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调整时差来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经历的球迷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是一场比分悬殊、大局已定的比赛，最后的时刻在不知不觉中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一场旗鼓相当、比分相同或只差一个球的比赛，最后的一二分钟就会变得非常漫长。我们并不需要借助钟表才能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我们体内似乎有一个时钟在替我们计时，只不过这台时钟并不很稳定，它的速度很容易受到情绪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首先对这个现象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哈德森·侯格兰德。1933年他在照顾患了流感发高烧的妻子时，注意到他即使只离开一小段时间，妻子也总是抱怨他去得太久。侯格兰德让妻子估计1分钟的时间有多长，自己则拿出秒表核对，37秒后，妻子说1分钟时间到了。而她的体温越高，则估计得越短。侯格兰德怀疑这是因为大脑内有一个内在时钟，体温的升高会让它的速度变快。
　　这个时钟不仅仅是受温度的影响，让实验对象聆听一连串“滴答”声或汽车喇叭声，使之处于紧张状态，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它还会受到药物的影响。如果我们训练动物让它们每隔固定的时间就按一下操作杆获取食物，然后给它们吃兴奋剂，它们估计的时间间隔就会变短；但是让它们吃镇静剂，时间间隔则变长。
　　通过对大脑活动进行扫描发现，实验对象在估计时间时，深藏在大脑皮质下的一组神经细胞团——基底神经节变得很活跃。一些神经生物学家认为那里可能与大脑内在的时钟有关，神经信号从额叶皮层传到基底神经节，从基底神经节经过中脑的黑质、纹状体，再传回额叶皮层组成回路，这样的一次信号传导相当于一次“滴答”，速度是每秒大约1米。也就是说，大脑时钟“滴答”一次大约相当于0.1秒。
　　在大脑中负责“时间信号”传递的化学物质可能是黑质细胞分泌的多巴胺。把老鼠大脑中分泌多巴胺的细胞除掉，它们就失去了每隔固定的时间按操作杆获取食物的能力，但是给它们补充类似多巴胺的物质，就能恢复该能力。那些能刺激多巴胺分泌的药物会使大脑时钟变快，抑制多巴胺分泌的药物则使时钟变慢。在发生重大事故，比如车祸的时候，大脑大量地分泌多巴胺，结果时间速度似乎变得非常快，几秒内发生的事就像几分钟那么漫长，在受害者看来眼前的一切就像是慢镜头。有些人的大脑时钟因为疾病或外伤遭到破坏，速度变得非常缓慢，世界就像中止了一样。给他们服用类似多巴胺的药物，可以让他们的时钟又开始运行，从凝固的世界中醒过来。
　　人在20多岁以后，多巴胺的分泌量开始逐渐下降，大脑时钟也走得越来越慢。实验表明，让20多岁的人估计3分钟的时间，误差在3秒以内，而让中年人和老年人来估计，则都要比实际时间长，60多岁的人估计的有的长达3分40秒。难怪有个说法：青年人的日子短而岁月长，老年人的岁月短而日子长。
　　物理时间的流逝速度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心理时间——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却是受到体内外多种因素影响的。我们注意力越集中，大脑时钟走得越快，心理时间就显得越漫长。比如我们首次去一个地方时，一路所见都是新奇的，大脑不停地接受新的信息刺激，时间似乎过得很慢；但是回程的情形就不那么新鲜了，感到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回程总觉得比较快。西方的一句谚语“捷径是最长的路”，也包含了同样的道理。首次走捷径时不断遇到的新刺激，反而让人感到特别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