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以来约旦伊拉克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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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历史上,约旦和伊拉克曾是友好的兄弟国家,海湾战争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自此约伊两国之间时常出现疏离、不信任,但有时也会有缓和。海湾战争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而影响两国之间的因素主要有:美国因素、经济因素,国家安全。归结起来,国家利益的需求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势。
  关键词:约旦 ;伊拉克;海湾战争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135-05
  引言:
   约旦和伊拉克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在历史上曾是真正的兄弟国家。他们曾试图合并,也曾全力支持过对方,但他们之间的这种睦邻友好的关系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特别是海湾战争后,相互的不信任,指责等时常发生。而影响两国两国关系的因素也错综复杂,约伊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目前关于研究约旦和伊拉克关系的文章比较少,国内学者彭树智[1]和冀开运[2]在其著作中略有提及,时延春[3]24-28、陈双庆[4]42-43和冯基华[5]42-46在其论文中只是分析了约旦和伊拉克之间在某个阶段的某个方面的,Raymond Hinnebusch[6]513-528、Scott Lasensky[7]1-20在其论文中也是稍有提及,均无对海湾战争后约伊两国的关系的详细论述。因此,本文就海湾战争后约旦与伊拉克关系的几个阶段及其影响其关系的因素做出全面分析。
  一、约旦、伊拉克关系发展历程
   自1946年外约旦独立以来,约旦与伊拉克的关系一直不错,并于1958年达到高峰。伊拉克与约旦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其“共有的知识和文化”较为广泛,成为其建立联合的基础[8]53,1958年2月10两国元首决定两国合并,成立阿拉伯联邦。但在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爱国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伊拉克革命的成功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阿拉伯联邦寿终正寝,自行解体。1958年,伊拉克复兴党在推翻君主制的政变中杀害了包括约旦王室在内的25名哈希姆家族成员,导致两国关系惡化。伊拉克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准备进攻约旦,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伊拉克政府才宣布尊重约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到了60年代,由于纳赛尔主义的发展以及伊拉克叙利亚关系的恶化,约旦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70年代中期,伊拉克开始向约旦提供经济援助,两国关系全面和解。1978戴维营协议签订以来,伊拉克开始积极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包括与他的邻国约旦的关系。约旦国王侯赛因参加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巴格达首脑会议则标志着新的约旦-伊拉克联盟的开始。在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中,约旦明确站在了伊拉克一边,并派出5000人的志愿兵赴伊拉克参加两伊战[3]24,坚决支持伊拉克,给了伊拉克许多道义上和战略物资上的支持。在整个80年代,伊拉克成为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财政援助来源。在1990年的海湾危机中,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时,约旦依然站在伊拉克这边。除积极进行穿梭外交之外,还批评美国对以色列和伊拉克奉行“双重标准”的政策,谴责美国的野蛮侵略行为。总之在这段时间内,约旦对伊拉克的帮助可以说是竭尽全力,毫无保留的。但在海湾战争之后,这种亲密友好的关系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两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91—1999年
   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尽管国两双边贸易略有增长,但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冷淡的状态。事实上,直到阿卜杜拉上任后,两国关系才出现明显改善。
   海湾战争中,约旦一度与海湾国家结怨。战后,侯赛因国王适时调整政策,积极修复与发展与海湾国家以及美国的国际关系,与伊拉克拉开距离,两国之间的疏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约伊两国互相谴责。1992年和1993年,侯赛因国王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自由化运动,呼吁阿拉伯世界民主化,而这在伊拉克并不受欢迎。大约在同一时间,侯赛因国王开始批评巴格达的领导人,起初是含蓄的,后来逐渐变为公开。1994年8月,侯赛因国王在安曼接待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时,向新闻界发表了声明,批评萨达姆目前的挑衅行为。1995年8月23日,约旦国王在全国电视上公开批评了伊拉克的政策[9]。而伊拉克也公开谴责约旦,1996年,伊拉克电台指责约旦政府违背人民意愿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签订了和平条约。
   2.约伊两国互相支持彼此国内的反对派。1995年6月,萨达姆的女婿、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负责人侯赛因·卡迈勒的叛逃,标志着约旦和伊拉克关系开始出现公开裂痕。1995年约旦接纳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两个叛逃女婿及伊拉克反对派,驱逐了伊拉克外交官。在卡迈勒的到来的两个月后,侯赛因国王向约旦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公开呼吁推翻萨达姆政权[10],强调到哈希米家族在伊拉克的作用。之后,约旦开始支持伊拉克的反对派,1996年1月,政府允许伊拉克反对派组织在安曼的开设办事处,为伊拉克叛逃者提供了避难所,同年,侯赛因国王在伦敦会见了伊拉克反对派领导人,包括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贾拉勒·塔拉巴尼和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而伊拉克干不仅煽动约旦国内的暴乱,还涉嫌在约旦领土上暗杀伊拉克人。巴格达一直在积极培养与约旦反对派的关系。约旦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在1996年的面包暴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这被广泛认为与伊拉克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萨达姆多年来在约旦的伊斯兰教徒和巴勒斯坦人中间建立了强大的支持基础,这些都构成了萨达姆对约旦的威胁因素。
   (二)1999—2003
   自阿卜杜拉上台以来,约旦积极的改善与伊拉克的关系,两国关系出现缓和,但是两国要想回到80年代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已经是不可能了。
   1.经济上。经济上,伊拉克继续向约旦提供廉价石油。1999年以约旦每年以8.4美元的低价向约旦出口480万吨原油[2]196。2000年,油价在每桶30美元左右时,约旦以每桶9.5美元的价格获得了伊拉克的石油[7]5。2001年,约旦对伊拉克的出口额达到4.2亿美元,几乎占约旦出口额的四分之一。该制度的实际价值相当于每年4-6亿美元的年度赠款。根据一些估计,每年的收益甚至更高大约有5亿——10亿[7]6。2001年11月,约伊两国在巴格达签署2002年扩大双边贸易协定,伊拉克按照新价格条款向约旦提供550万吨石油,其中一半为无偿提供,约合3亿美元,另一半以市场优惠价出售。    2.政治上。首先,约伊两国实现了互访。1999年12月初,阿卜杜拉国王派首相拉吉卜出访伊拉克。2000年9月,约旦卫生大臣培利克率团前往巴格达,同年,约旦首相拉吉卜和伊拉克外长实现互访,拉吉卜由此成为海湾战后第一位访问伊拉克的阿拉伯国家政府首脑。约伊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次,在历次伊拉克危机中,约旦明确表示反对对伊拉克动用武力。在对伊拉克制裁上约旦国王强调应尊重伊拉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呼吁国际社会尽快解除对伊制裁。约旦对伊拉克公开奉行“五不政策”,即不改变对伊拉克的政策;不允许把约旦作为反对伊拉克的基地;不断绝同伊拉克的经贸关系;不关闭伊约边界;不切断伊拉克人民生活物资和药品来源。2002年10月11日,当“倒萨”战争日渐临近之时,阿卜杜拉表示,约旦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也绝不会为对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充当炮架子或成为发动战争的基地。
   尽管阿卜杜拉尽了最大努力改善约旦和伊拉克的双边关系,但有迹象表明,两国之间关系的进展并非一切顺利。例如,在2000年10月约旦总理阿布·拉吉卜访问巴格达期间,伊拉克对对约旦人持傲慢轻蔑的态度。2001年初,阿拉伯媒体报道埃及、叙利亚和突尼斯已经(或正在)与伊拉克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而约旦出于与美国关系的考虑,对签署这个协议十分犹豫,伊拉克人通过大幅削减约旦商品的进口来表示他们的不满。约旦对伊拉克的出口在2001年前四个月下降了18%[11]102。在1996年开始的石油换食品中,鉴于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的大力支持,截至2000年9月,它们在伊拉克石油换食品项目合同采购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令人惊讶的是,约旦甚至没有在合同方面名列阿拉伯国家之首。到2000年9月为止,埃及获得的伊拉克合同的价值比约旦多了将近3亿美元[11]39。同时,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漫长而冷淡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回暖,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貿易重新点燃。巴勒斯坦起义七个月后,萨达姆甚至号召约旦人起来推翻他们的政权。毫无疑问,两国刚刚萌芽的友好关系已经达到了极限。
   (三)2003年以来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迫于各种压力以及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对美国的“倒萨”战争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在战后伊拉克的重建上,约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两国时有不信任发生。
   在2003年3月美国发动“倒萨”战争后的第三天,约旦外交部决定驱逐5名伊拉克外交官,并指责他们从事了与其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这样,约旦又成为自“倒萨”战争爆发后第一个驱逐伊拉克外交官的阿拉伯国家。迫于国内的舆论压力,2003年4月2日,阿卜杜拉发表公开声明,宣称美英军队对邻国伊拉克的进攻是“人侵行动”。他说道:“约旦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成为美英打击伊拉克国内阿拉伯兄弟的作战平台。”尽管约旦国王试图缓和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但他明白美国政府的传教热情及其推翻萨达姆的决心。国王口头反对战争,试图平息国内对战争普遍反对的声音。然而,随着战争的越来越近,阿卜杜拉国王允许美国军队驻扎在约旦,条件是他们的存在必须尽可能保密。华盛顿还雇佣了以约旦为基地的部队来对抗伊拉克。其实早在2002年8 月,约旦和美国就在约旦南部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而参加演习的4000名美军士兵事后并未离开约旦[4]43。2003年2月美军的三个“爱国者”导弹也开始在在约旦首都安曼及伊尔比德地区部署。战争开始后,美军一支特种部队突然出现,占领了伊拉克西部的两个军用机场,而这支部队只可能来自于约旦。种种迹象表明,约旦已悄然加入“倒萨阵营”。
   约旦在战后伊拉克重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即使不大。(一)在安全领域,约旦为伊拉克新招募的警察提供了重要的训练。还为数千名伊拉克军官提供培训和交流项目,约旦还向伊拉克新安全部队出售了国防设备,希望这些努力将有助于平息叛乱,恢复稳定。约旦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也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它参与解决了一些劫持人质案件就证明了这一点。约旦还在费卢杰经营一家大型野战医院。(二)约旦自两伊战争以来接待了大量的伊拉克侨民。在后萨达姆时代,各种估计表明侨民数量在45万到80万之间——甚至可能高达100万[7]10。2018年5月6日, 穆尔基总理告诉伊拉克外长贾法里,约旦愿意并做好了充分准备,要为伊拉克的重建进程作出贡献。贾法里表示, 感谢约旦在与恐怖集团交战时支持伊拉克 并为生活在约旦伊拉克人的生活提供便利, 包括允许这些外籍人士在伊拉克议会投票。(三)约旦与伊拉克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经济上的往来。例如,2006年8月约旦总理访问了巴格达,并获得了伊拉克的承诺,即每天以折扣价向约旦供应1万桶石油[7]6。2012年12月24日,伊拉克和约旦同意延长一条通往红海城市亚喀巴的石油管道,用于出口伊拉克原油。这条新管道将能够每天开采100万桶原油。伊拉克还同意实施200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并增加其天然气管道的容量,以满足约旦对伊拉克天然气的需求。
   但同时约旦和伊拉克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时有发生。2005年,约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伊拉克希拉市引爆身上的炸弹,表明来自约旦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日益严重,这导致两国关系紧张。数千名伊拉克什叶派抗表示抗议,两国召回了各自的大使。直到2006年8月约旦总理访问了巴格达,两国之间之间紧张关系才有所缓和。2014年8月,伊拉克逊尼派反对派领导人在约旦会晤后,安曼和巴格达之间的关系再一次变得紧张起来。会议参与者组成了一个新的逊尼派反对派联盟。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呼吁国际社会抵制马利基政府,并呼吁伊拉克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反对马利基,想要从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手中“夺回”伊拉克首都。还指责马利基镇压了2013年12月在安巴尔由逊尼派领导的示威活动。由于对这次会议感到愤怒,巴格达召回了驻约旦大使,并要求约旦就这次会议作出澄清,他们认为这是“干涉伊拉克内政”[12]。    总之,海湾战争后,两国关系两国之间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冷淡期。尽管阿卜杜拉上任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但亲密程度已无法恢复如初,两国之间的裂缝已无法弥补。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约旦更是首次在战争面前对美国妥协,虽然在战后积极的帮助伊拉克重建,但他们之间时有不信任发生。
  二、影响因素
   (一)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向来是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外国的军事援助对伊拉克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1976年,美国向约旦提供了1.377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资助(FMF)。然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的几年里,这种援助下降到每年不到1 000万美元[11]112。约旦1994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后,FMF水平再次上升。1996年11月,美国宣布,将视约旦为“非北约盟国”,这实际上赋予了约旦在未来武器和军事援助需求方面的“优先考虑。1997年,约旦加强了其新的国际联盟,成为派遣观察员参加美国-以色列-土耳其联合海军演习的唯一阿拉伯国家。从1996年到1998年,美国对约旦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租赁和升级F-16猎鹰(Falcon)战斗机,除了向约旦提供装备——包括黑鹰直升机(以及对其他直升机的升级)、反坦克导弹、通信技术和边境安全装备外,美国军方还参加了与约旦军方的几次联合训练演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年一度的“无限月光”和“早期胜利者”演习。事实上,从1997年到2000年,美国对约旦的军事援助增加到足以与美国对埃及的人均年度军事援助相媲美的程度。美国对约旦的FMF计划在2003年增加到1亿9千8百万美元,而2004年初显示,可能还会增加到2亿6千万美元[11]114。美国对约旦的军事援助无疑拉近了约旦与美国的关系,约旦开始更加依赖于美国给予的安全保护。而伊拉克却在积极发展与约旦反对派的关系,煽动约旦国内的暴乱,并且利用萨达姆多年来在约旦的伊斯兰教徒和巴勒斯坦人中间建立了强大的支持基础,向约旦王国施压,要求其采取更倾向伊拉克的立场。在2000年9月巴勒斯坦暴力冲突的早期阶段,据说约旦示威者在游行时举着伊拉克领导人的标书。对阿卜杜拉国王来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信息,这无形中加剧了伊拉克国内的不稳地因素。所以,在海湾战争之后,约旦和伊拉克的关系变得疏远,尽管在阿卜杜拉上任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两国领导人之间也实现了互访,但两国之间出现的裂痕已经无法修补。所以2003年,约旦站在了美国一边,不管是不是秘密的,但这已是既定事实。
   而在伊拉克战争后,约旦希望看到伊拉克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过去,伊拉克的挑战源于巴格达的实力。但在后萨达姆时代,威胁约旦的是伊拉克的软弱。即使约旦的情报机构继续有效地执行任务,即使是最好的反恐能力也无法取代一个能够有效地巡逻边境和维持公共秩序的伊拉克国家。约旦害怕伊拉克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溢出效应。约旦缺乏经济优势和战略力量,在伊拉克日益加剧的混乱、不稳定和宗派冲突面前,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如果伊拉克走向全面内战,约旦肯定会经历暴力激增。所以约旦为伊拉克的重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不是很大。
   恐怖主义是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2005年2月伊拉克希拉发生了爆炸案,袭击者是一名约旦人,造成120多名伊拉克人死亡,其中主要是什叶派。约旦一篇讣告称其是“烈士”。伊拉克临时总理易卜拉欣·贾法里的发言人莱斯·库布巴称,约旦向伊拉克输出“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导致了伊拉克战争后约伊两国之间信任危机。伊拉克什叶派的掌权也使约旦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一个由什叶派领导的、与伊斯兰国联盟的伊拉克意味着约旦将成为阿拉伯-伊朗和逊尼派-什叶派地区分歧的前线。在某种程度上,约旦和伊拉克的精英们曾经有着共同的世界观——支持现代化、世俗的阿拉伯和反伊朗——但现在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约旦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致力于伊拉克的逊尼派不被边缘化,从而引发了与伊拉克的争端。约旦是一个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之前的萨达姆政权关系甚好,这引发了伊拉克对约旦的警觉。2014年8月,伊拉克逊尼派反对派领导人在约旦的会晤引發了伊拉克的不满,伊拉克甚至召回了驻约旦的大使,从而引发了又一次的信任危机。
   (二)经济因素
   约伊关系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 约旦自然地理环境较差,土地 ,全国80%以上的土地为沙漠和荒山,农业不发达,可耕地面积仅占50万公顷[5]42。矿产资源也十分稀少。约旦自身的经济条件极差,所以其经济的发展更多依赖于侨汇、旅游以及外国的经济援助。
   约旦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中全力支持伊拉克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约旦所需90%的原油和几乎全部的燃料均由伊拉克供应[2]196,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约旦以优惠价从伊拉克获得了85%的石油[11]12。同时,伊拉克也是约旦的主要贸易出口国,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时,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几乎达到每年10亿美元[11]30。约旦在经济上对伊拉克的依赖及相互的贸易交往使约旦不能不站在伊拉克的一边。
   然而,由于约旦在海湾战争中采取了同情、支持伊拉克的立场,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导致了海湾战争后约旦受到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海湾战争后,有关国家减少或冻结了对它的援助。沙特自1988年以来向约旦提供了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项援助在海湾战争后已经停止。1991年约旦获得的外援仅为3.47亿美元。战争迫使大约20万至40万约旦人从科威特和沙特等国返回国内,使约旦失去了大量劳务侨汇收入,其旅游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约旦的外债由海湾危机前的80多亿飙升到战后的110亿美元左右[1]264,成为除伊拉克和科威特之外,经济上遭受打击最沉重的国家,国计民生面临巨大困难。海湾危机给约旦造成的经济损失约达80亿美元以上[2]153。这些经济损失是约旦无法承受的。此后,约旦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其对政策。因此约旦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与伊拉克的关系出现了疏离。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约旦选择美国军队驻扎在伊拉克的原因,除了受制于美国的权威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早在2000年4月11日,约旦就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约旦与美国也开始进行双方自由贸易的接触和谈判。2000年10月24日,阿卜杜拉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签署《约旦—美国自由贸易协议》。约旦加人世贸组织及其同美国签署和付诸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已成为约旦对外贸易增长的新动力。约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形成也蕴涵着明显的政治意义,它还超越了经济范畴,强有力地向外传达了一个信息,即约美是友好的合作伙伴。1999年约旦向美国的出口仅占总出口的0.7%,2000年上升为3.3%,2001年增至10.1%[1]346。从1998年到2000年,约旦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400%,从1800万美元增加到7300万美元。仅在2002年上半年,约旦对美国的出口总额约为1.415亿美元[11]109。而美国则超过伊拉克成为约旦的第一大出口国。约旦还在2001年吸引了2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2003年5月,美国同意年向约旦提供4.5亿美元的经济、军事和粮食援助外还向约旦支付7亿美元的赔偿,以减轻伊拉克战争对其旅游业的不利影响。此外,欧盟在2003年11月还向约旦提供了3500万欧元的紧急资金[6]520。与美国的贸易帮助约旦抵消了对伊拉克的经济依赖。伊拉克是一个资源贫乏,经济上缺乏安全感的国家,而伊拉克战争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向经济庇护者展示忠诚的机会,而经济庇护正是这种安全所依赖的。
   (三)美国因素
   约旦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呢,其政局的稳定、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乃至王权的存在都要依赖于大国,而美国无疑是西方大国之首,又在中东地区有着特殊的影响。所以自海湾战争后,约旦就积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1997年初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宣布约旦已成为美国的“准盟国”,阿卜杜拉上任后,更是把约美关系摆在了议事日程的首位,他每年都要数次访美,互通信息,协调立场,而美国的高官政要也经常对约旦进行回访。他全力协助和支持美国政府推进中东和平计划。阿卜杜拉积极配合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反恐斗争。阿卜杜拉是“9·11事件后第一个访美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而且力促约旦成为惟一的支持美国打击塔利班政权并出兵阿富汗的阿拉伯国家。
   海湾战争后,美国和伊拉克围绕着核查和制裁问题的僵局无法打破。美国积极致力于推翻萨达姆的行动。1992年,美国总统秘密签署了推翻萨达姆的计划。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放伊拉克法》,决定拨款9700万美元,为反对派创办营地,提供武器。在美国支持下,1992年成立了反对派联盟,并于1999年10月在美召开了“伊拉克国民大会”。2001年,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在海湾集结重兵,媒体宣称伊拉克拥有恐怖分子训练基地。所以,2003年美国进军伊拉克并不是空穴来潮,一时兴起,而是多年来深思熟虑,经营谋划的结果。所以虽然约旦心底里不同意美国的“倒萨”计划,但最终还是因为有求于美国,站在了美国之一边。
   而伊拉克战争后,就核心目标而言,—個不威胁其邻国的稳定、自由和统一的伊拉克;一个摆脱伊斯兰恐怖组织的伊拉克;一个维护自由市场和保障逊尼派权利的伊拉克——约旦与美国达成了一致。所以在伊拉克重建上,约旦和美国是没有分歧的,并且约旦在这一点上与美国合作是大有益处的。约旦不仅可以得到来自海湾国家的石油补贴以及美国的经济援助,还可以从蓬勃发展的房地产行业以及与伊拉克有关的贸易和运输中获益。同时,约旦作为企业、外交官、记者和非政府组织通往伊拉克的门户也收益颇丰。所以约旦在战后伊拉克重建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国家安全、经济因素、美国因素、这三个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约伊关系的变化。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约伊两国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美国“倒萨”的决心非常强烈,所以,约旦为了确保与美国的关系不得不追随于美国。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约旦核心目标一致,所以,在伊拉克重建中,约旦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经济因素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海湾战争后,约旦经济受损,这种损失是约旦所无法承受的,所以约旦逐渐疏离了伊拉克。自从约旦加入世贸组织并与美国签订贸易协定以来,约旦在经济上对伊拉克的依赖大大减少,而对美国的依赖大大增加,所以基于这一点,约旦在伊拉克战争中最终站在了美国这边。
   而国家安全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海湾战争后,两国之间将近十年的疏远与冷淡除了约旦经济受损外,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两国之间在政治立场上的相互指责以及煽动彼此国内的反对派导致的。约旦在伊拉克战争后积极帮助其重建,也是考虑到伊拉克的稳定与安全关乎着自身的安全,如果伊拉克发生动乱,那么势必会影响到约旦。而约伊两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发生的几次信任危机也都是因为恐怖主义威胁到了自身的国家安全。
  结语
   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改变中东局势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约伊两国的关系。海湾战争可以说是约伊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海湾战争以前,约旦和伊拉克的关系十分亲密,海湾战争后两国关系一波三折,虽然有时缓和,但破镜即使重圆,也不复当初的光亮了,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时有发生。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虽然很多,但归结起来就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两国利益一致就会表现出友好接近之势,而一旦两国利益发生冲突,随之而来的就是疏远、断交甚至是战争。这不仅仅适用于约伊两国关系,也适用于所有的国际关系研究。未来约伊两国的关系会何去何从还需要时间来证明,不好作出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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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1月8日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指出——  挤泡沫的过程,会否引发短期系统性风险的局部释放,冲击整个金融系统。需要在三方面取得平衡:保持市场的合理流动性;推动金融杠杆的解构;构筑严厉监管体系,约束影子银行无序的金融货币创造。过去3个月对债券市场泡沫的清洗,只是第一步。中国迫切需要在资产泡沫调整期间有缓冲期,但内部,金融体系中还有大量非标融资,复杂的杠杆,抽屉协议等。而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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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1月10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  大家都讲中国税高,没有税收,国家建设就没办法投入,比如医疗、教育、国防等,需要的财政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企业来讲,义不容辞的应该交税。如果跟美国比,我不认为我们的税高在哪里。关键是费太多,还有中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這确实是一个问题,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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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部长韩长赋1月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强调——  之所以要聚焦在经营性资产,在于这一领域的问题突出。现在有不少地方的集体经济发展了,形成了数额较大的經营性资产,如果不明晰归属、完善权能、盘活整合、创新机制,这些资产难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不尽早确权到户,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这些资产再过若干年就更难说清楚归属,就有流失或被侵占的危险,对此农民反应非常强烈,要求非常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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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2016年12月28日在“2016财经战略年会”上表示——  中国金融未来有四个趋势。一是金融活动的市场化;二是金融结构的证券化;三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正在到来;四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智能化在迅速提高。中国金融的智能化是非常明显的,由于金融活动的智能化,也会要求中国金融监管也要走向智能化。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巨大的数据平台,让监管从传统监管走向智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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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宣昌能1月7日在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指出——  刚刚过去的2016年,证监会深刻反思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教训,着力推进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资本市场功能得到一定的修复和改善,市场运行呈現稳中有进的特点。同时,我们将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市场功能,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助力‘三去一降一补’,显著提升服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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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国家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马光远1月14日接受北京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25%的贬值幅度是不可能的。人民币贬值受美元过度强势以及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民币不存在暴跌基础,在全球货币市场中,人民币仍然是比较强势的货币,对于人民幣的涨跌无需害怕,以后也要习惯这种波动。过去,人民币连续单边上涨14年,这种情况才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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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近日表示——  中国汇率贬值与资本外流不会导致中國经济危机。中国的汇率贬值,应该类比的是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浮动,资本的外逃更像是大类资产配置,而非拉美或东南亚国家产业资金大量流出的情况,外加上目前国内流出的资金本来不会进入实体经济,是金融链自身的“自我繁荣”。在市场化的人民币贬值、且贬值不会引发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应当以保外汇储备、而不是以保汇率为主。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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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8日,天交所开市八周年庆典暨第123届企业挂牌仪式成功举行。仪式上,31家企业成功登陆。至此,天交所市场累计挂牌企业数量达901家。  2016年以来,天交所大力推进特色行业板建设,仪式上,两个新板块影视传媒板和文旅产业板设立运营。截至目前,天交所已经先后设立中国石材板、天津众创板、北辰科技板、低碳新能源板、體育产业板、自贸创新板、文化创意板、生态产业板、影视传媒板、文旅产业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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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1月7日在深圳“新供给新经济新动能”年会上表示——  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有望于2017年完成较明显的探底。紧跟着我们应当力求实现经济的企稳,以对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6.5%-7%,或6.5%左右,或7%左右),关键是要使这一平台期的中国经济具备结构优化、发展方式向集约化加快转变的“升级版”特征。2017年的改革,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戰略方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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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金融CEO王永利在1月14日举行的梅花与牡丹文化创意基金会年会暨中國文化金融50人论坛新年峰会上指出——  201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2.7万亿,GDP占比为3.97%,预计2016年会超过4.1%。随着文化产业的壮大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和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文化金融要为产业发展服务,而不能成为自循环的虚拟的资本游戏,文化金融一定要服务于产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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