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神巴菲特是世界有名的巨富，而他的小儿子却没有子承父业，按照自己的爱好，成了一名音乐人。前不久小巴做客央视财经频道，与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和观众进行交流。从节目现场的问答来看，让中国的企业家和观众们不能理解、反复纠缠的一个问题是，你父亲那么有钱，你为什么还要选择搞艺术？更不能理解的是小巴居然还身背贷款，还得挣钱还贷。
　　由于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一些观众的这种不理解似乎还是可以理解的。但让人不理解的是，我们的那些企业家，也就是身价都在千万以上的富翁们，在与小巴的对话中，过来过去都在拿钱说事，什么幸福就是想要什么就有钱买什么，如果一个人不能拥有财富就不能算成功，等等，越听越不像是一群有钱人在对话，倒像是一群叫花子流着口水，看着满桌子的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困惑于它的主人为什么会无动于衷？有一个词很准确很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有钱人的状态：心穷。所谓“穷得只剩钱了”，就是此类人的真实写照。
　　中国人可能穷得时间太长了，穷怕了，即使口袋里有了钱，心始终还是穷的，不论是夸富炫富，还是肆意挥霍；是一毛不拔，还是高调施舍，都是心穷的表现。只要心穷了，即便富可敌国，骨子里还是个叫花子，是精神气质上的叫花子。
　　时下有关富二代、官二代的新闻很多，总体感觉是，国人的代际传递，基本上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功利性的价值传承，在做人和精神的层面上是明显缺失的，因而社会评价不高、问题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怪。而这种缺失的根子主要还在他们的父辈身上，父辈内心的贫穷，精神的贫穷，也在潜移默化地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最近北师大教授董藩在一夜之间成了网络红人，其蹿红的原因是他对自己的研究生说的一句话：“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可能这位教授给学生传授的是点石成金的妖术吧，否则怎敢有如此底气？他自己也应该是亿万身价吧，不然又怎能这样要求学生？但这些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董教授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心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疾病，它已不仅仅属于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有钱人、暴发户，就是堂堂重点大学的教授、博导，也已经铜臭四溢，俗气缠身，其内心的贫穷也是显露无遗。教师既已如此，还能奢求大学有什么独特之精神气质？
　　说来也巧，无意间看到一篇短文，好像是专门为此而作，不知中国的大学和大学里的教授们看了会不会脸红。文章说的是1996年，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通过投票否决了沙特富翁想捐款340万美元在牛津建一所“世界级工商管理学院”的提议，原因是他们担心，工商教育会变成教授如何在6个月内赚取50万美元的讲坛，而“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他们认为，教育是让学生为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 从中不难看出，有着董藩这样的教授的中国大学，在精神气质上与世界名校还有多么大的距离。
　　仔细想想，董教授给自己学生说的话，倒像是巴菲特应该说的，可巴菲特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尽管他自己在40岁之前就已经挣了很多钱。他理解和尊重儿子自己的选择，依然为这个负债搞艺术的儿子感到自豪。这样看来，我们的教授、学者和国外的有钱人也不在一个层次上。
　　其实，现实中商人的见利忘义，官员的权钱交易，学者的斯文扫地，皆是心穷的表现。有个落马的官员曾直言不讳地说：“不给好处谁给他办事？”所以，一个心穷的人，不论多么有钱，多么有身份，多么有地位，都是上不了档次的。
　　古人讲，君子忧道不忧贫。而现在忧贫者已远多于忧道者，即使是那些或富而多金，或位高权重，或为人师表者，也都因心穷而失去了应有的高贵与尊严，成了精神世界中的贫困者。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