应届毕业生，在他们看来，不少大学生有等、靠、要的思想，刚到公司时工作能力不强、工作效率不高，还非常注重薪水待遇。
　　
　　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有相当大差距
　　
　　人物周刊：您对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垠主动要求退学事件怎么看？王垠那篇以“清华梦的粉碎”为题的万言退学申请书，更像是一份指控：由个人所经历的种种挫折体验，而“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最后得出“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的结论。
　　李开复：我会用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教育问题，因为英语中有两种人，一种是“skeptic”——怀疑论者，我怀疑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相信可以做得更好；另外一种是“cynic”——愤世嫉俗者，一切都是不行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不会去建设性地想怎么样。
　　我个人更喜欢用建设性的方法来看待问题。我想每一个读过我的4封信的同学，都不会说哎呀开复在批评中国教育，骂学生没有自信，或者教师不好。任何环境都是不完美的，美国的总统也批评过美国的教育，多用一些建设性的方法来看待问题，也许那个清华的博士有一些地方会做得更好。任何一个员工来我这里，如果只是批评，说老板不好，制度不好，那么请你告诉我，怎么样做好，如果只是抱怨，那只是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并没有建设性的东西，对问题根本没有帮助，我不会认可。
　　人物周刊：杨振宁先生说他亲身体会到“中国大学教育的成功”，您对此又怎么看？
　　李开复：这句话我注意到了，但是我感觉媒体有点断章取义了，杨先生说了好几句话，据我掌握的情况，他好像要求报纸把他的这几句话作一个完整的记录，而不是断章取义。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管理者，我在中国看到了许多人才，我可以很确定地说，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要比美国多，并不只是因为中国人口多才这样，还是因为中国教育的成功，不管是清华还是北大，还是中科院，还是科大少年班，这种重点班实验班，这样的教育模式，确实把最厉害的学生集中到一起了，很早就集中起来，给了他们最好的环境，最大的机会，最好的学校。
　　但是你要在一个平均的层次上来比，我想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美国，你找一个排名100名的大学生，问他，他很可能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他可能无法背诵每一个数学公式，但是他可以给你解释其中的推理；他可能不会背诵《华盛顿宣言》，但是他可以告诉你美国这个词代表了什么；他可能不会背诵最高深的哲言，但是他可以告诉你他从柏拉图身上学到了什么。他会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自己最想干什么，他不会感觉，哎呀，还有99个学校比我的学校好，我们班上还有很多人比我成绩好，比我优秀。他会告诉你我琴弹得好，我歌唱得好，我长得英俊，女孩子喜欢我，他会有一种自信的积极的态度，那么将来他也可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才。
　　
　　越聪明的人越需要有好的人品
　　
　　人物周刊：几年前，在央视“对话”节目中，您与北大副校长陈章良有过一次争论，在讨论什么是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时，您说是“人品”，而陈校长说是“创造力”，他甚至将人品的重要性放在前三位之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
　　李开复：我并不是想要每一个人都去做圣人，但是我在招聘的时候，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必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诚信。假如有两个人，一个很普通，对公司也有贡献，但是他很诚信；另外一个很厉害，但不守诚信，那么我可能就会把后一个辞退了，因为他会把你的公司全偷光了，无论你的知识产权还是别的什么。越聪明的人我越需要他有好的人品，因为他对你的公司贡献更多，对你的公司的杀伤力也可能最大。
　　管理一个公司，要懂得放权，如果一个人的人品不好，你怎么能够放心地把权交给他呢？这样整个公司也就运转不起来了。我并不是单纯地从东方的道德传统来看待人品的，而是从一个公司的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人物周刊：那么你的公司会找一个人品很好，但是创造力不足的大学生吗?
　　李开复：看做什么工作了，如果是技术的，我不会。比如，两个大学生来应聘，如果其中的一个可能会有创意，尽管过去的工作看不出成绩，但很守诚信，我想我会给他一个机会；如果另一个非常有创意，但人品有问题，也许他可以改好，但我可能就不会给他机会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价值？在中国大陆有儒家文化应不应该复兴的争论，反对者说儒家实质是专制与愚昧的代名词，赞同者说，儒家文化的忠孝礼义仁仍有很大价值。
　　李开复：我觉得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有胸怀有气量，是中国传统思想对人修身养性的要求，但是如果你做到了极端，把它理解为对一切都被动地接受，那么你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人。你应该把握住，什么时候你应该有儒家思想中的胸怀，什么时候应该有勇气来挑战你可以改变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有成功的事业、幸福的家庭、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有公益事业上的杰出表现，李开复是完人吗？
　　李开复：不是，我觉得就是做最好的自己，让自己更快乐，更有影响，能够过很好的一生，但是完人是不存在的。
　　人物周刊：有人称您为教育家吗？
　　李开复：我想我还没有资格吧。可能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辅导员我是很不错的，我是热心帮助中国学生的，我想如果是教育家，人们对我的期望应该更高。
　　人物周刊：但是你在中国大学生中产生的影响已经很大了，超过许多所谓的教育家了。
　　李开复：那些所谓的教育家很可能也不是教育家。我的标准比较高，我们说杜威是个教育家，胡适是个教育家，我们应该把标准定得更高一点。
　　人物周刊：您先前遇到过的最具挑战性的提问是什么？您是怎么回答的？
　　李开复：前几天我演讲的时候一个学生说，开复老师你来到Google做总裁，我们都很高兴你回到中国，如果你到百度做总裁，我们会更喜欢你。
　　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基于公司的立场，个人的立场，我不能说百度没有邀请我我就不去，因为Google也没有邀请我，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的回答是，我希望中国学生对我的评价不是基于我在哪一家公司工作，不管是微软、Google还是百度，关键是我对中国学生有一颗诚挚的心，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所以我希望以后我无论在哪个公司，他们都能支持我，欢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