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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生于1902年10月12日。16岁时在曲沃县立第二高小上了三年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山西省立一中。1923年，由高君宇、李毓棠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是中共山西省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代书记、书记，顺直省委代书记，领导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当时的军阀进行了坚决斗争。
1929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长，继续在华北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1941年后，彭真被毛泽东委以重任，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1944年，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5年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45年至1946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彭真曾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的成员。在此期间，毛泽东曾三次对彭真委以重任，让他肩负特殊使命，而彭真也不负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托：领导中央党校工作
1937年4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要求白区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席。
此时在白区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彭真，正在指导山西党的工作和促进山西上层统一战线的建立。4月中旬，白区代表团组成，选举彭真为代表团主席，率团出席苏区党代表会议。4月底，彭真到达延安。第二天，刘少奇带他去见毛泽东。
二人见面后进行了长谈。毛泽东问他是哪里人，当彭真回答是山西侯马时，毛泽东说，侯马是一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有山有水，地势平坦而又险要，是由晋入陕的孔道，也是入豫的要冲。彭真没想到毛泽东对自己家乡了解得这样详尽，心里产生一种崇敬之情。
5月2日，苏区党代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开幕，彭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5月8日上午作为执行主席，主持讨论毛泽东所作的报告。
5月6日，彭真代表白区代表团作了大会发言，特别强调在白区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广泛组织与发动群众参加抗日。他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将党的独立性提高”，“如果我们不能有独立性，那末我们只有给国民党当尾巴，陈独秀复活，中国革命领导权只有完”。彭真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以后，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他几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正在研究哲学和战争学。毛泽东把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上。每研究一个题目，就到军政大学讲授一个题目，以后逐渐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彭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很感兴趣。他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及自己的体会，认为毛泽东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比较通俗，简单明了，又很深刻，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从那时起，他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并正式使用“彭真”这一名字。他说这是取“澎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真理”的意思。
1938年9月，彭真第二次到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报告。他结合晋察冀党的工作实际，强调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并赞同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彭真的报告，在会上反映热烈，受到高度赞扬。会议期间，彭真撰写了《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大成就》一文，发表在《解放》杂志第55期上。会议结束后，中央任命彭真为北方局委员、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
1939年1月，中央决定撤销晋察冀分局，成立北方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并领导晋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彭真被任命为北方局分局书记。他和聂荣臻等同志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1939年、1940年两年的发展，晋察冀边区已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成了一个新中国的雏型。
1941年1月25日，中央决定让彭真回延安参加“七大”， 彭真于5月上旬到达延安。根据中央的安排，彭真从6月4日至8月21日，就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各项具体政策，分七次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内容包括边区内部各主要阶段在抗战中的政治动向、政权建设、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党的建设等。
毛泽东每次都到场听取彭真的汇报，一边听一边还作详细笔记。毛泽东赞扬他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认为晋察冀边区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泽东还建议彭真对报告进行补充修改，整理成《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印成小册子发到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全国各地。
由于中共七大推迟召开，彭真便留在延安。从8月27日起，受中央安排，他参加了陈云为主任的中央组织委员会和毛泽东兼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以后又参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党的过去历史委员会和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起草委员会；参加起草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等。
1942年2月28日，彭真成为中央党校组织管理委员会成员、教育长，并主持政治教育会议。
实际上，彭真从1941年12月起，在毛泽东提议下就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工作。毛泽东对他说：“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和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学习。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事’，把不正确的东西也习以为是。”彭真深有体会地说：“这个毛病不纠正，严重影响革命事业。”毛泽东说：“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还说：“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 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9月，中央任命彭真为中央党校教育长。他到任后，同毛泽东、任弼时共同商定，起草了一个新的中央党校计划，明确规定中央党校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具有理论及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计划对学员的条件、来源，各种不同班次的设置，学员待遇，修业年限，课程安排，以及党校机构的调整、人员任命等都作出明确规定。
为了突出中央党校的特点，彭真想请毛泽东为党校题写校训。毛泽东问：“写什么内容呢？”彭真想起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讲演中的一句话：“‘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我们去研究。”便说：“就写‘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也是你经常要求我们去做的。”
毛泽东说：“好，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于是，挥毫写下了这几个大字，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
彭真在主持中央党校具体工作期间，根据这一精神规定了三条办校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是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党校领导和学员互教互学，经常相互面谈、讨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领导骨干。
彭真这次到延安时，全党范围内展开的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毛泽东让彭真参加了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协助参与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学习期间，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以后又改为中央党校三部。1942年2月28日，中央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并兼任党校校长；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党校的整风学习由彭真负责，并由他主持政治教育会议，负责出版学习报。5月14日，彭真为《解放日报》撰写代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16日，又在《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上发表《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中央党校学员在学习阶段思想比较活跃。针对这一情况，彭真同毛泽东商量后，于9月16日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校讨论大会的方针问题》的报告，阐明讨论大会的方针是：要以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展开党内思想争论，充分开展党内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其目的在于把原则问题、是非问题、思想问题弄清楚，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全体同志有所遵循，有所取舍。大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自己和别的同志的思想行为当作客观的事物来对待，是则是，非则非，对自己和别人都一视同仁，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10月10日以后，延安整风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彭真一边参加政治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会议，一边领导中央党校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经过整顿三风的学习，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都有较大提高，中央党校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为了适应中央党校担负的培养、训练、审察高中级干部的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3年3月20日决定，由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决定设立宣传委员会，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的工作。并决定彭真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用一年时间在全党继续开展整风运动。主要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此，中央党校的工作进入党内整风、审察干部和反特务斗争阶段。
中央党校继续整风的重点是组织发动学员参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从路线问题入手，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展开讨论，以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路线学习，一直延续到1945年春党的七大召开。
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彭真在中央党校还领导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项审干工作，是结合审察七大代表进行的，这一工作从1943年夏季开始，一直到七大召开前夕才基本结束。
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刚开始时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时任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在反特斗争中恣意扩大敌情，在7月15日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提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的“失足的人们”都要“坦白”。中央党校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采用大会小会的方式让人们去“坦白”。开始，彭真还相信这些“坦白”，但越搞越玄，许多“坦白”一看就是假的。他又了解到延安其他单位和部门也都发生乱“坦白”的情况。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特别是康生提出开展所谓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多天的时间里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轨道。
中央党校也出现了过火行为，把好人当坏人。彭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并指示抢救运动要停下来。毛泽东又说到：“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抢救运动”的结果，发现“有问题”的人是极少数，而被批斗的许多人却蒙受了不白之冤，需要甄别。为此，毛泽东制定了“九条方针”，及时纠正这一错误。
一天，党校三部召开大会，礼堂里挤满了人。彭真向大家严肃地说：“在‘抢救运动’中出了差错，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伤害了一些好同志，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学校领导，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接着，他弯下腰向大家深深地鞠躬。许多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忍不住哭了，大厅里响起了抽泣声。对整风审干中出现的偏差，除中央党校自己改正和检讨外，毛泽东也主动到党校承担责任。1944年5月，毛泽东到中央党校讲话说：“整风中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行礼道歉。1945年2月，他再次来到中央党校讲话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毛泽东、彭真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的团结。
彭真在中央党校工作三年多的时间里，党校由原来的一部、二部扩展为六个部，学员发展到3000多人。中央党校经过调整，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大大发扬了，学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空气更浓了。
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比较满意。因为党校集中了党的相当多的高级干部和党的七大代表，他们熟悉党的历史，经受过残酷斗争的考验，有着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正是通过首先抓中央党校的学习，进而推动全党扫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正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王明路线的危害，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时，彭真更加坚信，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在这一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彭真作为领导人之一，协助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许多具体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修改党的章程。
1944年3月5日，彭真出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担负起管理党的干部的重任。3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6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任主任，从此，他转入领导城市工作，为大反攻做准备。9月1日，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开幕，彭真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共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再托：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东北局。彭真还同时兼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
毛泽东对彭真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没有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毛泽东认为：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据此，中央确定先进干部，后视情况再确定进军队。毛泽东起草了给林枫的电报，由他带领干部团开至热河边境，相机进入东北。当时，程子华尚在晋察冀，林枫远在晋西北，一时来不了，彭真便和陈云、伍修权等先行出发了。
蒋介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份。8月31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还对部下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的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很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9月18日，彭真等人到达沈阳。当时，东北处在苏联军事管制之下。东北问题牵涉美苏、美蒋、苏蒋关系，苏我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等，矛盾重重，形势错综复杂。彭真明显地感到他们面临的情况十分严重，党组织惨遭破坏，原有党员有的牺牲有的转移，即或尚在的少数党员也长期与党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局要完成开辟东北解放区的重任是十分困难的。
当晚，彭真和陈云等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住下。第二天，召开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确定东北局的任务是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粉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阴谋。
会议结束不久，接到中央转来毛泽东从重庆发回的电报。电报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还说，国共谈判无进展。毛泽东复电中央，同意罗（荣桓）及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以快为好。
大部队开始分批进入东北。9月28日，刘少奇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局电，指出：“我发展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靠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10月9日，刘少奇再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进入东北的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改造伪警”，“只有在目前高度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彭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抓住苏联在城市实行军管和解放军最早出关部队先于国民党军队到达东北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壮大自己，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顽强争夺战。
那时，东北同陕北、华北等敌后根据地不同，它大中城市多、大工业多，铁路交通比较发达，产业工人力量较强，而且相当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和铁路沿线特别是南满地区。山区和边远地区，由于日本烧杀等野蛮政策，人烟稀少，粮秣缺乏，冬季又大雪封山，同时被国民党加委的伪军、伪警、土匪遍地，活动十分猖獗。
在中共大批出关部队和干部尚未全部到达的情况下，彭真把工作重点放在壮大我党在南满的力量上，同时执行中央提出分散的方针，向其他地区派出一部分干部、部队，分头开辟工作。他立足于建立根据地这一基点，正确掌握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农村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从长远上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矿山、交通的政策，使党在东北初步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到1945年11月底，各地迅速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使敌伪统治14年、党组织几被破坏殆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在辽阔的东北大地插上了党的红旗，为创建东北根据地提供了组织保证。
针对蒋介石在东北网罗各种反动势力到处搞“建政”，妄图全面接收东北各地政权的情况，彭真明确提出，政权问题应是我们创建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他在发给毛泽东的请示电中说：“我们对政权，拟采取积极夺取和拒绝交出的方针”。毛泽东复电：“所提方针甚好。总之，竭尽全力抢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也要造成优势，以利将来谈判。” 在彭真具体组织领导下，东北局采用一切方法，接收各省及重要市县政权，并自上而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到1945年底，全区按照建立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地区划分，在所控制的地区，先后建立了省政府。各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在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致电彭真：“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当时，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毛泽东特别注重东北的情况。10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同日，毛泽东又指示彭真、陈云、程子华：“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望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部队，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
10月19日，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
11月，蒋军开始进攻山海关。美国以31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运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
11月2日，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电告彭真，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到海城之线，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消灭蒋军，不使进沈阳。1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说：“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造成民众反蒋热潮；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当作当前紧急战略任务，千万注意。”
11月12日，彭真按照中央确定的作战方针，作出在苏军撤退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并报告了毛泽东。15日，毛泽东复电，“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同日，毛泽东电示林彪、彭真：“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蒋军”。
11月29日，彭真在本溪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根据中央28日来电作出东北局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和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两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在长春路沿线创造战场，包围沈阳、长春及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11月底，彭真上报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部署，提出：“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线两侧庞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准备于明春争取大规模的作战。”并向东北各级党与军队作出了关于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整训部队、改造政权、组织生产、建设后方等六项工作指示。
12月28日，病中的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并指出，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此外还指出，“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我党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
彭真认为毛泽东这一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使我党我军在不利形势下可以有巩固的根据地为依托和基础，同国民党进行争夺东北的长期斗争，在形势有利时，又可以迅速出击，夺取大城市及交通干线。
彭真多次主持东北局开会，研究建党、建军、剿匪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为加强对东北各地党政军工作的领导，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首先在东北成立了中共辽宁、安东、辽北、吉林、合江、松江、嫩江、黑龙江等省工委，紧接着成立了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及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1946年1月又成立了东满分局（书记林枫)、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1945年12月底，东北的新老部队经过整编，组建起锦热、辽宁、辽东、辽西、吉林、辽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等军区。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这时到东北的干部有近9000人，主力部队有17.2万人。
从1946年1月下旬到5月，彭真领导东北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集中兵力，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指示，领导东北军民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顽强斗争。在这段时间里，彭真在认为时机有利时，曾向中央提出过集中兵力消灭蒋军，夺取大城市的意见。
3月以后，国内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3月27日，军事三人小组达成调处东北停战协议。但蒋介石不想在东北停战，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铁路以后，才能谈停战问题。蒋介石一面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5万兵力进入东北。 毛泽东早就料到蒋介石的这一企图，他认为，苏军将于4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征得彭真、林彪等人的同意后，毛泽东下定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3月17日，我军进占四平街。同日，中央电示彭真、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24日，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
3月29日，东北局作出“于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哈、齐各市”的决定和部署。30日，中央复电东北局：“很好。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齐时，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
4月14日，苏军最后一列火车刚刚开出长春，我军立即发起进攻，很快便全面突破蒋军第一道防线，18日即占领长春，全歼守敌2.2万余人、土匪300股，俘获蒋顽全部接收人员，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4月23日，攻占齐齐哈尔，歼灭3000余人。4月28日，解放了哈尔滨。
我军占领长春的第二天，毛泽东即电示彭真、林彪，“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4月19日，中央指示“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长、哈、齐“三市是否能确保，决于是否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敌人，故争取战争胜利是基本环节”。
四平保卫战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参战部队奋勇抗击蒋军10个师的猛烈进攻，毙伤俘敌1万余人，给了国民党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原以为解放军只能打游击，不能打正规战，尤其不能守城，四平街的顽强固守，出乎他们意料，许多国民党人表示不能打了，蒋介石虽想再打，但亦焦虑没有把握。正因为这样，使敌人未能进犯我控制下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从而使我保住了整个北满，并成为联结东满、西满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
夺取长、哈、齐大城市的胜利，彭真预见到干部中可能会出现忽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多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进入大城市了，要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学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他还让文工团排演了话剧《李闯王》，演出多场，及时对广大干部敲起警钟。
4月19日，在长春解放的第二天，他起草了五条指示，明确提出：“大家的注意力切不要被占领长、哈、齐等大城市的胜利所吸引，而忽略中小城市，广大乡村的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不把中小城市、广大农村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建立巩固之后方根据地，我们便不能持久作战，已占之大城市亦难以站稳。”还提出，为了能迅速深入地普遍发动群众，同时解决干部缺乏的困难，“除了个别地区外，地委、军分区一级一律取消。在省委与县委中间可建立中心县委，协助省委领导附近县委的工作，以抽调更多干部加紧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肃清土匪，加强战时各种后方建设。”
4月23日，毛泽东复电彭真，“东北局近来几次指示我都看了，都好。特别是卯皓（即4月19日）五条指示很好，望切实执行”。
1946年6月16日，中央根据东北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特别是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东北即将迎来更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决定对东北局主要领导重新分工，以加强统一领导。重新分工后，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由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以上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会。在东北局分工时，彭真负责城市工作、社会部工作，并具体指导东北局直属的哈尔滨市的工作。
1947年4月11日，中央决定，让彭真从东北回到中央工作。7月10日，他抵达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会后留任中央工委常委。三大战役后，彭真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
三托：率团出使布加勒斯特
1960年6月2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建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对当前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毛泽东表示同意，并决定由彭真率团前往参加。中共代表团原定由柯庆施为团长。毛泽东当时预见到在莫斯科的会见和布加勒斯特的会议会有一番尖锐的争论。毛泽东认为彭真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深厚的理论根底，了解中苏分歧的来龙去脉，是最合适的人选，遂改由彭真接替柯庆施任团长。
行前，毛泽东向彭真面授机宜：代表团应该坚持六句话的方针：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6月16日，彭真率代表团离开北京，当天到达莫斯科。第二天，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科兹洛夫进行会谈。一开始，彭真就问布加勒斯特的兄弟党会议怎样开法，会前做哪些准备工作。科兹洛夫避不作答，推说这个问题需要到布加勒斯特去商议。
6月19日，彭真率团抵达布加勒斯特。22日下午，彭真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攻击“中共提以苏联为首是不真诚的”，并对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观点、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对时代的看法是教条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左倾冒险主义”“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企图利用斯大林问题改变苏共领导”等。彭真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但这些分歧带有原则性，不是鸡毛蒜皮。”他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中同苏共有分歧的几个主要问题，以及两党的团结等问题阐明了中共立场。同时，希望在《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消除分歧。
在晚饭前休息时，赫鲁晓夫对彭真说：“苏共中央就中苏分歧写了一份材料来阐述苏共的立场，准备发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中央，当然也要发给中共中央。”彭真回答说：“这是你们的事，中共中央看过后会答复你们。”
晚饭后继续会谈。彭真问赫鲁晓夫：“兄弟党的会议怎样开，有何打算？”赫鲁晓夫说：“最好能通过一个简短的公报，肯定《莫斯科宣言》正确。”彭真说：“苏共中央6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表示，各兄弟党可在布加勒斯特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表示同意。中共中央派我们来是根据你们6月7日的信，没有授权我们搞任何文件。发公报，我们必须请示中央。” 会谈后，彭真到驻罗使馆，给北京发电，向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并就是否签署公报问题请示中央。
6月23日下午，苏共代表安德罗波夫把苏共中央的通知书送给中共代表团。通知书附有中文本共84页，此文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反对苏共对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攻击中共背离《莫斯科宣言》。晚上7时，又送来会议公报草案，并对中共代表团讲，内容很简单，你们签字有没有困难。
当晚，彭真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分析研究。彭真向大家说，情况已很清楚，这次会议的实质是谴责我们，不论是什么性质的会议，我们都要参加，不给苏方造成攻击的借口。赫鲁晓夫散发攻击中共的材料蒙蔽事实真相，显然是为了煽动不明真相的各国党代表谴责中共。违背“只交换意见，不做决定”的诺言，强行搞公报，如不签字，就证明中共违反莫斯科声明，分裂国际共运；如果签字，就是被“围攻”后屈服就范，证明赫鲁晓夫路线正确。我们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坚持团结，揭露赫鲁晓夫的阴谋，说明事实，分清是非，通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
6月24日，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罗马尼亚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主持，实际上由赫鲁晓夫操纵，他坐在德治身旁，不时加以指点。
会议开始，主席宣布会议发言将按俄文字母排列顺序进行。这时，彭真站起来说：“我代表中共代表团想问问主席，今天开的是什么会议，它的性质如何？”德治没料到彭真提出这样的质问，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最后说，大家来交换意见么，难道你不清楚？彭真说：“不清楚。昨天苏共交给我们一份指责我们党的文件，所以我们想弄清楚，今天的会议是指责我们党呢，还是交换意见。因此我请求主席回答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什么性质。”
德治无言以答。赫鲁晓夫站了起来，讲了很长时间，说这次会议就是要看看是谁脱离了《莫斯科宣言》，是谁坚持《宣言》。还说，毛泽东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毛泽东。因此，问题只有拿到这样的会议上来解决，要大家“对对表”。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20次发言和插话。
彭真表示，听了赫鲁晓夫的发言，理解了这次会议的性质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彭真说：“对苏共的书面指责，中共将做出答复。”并指出：“违背《莫斯科宣言》的，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而是你们苏联共产党。”谈到“对对表”时，彭真说：“我们同意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对表。”彭真义正辞严的质问，从会议一开始就打乱了赫鲁晓夫的部署，他不得不自己站出来辩解，双方交锋近一个小时。
彭真针对赫鲁晓夫的歪曲和诬蔑，从正面阐述了中共党的观点，把中共中央同赫鲁晓夫的主要分歧摆在大家面前，用商量的态度请与会者考虑这些意见。
会议讨论公报时，彭真多次发言，据理力争，揭露赫鲁晓夫违反了他自己在6月7日给中共来信中的建议，说明我代表团没有被授权签署公报，坚持要会议给两天时间，以便得到中共中央对公报的意见。赫鲁晓夫十分粗暴地拒绝了彭真的要求，用点名的方法强使其他十国党代表通过公报，并宣称公报一个字也不能改。中共代表团没有屈服，没有参加表决。
6月25日，又接连举行51国兄弟党会议。在20个资本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发言后，彭真作了发言，他语气温和，态度诚恳，摆事实，讲道理，避开了赫鲁晓夫设置的把中共代表团推到同其他党的代表直接争吵的陷阱。
彭真说，我们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看来大部分同志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一些同志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和诬蔑。我们党的言论、主张和行动是在千百万人眼睛看着下进行的，因此请同志们在收集并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来鉴别我们党的活动的正确性或非正确性。他列举1954年中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同缅甸、尼泊尔签订和平条约等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共处，而有些同志在这里仍然提出我们反对和平共处，看来可能是因为这些同志不完全了解真相。
彭真耐心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革命问题上主张估计两种可能性和准备两手的方针。最后，彭真请翻译宣读了赫鲁晓夫6月7日给中共中央信的俄文本，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苏共违反原定协议；宣读了我党6月10日给苏共复信的俄文本，重申我代表团不同意会议通过公报的原委，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参加对公报的表决，指出赫剥夺了我们参加讨论和表决公报的权利。
彭真不动声色，心平气和，一连谈了以上几个问题后说：“谢谢，我们的发言已经超过给每个代表团规定的时间。”会议主席却想让彭真再讲下去，以便从发言中寻找漏洞，组织进攻，彭真当即识破了他们的意图，指出：“昨天我们请求延长我们的发言时间，主席没有同意，今天我们不想发言，却强迫我们继续讲，这是一种很恶劣的方法。”
布加勒斯特发生的一切，彭真都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作了汇报。
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常委开会。在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看来，我们打的是反包围，赫鲁晓夫对我们搞突然袭击，预先布置好包围圈，是骗我们到布加勒斯特去的。”会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团发一个声明，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6月25日晚，罗马尼亚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党的代表团。赫鲁晓夫故伎重演，喝了几杯酒以后站起来致词，蛮横无理地影射攻击中国党和毛泽东，说“有人讲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他越讲越激动，对中国党和毛泽东流露出按捺不住的怨恨。宴会的气氛十分紧张。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都看着彭真。彭真神态镇静自如，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反驳赫鲁晓夫的胡言乱语。彭真站起来向德治敬酒，还同赫鲁晓夫碰杯，显示了中国党的大度。
宴会进行过半时，许建国大使来告诉彭真，说国内有指示，请他回使馆接电话。彭真走到德治身旁说：“我有事去处理一下就回来。”
电话是周恩来打来的。周恩来说，他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完全支持彭真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无理攻击所进行的斗争。赫鲁晓夫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并说，中央对代表团下一步行动有一个书面指示，现正发给你们，请按中央的指示办。 当时，在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中央之间有一个热线电话网。所有电话对外界是保密的，但对苏联则不是。周恩来用这条热线跟彭真通话，是故意说给苏联听的。
晚11时左右，代表团收到了中央的指示，表示赞成会议发一公报，对公报有修改意见，建议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提出修改意见和中共代表团的声明。为了顾全大局，中央授权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这个指示要求代表团将修正案和声明译成俄文，打印好。在会议上一边宣读声明，一边散发修正案和声明，以防止他们听到批评赫鲁晓夫时一哄而散。彭真读完中央来电，感慨地说，这是总理亲自写的，明确、周全、各种情况和对策都替我们想到了。
彭真和代表团成员仔细研究了中央指示和贯彻步骤。首先，请许建国派人立即约见德治，转告中共中央的意见。其次，马上把两份文件译成俄文，并打印好。这时，已是26日凌晨。彭真与伍修权不顾连日的疲劳，驱车前往罗共中央第一书记德治的官邸。德治在住所大厅里会见了他们。由凌晨2时，一直谈到4时30分。
彭真首先表示，刚刚接到中央指示，故深夜还来打扰你们。彭真说，我们这次从北京出发时，毛主席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在交换意见中，提出批评也是为了团结。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同科兹洛夫等同志会谈了8个小时。他们提出一些意见，我们作了答复。采取建议的形式，目的是在主要分歧问题上取得谅解，但未能达到目的。6月24日，我要求有两天时间请示中央，目的也是为了团结，赫鲁晓夫在你们三天讲话中批评我们，我再三考虑，还是决定不修改我的讲话，不给你们党增加麻烦。今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当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骂我们。他讲完后，我走过去给你们敬酒，也同赫鲁晓夫碰了杯。德治说：“彭真同志，你做得好，是为了我们的大局。”彭真说：“我们接到中央指示，对公报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们要求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会议，阐述我们的意见。在会上，我们将根据党中央的委托有所声明。”德治说：“我们可以同其他代表团商量一下，了解他们的意见，其他党的同志一定也关心北京的答复。”德治又问：“有哪些修改意见？”彭真说：“修改案还在翻译当中。我们向各兄弟党提出修改意见，采纳与否，采纳多少，由大家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团结，我们将在公报上签字。修改意见很快送给你们。”
彭真、伍修权回到使馆时，天已拂晓。中央发来的公报修改意见和声明两个文件已由阎明复、赵仲元、陈道生、侯志通翻译、打印完毕，并分装在信封里，每份文件都有中文正本和俄文译文。
上午7时，彭真把对公报的修改方案交给了罗共中央。同时中共代表团巧妙地把声明散发到各代表手中。上午10时，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在一个长方形的大厅里举行。会议主席德治坐在主席台正中，右侧是赫鲁晓夫、波德哥尔内等苏共代表团，左侧是彭真、康生、伍修权、许建国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其他国家的代表则坐在两旁和对面的席位上。
会议一开始，德治就说：“昨天晚上彭真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得到北京的指示，对公报提出修改，他们说这些意见采纳与否，他们都会在公报上签字。今天早上他们送来了七页修正草案，因为公报已经通过，他们的意见可在下次的兄弟党会议上提出，因此建议今天不讨论他们的修改意见。只要求中国同志同其他党的代表一起在公报上签字。”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同意德治的意见，不讨论中国同志的修改案。如果中国同志在公报上签字，我们表示欢迎，这样做是英明的。”
彭真说：“我们党中央授权我们在公报上签字。不管我们对这个公报同意还是不同意，为了我们的团结，我们考虑必须签字。我党中央对公报提出的几点修改意见，请求会议能够讨论。如果同志们认为不适于讨论，那我服从集体的决定。”
彭真亲手把11份装在信封中的声明中文本和俄文译文交给德治。德治让工作人员把声明发给了各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接过来，顺手就交给了旁边的波德哥尔内，然后站起来说：“中国同志是好样的……”波德哥尔内看了声明，对他讲：“别夸他们了，他们在骂你呢！”
原来，中共代表团的声明严厉谴责了赫鲁晓夫滥用威信，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做法。声明指出，中共历来忠于马列主义，中共同赫鲁晓夫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应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取得一致结论。但赫鲁晓夫却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把中苏两党的关系看成不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企图用压力要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列主义观点屈服。我们严正声明，我们党只相信马列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真理是不怕争辩的。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声明重申，中共坚持在原则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主张，重申我党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意见，属部分的性质，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部分，通过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可以解决分歧，达到团结。
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卡博首先发言，明确表明阿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赫鲁晓夫看了中共代表的声明，站起来说：“中国同志散发的声明是一个反对苏共，反对我个人的文件。中国同志做得很巧妙。我代表苏共中央声明，苏共保留权利对它研究后提出答复。”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中共代表团要求再次召开12国党代表会议的目的，主要不是什么讨论公报修正草案，而是为了发布声明，当众揭露和谴责他“老子党”的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服从真理，而决不屈服于他的指挥棒。
随后在51国党代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以作总结的姿态对中共党又进行了全面攻击。然后指责说：“你们散发的声明，批评我是机会主义者，说我已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把我与苏共中央分开，不是苏共中央而是我，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就什么都好了。这是反对赫鲁晓夫有分量的文件。”
彭真针锋相对地予以了反击：“我们党同苏共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父子党的关系。因而，我们要求以平等的兄弟党的关系原则来讨论问题。苏共在通知书里给我们党戴了那么多帽子，赫鲁晓夫在会上又对我们党提出这么多诬蔑，我们请求把会议延长两天，你就说我们要当各国党的政委，难道这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兄弟党吗？”
彭真说：“昨天你不指明的讲话，今天你明讲了，你公开攻击我们党，攻击毛泽东同志，难道我们不能起来保卫我们的党，保卫毛泽东同志吗？我们知道，你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你当然代表苏联。在你看来，你可以放火，而我们甚至不能够点灯。”
彭真列举事实说明违背《莫斯科宣言》的不是我们，而是赫鲁晓夫。同时严正表示，在中苏争论问题上，我们是遵守原则界限的，他说：“你不扯出来，我不扯出来；你扯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赫鲁晓夫对中共的指责，遭到彭真的有力反驳。中国党代表团没有被压服，一个堂堂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反在国际会议上陷入狼狈境地，这在苏共和国际共运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单方面决定从中国撤回全部苏联专家，并采取了其他破坏苏中关系的步骤，把苏中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
6月26日，会议闭幕。中共代表团于27日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的热烈迎接。
彭真授命率中共代表团的布加勒斯特之行，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毛泽东的特别赞扬。
8月初，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彭真的汇报后讲了这样一段话，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人家准备好向我们“围剿”，而我们中央委员只去了三个人，搞反“围剿”，不管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还是把他顶住了。
彭真在赫鲁晓夫组织的突然袭击中，犹如中流砥柱，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他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压成粉子，但是压不扁。”
（责编 雷蕾）
1929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长，继续在华北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1941年后，彭真被毛泽东委以重任，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1944年，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5年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45年至1946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彭真曾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班子的成员。在此期间，毛泽东曾三次对彭真委以重任，让他肩负特殊使命，而彭真也不负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托：领导中央党校工作
1937年4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要求白区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席。
此时在白区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彭真，正在指导山西党的工作和促进山西上层统一战线的建立。4月中旬，白区代表团组成，选举彭真为代表团主席，率团出席苏区党代表会议。4月底，彭真到达延安。第二天，刘少奇带他去见毛泽东。
二人见面后进行了长谈。毛泽东问他是哪里人，当彭真回答是山西侯马时，毛泽东说，侯马是一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有山有水，地势平坦而又险要，是由晋入陕的孔道，也是入豫的要冲。彭真没想到毛泽东对自己家乡了解得这样详尽，心里产生一种崇敬之情。
5月2日，苏区党代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开幕，彭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5月8日上午作为执行主席，主持讨论毛泽东所作的报告。
5月6日，彭真代表白区代表团作了大会发言，特别强调在白区工作要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广泛组织与发动群众参加抗日。他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将党的独立性提高”，“如果我们不能有独立性，那末我们只有给国民党当尾巴，陈独秀复活，中国革命领导权只有完”。彭真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以后，毛泽东几次找他谈话，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他几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正在研究哲学和战争学。毛泽东把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上。每研究一个题目，就到军政大学讲授一个题目，以后逐渐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彭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很感兴趣。他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及自己的体会，认为毛泽东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比较通俗，简单明了，又很深刻，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从那时起，他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并正式使用“彭真”这一名字。他说这是取“澎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真理”的意思。
1938年9月，彭真第二次到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报告。他结合晋察冀党的工作实际，强调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并赞同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彭真的报告，在会上反映热烈，受到高度赞扬。会议期间，彭真撰写了《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大成就》一文，发表在《解放》杂志第55期上。会议结束后，中央任命彭真为北方局委员、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
1939年1月，中央决定撤销晋察冀分局，成立北方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并领导晋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彭真被任命为北方局分局书记。他和聂荣臻等同志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1939年、1940年两年的发展，晋察冀边区已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式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成了一个新中国的雏型。
1941年1月25日，中央决定让彭真回延安参加“七大”， 彭真于5月上旬到达延安。根据中央的安排，彭真从6月4日至8月21日，就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各项具体政策，分七次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内容包括边区内部各主要阶段在抗战中的政治动向、政权建设、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党的建设等。
毛泽东每次都到场听取彭真的汇报，一边听一边还作详细笔记。毛泽东赞扬他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认为晋察冀边区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泽东还建议彭真对报告进行补充修改，整理成《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印成小册子发到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全国各地。
由于中共七大推迟召开，彭真便留在延安。从8月27日起，受中央安排，他参加了陈云为主任的中央组织委员会和毛泽东兼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以后又参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党的过去历史委员会和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起草委员会；参加起草关于中央党校计划等。
1942年2月28日，彭真成为中央党校组织管理委员会成员、教育长，并主持政治教育会议。
实际上，彭真从1941年12月起，在毛泽东提议下就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工作。毛泽东对他说：“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和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学习。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事’，把不正确的东西也习以为是。”彭真深有体会地说：“这个毛病不纠正，严重影响革命事业。”毛泽东说：“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还说：“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 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其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三同志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9月，中央任命彭真为中央党校教育长。他到任后，同毛泽东、任弼时共同商定，起草了一个新的中央党校计划，明确规定中央党校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具有理论及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计划对学员的条件、来源，各种不同班次的设置，学员待遇，修业年限，课程安排，以及党校机构的调整、人员任命等都作出明确规定。
为了突出中央党校的特点，彭真想请毛泽东为党校题写校训。毛泽东问：“写什么内容呢？”彭真想起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讲演中的一句话：“‘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我们去研究。”便说：“就写‘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也是你经常要求我们去做的。”
毛泽东说：“好，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于是，挥毫写下了这几个大字，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
彭真在主持中央党校具体工作期间，根据这一精神规定了三条办校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是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党校领导和学员互教互学，经常相互面谈、讨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领导骨干。
彭真这次到延安时，全党范围内展开的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毛泽东让彭真参加了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协助参与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学习期间，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以后又改为中央党校三部。1942年2月28日，中央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并兼任党校校长；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党校的整风学习由彭真负责，并由他主持政治教育会议，负责出版学习报。5月14日，彭真为《解放日报》撰写代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16日，又在《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上发表《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中央党校学员在学习阶段思想比较活跃。针对这一情况，彭真同毛泽东商量后，于9月16日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校讨论大会的方针问题》的报告，阐明讨论大会的方针是：要以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展开党内思想争论，充分开展党内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其目的在于把原则问题、是非问题、思想问题弄清楚，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全体同志有所遵循，有所取舍。大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自己和别的同志的思想行为当作客观的事物来对待，是则是，非则非，对自己和别人都一视同仁，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10月10日以后，延安整风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彭真一边参加政治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会议，一边领导中央党校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经过整顿三风的学习，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都有较大提高，中央党校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为了适应中央党校担负的培养、训练、审察高中级干部的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3年3月20日决定，由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决定设立宣传委员会，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的工作。并决定彭真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用一年时间在全党继续开展整风运动。主要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此，中央党校的工作进入党内整风、审察干部和反特务斗争阶段。
中央党校继续整风的重点是组织发动学员参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从路线问题入手，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展开讨论，以普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路线学习，一直延续到1945年春党的七大召开。
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彭真在中央党校还领导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项审干工作，是结合审察七大代表进行的，这一工作从1943年夏季开始，一直到七大召开前夕才基本结束。
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刚开始时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时任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在反特斗争中恣意扩大敌情，在7月15日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提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的“失足的人们”都要“坦白”。中央党校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采用大会小会的方式让人们去“坦白”。开始，彭真还相信这些“坦白”，但越搞越玄，许多“坦白”一看就是假的。他又了解到延安其他单位和部门也都发生乱“坦白”的情况。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特别是康生提出开展所谓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多天的时间里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轨道。
中央党校也出现了过火行为，把好人当坏人。彭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并指示抢救运动要停下来。毛泽东又说到：“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抢救运动”的结果，发现“有问题”的人是极少数，而被批斗的许多人却蒙受了不白之冤，需要甄别。为此，毛泽东制定了“九条方针”，及时纠正这一错误。
一天，党校三部召开大会，礼堂里挤满了人。彭真向大家严肃地说：“在‘抢救运动’中出了差错，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伤害了一些好同志，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学校领导，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接着，他弯下腰向大家深深地鞠躬。许多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忍不住哭了，大厅里响起了抽泣声。对整风审干中出现的偏差，除中央党校自己改正和检讨外，毛泽东也主动到党校承担责任。1944年5月，毛泽东到中央党校讲话说：“整风中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行礼道歉。1945年2月，他再次来到中央党校讲话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 毛泽东、彭真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的团结。
彭真在中央党校工作三年多的时间里，党校由原来的一部、二部扩展为六个部，学员发展到3000多人。中央党校经过调整，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大大发扬了，学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空气更浓了。
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比较满意。因为党校集中了党的相当多的高级干部和党的七大代表，他们熟悉党的历史，经受过残酷斗争的考验，有着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正是通过首先抓中央党校的学习，进而推动全党扫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正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王明路线的危害，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时，彭真更加坚信，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在这一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彭真作为领导人之一，协助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许多具体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修改党的章程。
1944年3月5日，彭真出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担负起管理党的干部的重任。3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6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任主任，从此，他转入领导城市工作，为大反攻做准备。9月1日，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开幕，彭真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共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再托：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东北局。彭真还同时兼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
毛泽东对彭真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没有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毛泽东认为：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据此，中央确定先进干部，后视情况再确定进军队。毛泽东起草了给林枫的电报，由他带领干部团开至热河边境，相机进入东北。当时，程子华尚在晋察冀，林枫远在晋西北，一时来不了，彭真便和陈云、伍修权等先行出发了。
蒋介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了接收东北的法定身份。8月31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还对部下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的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很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9月18日，彭真等人到达沈阳。当时，东北处在苏联军事管制之下。东北问题牵涉美苏、美蒋、苏蒋关系，苏我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等，矛盾重重，形势错综复杂。彭真明显地感到他们面临的情况十分严重，党组织惨遭破坏，原有党员有的牺牲有的转移，即或尚在的少数党员也长期与党失去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局要完成开辟东北解放区的重任是十分困难的。
当晚，彭真和陈云等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住下。第二天，召开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确定东北局的任务是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粉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阴谋。
会议结束不久，接到中央转来毛泽东从重庆发回的电报。电报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还说，国共谈判无进展。毛泽东复电中央，同意罗（荣桓）及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以快为好。
大部队开始分批进入东北。9月28日，刘少奇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局电，指出：“我发展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靠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10月9日，刘少奇再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指出：进入东北的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改造伪警”，“只有在目前高度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彭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抓住苏联在城市实行军管和解放军最早出关部队先于国民党军队到达东北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壮大自己，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顽强争夺战。
那时，东北同陕北、华北等敌后根据地不同，它大中城市多、大工业多，铁路交通比较发达，产业工人力量较强，而且相当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和铁路沿线特别是南满地区。山区和边远地区，由于日本烧杀等野蛮政策，人烟稀少，粮秣缺乏，冬季又大雪封山，同时被国民党加委的伪军、伪警、土匪遍地，活动十分猖獗。
在中共大批出关部队和干部尚未全部到达的情况下，彭真把工作重点放在壮大我党在南满的力量上，同时执行中央提出分散的方针，向其他地区派出一部分干部、部队，分头开辟工作。他立足于建立根据地这一基点，正确掌握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农村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从长远上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矿山、交通的政策，使党在东北初步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到1945年11月底，各地迅速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使敌伪统治14年、党组织几被破坏殆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在辽阔的东北大地插上了党的红旗，为创建东北根据地提供了组织保证。
针对蒋介石在东北网罗各种反动势力到处搞“建政”，妄图全面接收东北各地政权的情况，彭真明确提出，政权问题应是我们创建根据地的重要任务之一。他在发给毛泽东的请示电中说：“我们对政权，拟采取积极夺取和拒绝交出的方针”。毛泽东复电：“所提方针甚好。总之，竭尽全力抢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也要造成优势，以利将来谈判。” 在彭真具体组织领导下，东北局采用一切方法，接收各省及重要市县政权，并自上而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到1945年底，全区按照建立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地区划分，在所控制的地区，先后建立了省政府。各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在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致电彭真：“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当时，蒋介石正在部署进攻解放区。毛泽东特别注重东北的情况。10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同日，毛泽东又指示彭真、陈云、程子华：“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望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部队，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
10月19日，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
11月，蒋军开始进攻山海关。美国以31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运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
11月2日，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电告彭真，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到海城之线，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消灭蒋军，不使进沈阳。1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说：“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造成民众反蒋热潮；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当作当前紧急战略任务，千万注意。”
11月12日，彭真按照中央确定的作战方针，作出在苏军撤退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并报告了毛泽东。15日，毛泽东复电，“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同日，毛泽东电示林彪、彭真：“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全部歼灭进入东北之蒋军”。
11月29日，彭真在本溪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根据中央28日来电作出东北局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和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两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在长春路沿线创造战场，包围沈阳、长春及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11月底，彭真上报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工作部署，提出：“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线两侧庞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准备于明春争取大规模的作战。”并向东北各级党与军队作出了关于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整训部队、改造政权、组织生产、建设后方等六项工作指示。
12月28日，病中的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并指出，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此外还指出，“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我党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
彭真认为毛泽东这一极富远见的指示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使我党我军在不利形势下可以有巩固的根据地为依托和基础，同国民党进行争夺东北的长期斗争，在形势有利时，又可以迅速出击，夺取大城市及交通干线。
彭真多次主持东北局开会，研究建党、建军、剿匪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为加强对东北各地党政军工作的领导，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首先在东北成立了中共辽宁、安东、辽北、吉林、合江、松江、嫩江、黑龙江等省工委，紧接着成立了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及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李富春)。1946年1月又成立了东满分局（书记林枫)、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1945年12月底，东北的新老部队经过整编，组建起锦热、辽宁、辽东、辽西、吉林、辽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等军区。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这时到东北的干部有近9000人，主力部队有17.2万人。
从1946年1月下旬到5月，彭真领导东北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集中兵力，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指示，领导东北军民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顽强斗争。在这段时间里，彭真在认为时机有利时，曾向中央提出过集中兵力消灭蒋军，夺取大城市的意见。
3月以后，国内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3月27日，军事三人小组达成调处东北停战协议。但蒋介石不想在东北停战，坚持必须占领哈尔滨、长春、四平并控制中长铁路以后，才能谈停战问题。蒋介石一面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从沈阳地区北进，占领四平，再向长、哈、齐推进，一面请求美国再协助运送5万兵力进入东北。 毛泽东早就料到蒋介石的这一企图，他认为，苏军将于4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征得彭真、林彪等人的同意后，毛泽东下定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
3月17日，我军进占四平街。同日，中央电示彭真、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24日，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
3月29日，东北局作出“于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哈、齐各市”的决定和部署。30日，中央复电东北局：“很好。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齐时，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
4月14日，苏军最后一列火车刚刚开出长春，我军立即发起进攻，很快便全面突破蒋军第一道防线，18日即占领长春，全歼守敌2.2万余人、土匪300股，俘获蒋顽全部接收人员，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等。4月23日，攻占齐齐哈尔，歼灭3000余人。4月28日，解放了哈尔滨。
我军占领长春的第二天，毛泽东即电示彭真、林彪，“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4月19日，中央指示“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长、哈、齐“三市是否能确保，决于是否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敌人，故争取战争胜利是基本环节”。
四平保卫战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参战部队奋勇抗击蒋军10个师的猛烈进攻，毙伤俘敌1万余人，给了国民党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原以为解放军只能打游击，不能打正规战，尤其不能守城，四平街的顽强固守，出乎他们意料，许多国民党人表示不能打了，蒋介石虽想再打，但亦焦虑没有把握。正因为这样，使敌人未能进犯我控制下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两市，从而使我保住了整个北满，并成为联结东满、西满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
夺取长、哈、齐大城市的胜利，彭真预见到干部中可能会出现忽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多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进入大城市了，要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学李自成进北京，洪秀全进南京。”他还让文工团排演了话剧《李闯王》，演出多场，及时对广大干部敲起警钟。
4月19日，在长春解放的第二天，他起草了五条指示，明确提出：“大家的注意力切不要被占领长、哈、齐等大城市的胜利所吸引，而忽略中小城市，广大乡村的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不把中小城市、广大农村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建立巩固之后方根据地，我们便不能持久作战，已占之大城市亦难以站稳。”还提出，为了能迅速深入地普遍发动群众，同时解决干部缺乏的困难，“除了个别地区外，地委、军分区一级一律取消。在省委与县委中间可建立中心县委，协助省委领导附近县委的工作，以抽调更多干部加紧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肃清土匪，加强战时各种后方建设。”
4月23日，毛泽东复电彭真，“东北局近来几次指示我都看了，都好。特别是卯皓（即4月19日）五条指示很好，望切实执行”。
1946年6月16日，中央根据东北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需要，特别是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东北即将迎来更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决定对东北局主要领导重新分工，以加强统一领导。重新分工后，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由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以上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会。在东北局分工时，彭真负责城市工作、社会部工作，并具体指导东北局直属的哈尔滨市的工作。
1947年4月11日，中央决定，让彭真从东北回到中央工作。7月10日，他抵达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会后留任中央工委常委。三大战役后，彭真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
三托：率团出使布加勒斯特
1960年6月2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建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对当前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毛泽东表示同意，并决定由彭真率团前往参加。中共代表团原定由柯庆施为团长。毛泽东当时预见到在莫斯科的会见和布加勒斯特的会议会有一番尖锐的争论。毛泽东认为彭真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深厚的理论根底，了解中苏分歧的来龙去脉，是最合适的人选，遂改由彭真接替柯庆施任团长。
行前，毛泽东向彭真面授机宜：代表团应该坚持六句话的方针：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6月16日，彭真率代表团离开北京，当天到达莫斯科。第二天，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科兹洛夫进行会谈。一开始，彭真就问布加勒斯特的兄弟党会议怎样开法，会前做哪些准备工作。科兹洛夫避不作答，推说这个问题需要到布加勒斯特去商议。
6月19日，彭真率团抵达布加勒斯特。22日下午，彭真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攻击“中共提以苏联为首是不真诚的”，并对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观点、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对时代的看法是教条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左倾冒险主义”“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企图利用斯大林问题改变苏共领导”等。彭真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但这些分歧带有原则性，不是鸡毛蒜皮。”他就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中同苏共有分歧的几个主要问题，以及两党的团结等问题阐明了中共立场。同时，希望在《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消除分歧。
在晚饭前休息时，赫鲁晓夫对彭真说：“苏共中央就中苏分歧写了一份材料来阐述苏共的立场，准备发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中央，当然也要发给中共中央。”彭真回答说：“这是你们的事，中共中央看过后会答复你们。”
晚饭后继续会谈。彭真问赫鲁晓夫：“兄弟党的会议怎样开，有何打算？”赫鲁晓夫说：“最好能通过一个简短的公报，肯定《莫斯科宣言》正确。”彭真说：“苏共中央6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表示，各兄弟党可在布加勒斯特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表示同意。中共中央派我们来是根据你们6月7日的信，没有授权我们搞任何文件。发公报，我们必须请示中央。” 会谈后，彭真到驻罗使馆，给北京发电，向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并就是否签署公报问题请示中央。
6月23日下午，苏共代表安德罗波夫把苏共中央的通知书送给中共代表团。通知书附有中文本共84页，此文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反对苏共对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攻击中共背离《莫斯科宣言》。晚上7时，又送来会议公报草案，并对中共代表团讲，内容很简单，你们签字有没有困难。
当晚，彭真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分析研究。彭真向大家说，情况已很清楚，这次会议的实质是谴责我们，不论是什么性质的会议，我们都要参加，不给苏方造成攻击的借口。赫鲁晓夫散发攻击中共的材料蒙蔽事实真相，显然是为了煽动不明真相的各国党代表谴责中共。违背“只交换意见，不做决定”的诺言，强行搞公报，如不签字，就证明中共违反莫斯科声明，分裂国际共运；如果签字，就是被“围攻”后屈服就范，证明赫鲁晓夫路线正确。我们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坚持团结，揭露赫鲁晓夫的阴谋，说明事实，分清是非，通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
6月24日，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罗马尼亚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主持，实际上由赫鲁晓夫操纵，他坐在德治身旁，不时加以指点。
会议开始，主席宣布会议发言将按俄文字母排列顺序进行。这时，彭真站起来说：“我代表中共代表团想问问主席，今天开的是什么会议，它的性质如何？”德治没料到彭真提出这样的质问，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最后说，大家来交换意见么，难道你不清楚？彭真说：“不清楚。昨天苏共交给我们一份指责我们党的文件，所以我们想弄清楚，今天的会议是指责我们党呢，还是交换意见。因此我请求主席回答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什么性质。”
德治无言以答。赫鲁晓夫站了起来，讲了很长时间，说这次会议就是要看看是谁脱离了《莫斯科宣言》，是谁坚持《宣言》。还说，毛泽东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毛泽东。因此，问题只有拿到这样的会议上来解决，要大家“对对表”。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20次发言和插话。
彭真表示，听了赫鲁晓夫的发言，理解了这次会议的性质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彭真说：“对苏共的书面指责，中共将做出答复。”并指出：“违背《莫斯科宣言》的，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而是你们苏联共产党。”谈到“对对表”时，彭真说：“我们同意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对表。”彭真义正辞严的质问，从会议一开始就打乱了赫鲁晓夫的部署，他不得不自己站出来辩解，双方交锋近一个小时。
彭真针对赫鲁晓夫的歪曲和诬蔑，从正面阐述了中共党的观点，把中共中央同赫鲁晓夫的主要分歧摆在大家面前，用商量的态度请与会者考虑这些意见。
会议讨论公报时，彭真多次发言，据理力争，揭露赫鲁晓夫违反了他自己在6月7日给中共来信中的建议，说明我代表团没有被授权签署公报，坚持要会议给两天时间，以便得到中共中央对公报的意见。赫鲁晓夫十分粗暴地拒绝了彭真的要求，用点名的方法强使其他十国党代表通过公报，并宣称公报一个字也不能改。中共代表团没有屈服，没有参加表决。
6月25日，又接连举行51国兄弟党会议。在20个资本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发言后，彭真作了发言，他语气温和，态度诚恳，摆事实，讲道理，避开了赫鲁晓夫设置的把中共代表团推到同其他党的代表直接争吵的陷阱。
彭真说，我们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看来大部分同志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一些同志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和诬蔑。我们党的言论、主张和行动是在千百万人眼睛看着下进行的，因此请同志们在收集并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来鉴别我们党的活动的正确性或非正确性。他列举1954年中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十项原则，同缅甸、尼泊尔签订和平条约等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共处，而有些同志在这里仍然提出我们反对和平共处，看来可能是因为这些同志不完全了解真相。
彭真耐心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革命问题上主张估计两种可能性和准备两手的方针。最后，彭真请翻译宣读了赫鲁晓夫6月7日给中共中央信的俄文本，指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苏共违反原定协议；宣读了我党6月10日给苏共复信的俄文本，重申我代表团不同意会议通过公报的原委，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参加对公报的表决，指出赫剥夺了我们参加讨论和表决公报的权利。
彭真不动声色，心平气和，一连谈了以上几个问题后说：“谢谢，我们的发言已经超过给每个代表团规定的时间。”会议主席却想让彭真再讲下去，以便从发言中寻找漏洞，组织进攻，彭真当即识破了他们的意图，指出：“昨天我们请求延长我们的发言时间，主席没有同意，今天我们不想发言，却强迫我们继续讲，这是一种很恶劣的方法。”
布加勒斯特发生的一切，彭真都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作了汇报。
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常委开会。在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看来，我们打的是反包围，赫鲁晓夫对我们搞突然袭击，预先布置好包围圈，是骗我们到布加勒斯特去的。”会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团发一个声明，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
6月25日晚，罗马尼亚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党的代表团。赫鲁晓夫故伎重演，喝了几杯酒以后站起来致词，蛮横无理地影射攻击中国党和毛泽东，说“有人讲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他越讲越激动，对中国党和毛泽东流露出按捺不住的怨恨。宴会的气氛十分紧张。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都看着彭真。彭真神态镇静自如，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反驳赫鲁晓夫的胡言乱语。彭真站起来向德治敬酒，还同赫鲁晓夫碰杯，显示了中国党的大度。
宴会进行过半时，许建国大使来告诉彭真，说国内有指示，请他回使馆接电话。彭真走到德治身旁说：“我有事去处理一下就回来。”
电话是周恩来打来的。周恩来说，他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完全支持彭真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无理攻击所进行的斗争。赫鲁晓夫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在国际共运史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并说，中央对代表团下一步行动有一个书面指示，现正发给你们，请按中央的指示办。 当时，在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中央之间有一个热线电话网。所有电话对外界是保密的，但对苏联则不是。周恩来用这条热线跟彭真通话，是故意说给苏联听的。
晚11时左右，代表团收到了中央的指示，表示赞成会议发一公报，对公报有修改意见，建议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提出修改意见和中共代表团的声明。为了顾全大局，中央授权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这个指示要求代表团将修正案和声明译成俄文，打印好。在会议上一边宣读声明，一边散发修正案和声明，以防止他们听到批评赫鲁晓夫时一哄而散。彭真读完中央来电，感慨地说，这是总理亲自写的，明确、周全、各种情况和对策都替我们想到了。
彭真和代表团成员仔细研究了中央指示和贯彻步骤。首先，请许建国派人立即约见德治，转告中共中央的意见。其次，马上把两份文件译成俄文，并打印好。这时，已是26日凌晨。彭真与伍修权不顾连日的疲劳，驱车前往罗共中央第一书记德治的官邸。德治在住所大厅里会见了他们。由凌晨2时，一直谈到4时30分。
彭真首先表示，刚刚接到中央指示，故深夜还来打扰你们。彭真说，我们这次从北京出发时，毛主席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在交换意见中，提出批评也是为了团结。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同科兹洛夫等同志会谈了8个小时。他们提出一些意见，我们作了答复。采取建议的形式，目的是在主要分歧问题上取得谅解，但未能达到目的。6月24日，我要求有两天时间请示中央，目的也是为了团结，赫鲁晓夫在你们三天讲话中批评我们，我再三考虑，还是决定不修改我的讲话，不给你们党增加麻烦。今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当着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骂我们。他讲完后，我走过去给你们敬酒，也同赫鲁晓夫碰了杯。德治说：“彭真同志，你做得好，是为了我们的大局。”彭真说：“我们接到中央指示，对公报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们要求召开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会议，阐述我们的意见。在会上，我们将根据党中央的委托有所声明。”德治说：“我们可以同其他代表团商量一下，了解他们的意见，其他党的同志一定也关心北京的答复。”德治又问：“有哪些修改意见？”彭真说：“修改案还在翻译当中。我们向各兄弟党提出修改意见，采纳与否，采纳多少，由大家决定。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团结，我们将在公报上签字。修改意见很快送给你们。”
彭真、伍修权回到使馆时，天已拂晓。中央发来的公报修改意见和声明两个文件已由阎明复、赵仲元、陈道生、侯志通翻译、打印完毕，并分装在信封里，每份文件都有中文正本和俄文译文。
上午7时，彭真把对公报的修改方案交给了罗共中央。同时中共代表团巧妙地把声明散发到各代表手中。上午10时，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在一个长方形的大厅里举行。会议主席德治坐在主席台正中，右侧是赫鲁晓夫、波德哥尔内等苏共代表团，左侧是彭真、康生、伍修权、许建国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其他国家的代表则坐在两旁和对面的席位上。
会议一开始，德治就说：“昨天晚上彭真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得到北京的指示，对公报提出修改，他们说这些意见采纳与否，他们都会在公报上签字。今天早上他们送来了七页修正草案，因为公报已经通过，他们的意见可在下次的兄弟党会议上提出，因此建议今天不讨论他们的修改意见。只要求中国同志同其他党的代表一起在公报上签字。”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同意德治的意见，不讨论中国同志的修改案。如果中国同志在公报上签字，我们表示欢迎，这样做是英明的。”
彭真说：“我们党中央授权我们在公报上签字。不管我们对这个公报同意还是不同意，为了我们的团结，我们考虑必须签字。我党中央对公报提出的几点修改意见，请求会议能够讨论。如果同志们认为不适于讨论，那我服从集体的决定。”
彭真亲手把11份装在信封中的声明中文本和俄文译文交给德治。德治让工作人员把声明发给了各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接过来，顺手就交给了旁边的波德哥尔内，然后站起来说：“中国同志是好样的……”波德哥尔内看了声明，对他讲：“别夸他们了，他们在骂你呢！”
原来，中共代表团的声明严厉谴责了赫鲁晓夫滥用威信，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做法。声明指出，中共历来忠于马列主义，中共同赫鲁晓夫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应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取得一致结论。但赫鲁晓夫却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把中苏两党的关系看成不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企图用压力要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列主义观点屈服。我们严正声明，我们党只相信马列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真理是不怕争辩的。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声明重申，中共坚持在原则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主张，重申我党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意见，属部分的性质，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部分，通过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商谈可以解决分歧，达到团结。
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卡博首先发言，明确表明阿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赫鲁晓夫看了中共代表的声明，站起来说：“中国同志散发的声明是一个反对苏共，反对我个人的文件。中国同志做得很巧妙。我代表苏共中央声明，苏共保留权利对它研究后提出答复。”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中共代表团要求再次召开12国党代表会议的目的，主要不是什么讨论公报修正草案，而是为了发布声明，当众揭露和谴责他“老子党”的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只服从真理，而决不屈服于他的指挥棒。
随后在51国党代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以作总结的姿态对中共党又进行了全面攻击。然后指责说：“你们散发的声明，批评我是机会主义者，说我已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把我与苏共中央分开，不是苏共中央而是我，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就什么都好了。这是反对赫鲁晓夫有分量的文件。”
彭真针锋相对地予以了反击：“我们党同苏共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父子党的关系。因而，我们要求以平等的兄弟党的关系原则来讨论问题。苏共在通知书里给我们党戴了那么多帽子，赫鲁晓夫在会上又对我们党提出这么多诬蔑，我们请求把会议延长两天，你就说我们要当各国党的政委，难道这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兄弟党吗？”
彭真说：“昨天你不指明的讲话，今天你明讲了，你公开攻击我们党，攻击毛泽东同志，难道我们不能起来保卫我们的党，保卫毛泽东同志吗？我们知道，你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你当然代表苏联。在你看来，你可以放火，而我们甚至不能够点灯。”
彭真列举事实说明违背《莫斯科宣言》的不是我们，而是赫鲁晓夫。同时严正表示，在中苏争论问题上，我们是遵守原则界限的，他说：“你不扯出来，我不扯出来；你扯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赫鲁晓夫对中共的指责，遭到彭真的有力反驳。中国党代表团没有被压服，一个堂堂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反在国际会议上陷入狼狈境地，这在苏共和国际共运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单方面决定从中国撤回全部苏联专家，并采取了其他破坏苏中关系的步骤，把苏中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
6月26日，会议闭幕。中共代表团于27日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的热烈迎接。
彭真授命率中共代表团的布加勒斯特之行，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毛泽东的特别赞扬。
8月初，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彭真的汇报后讲了这样一段话，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人家准备好向我们“围剿”，而我们中央委员只去了三个人，搞反“围剿”，不管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还是把他顶住了。
彭真在赫鲁晓夫组织的突然袭击中，犹如中流砥柱，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他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压成粉子，但是压不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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