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二十四小时全天候陪伴我们左右？显然家人、朋友与同事都要被排除在外，更准确的答案大概只有智能手机。每天，我们醒来后睁眼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看手机，甚至睁眼也成了看手机的附属程序。手机连接网络后，就有各类推送争抢着在界面上出现。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具有引诱性的“标题党”文章所围绕，你得强忍着才能不去浏览。它们数量如此之多，即便你只是点进去匆匆一瞥，等放下手机时才觉察，几个小时的时间转眼就已经消失了。当我们打开任何一个App，它立即要求获取我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也许你会毫不在意，认为它不过是为了更了解我们，以提供优质服务。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已让我们见惯不惊。当各种各样的技术融合于这个小小的长盒子里，它就不仅仅是通信工具，它还想扮演智能管家的角色，试图全面接管我们的生活。只不过这个管家远没它看上去和自称的那么忠诚无私。
　　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我们一起见证了科技飞跃的奇迹。新技术已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生活在数码时代里，似乎只需动动手指，点击屏幕，很多事便能迎刃而解。大型科技企业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获得了惊人的成功。这种成功不只是富可敌国的金钱，还有全球影响力。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脸书（Facebook）与苹果（Apple）公司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高科技企业，它们被誉为数码时代的“四驾马车”（首字母缩写为“GAFA”），其领导者与核心工程师们获得了过去神话人物才能获得的崇拜。当“GAFA”都汇聚于一部部智能手机时，我们的生活世界也随之发生剧变。
　　它们给我们带来显而易见的方便时，我们只能感恩戴德，否则就是忘恩负义？为了这种便利，我们到底付出了何种代价？
　　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的《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一书正是直指“四驾马车”中的三大巨头—谷歌、亚马逊与脸书，认为它们已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大科技企业威胁了人类自由，戕害了思想创造。这绝对是严重的指控，但却未必只是耸人听闻。福尔的亲身经历，刺激他写下这本书，但它却超越了“公报私仇”的层面。
　　福尔长期在美国老牌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任职。二○一二年，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买下《新共和》。克里斯·休斯，这位扎克伯格昔日的哈佛室友，如今的脸书合伙人，坐拥亿万美元资产的年轻人，力邀已离职的福尔再度加盟杂志。一开始，休斯以他的真诚打动了福尔。休斯拜访福尔前，曾在图书馆认真阅读过不少《新共和》往期杂志。毫无疑问，他尊重这份富有声誉的杂志，也被杂志上那些曾在美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痕、声名赫赫的作者们打动。面对这位前期做足功课的年轻富豪，福尔没有招架之力，又重新执掌杂志的编务工作。最初是两人合作的“蜜月期”，克里斯拥有财富，且给予福尔工作自由，看起来是杂志的理想老板。但随着互联网的影响，传统纸媒的危机越发显现，《新共和》连续亏损。老板终于坐不住了，要求杂志适应数码时代—必须赢得足够的点击量。为了点击量，改弦易辙就势在必行。这份声望极高的杂志也不得不炮制“标题党”文章，以吸引眼球。这种改变显然有违福尔的初衷，福尔尊崇《新共和》的理念和声望，面对这份他十几岁起就喜爱的杂志，他可不愿为迎合老板与市场，让杂志毁在自己手上。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一个是野心勃勃的科技新贵，一个是恪守老牌杂志理念的作家、编辑，冲突无法避免。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福尔看到亚马逊压榨出版社与作家，愤怒地在杂志上发表批评文章《必须有人阻止亞马逊！》，亚马逊立即撤销了与杂志的广告合作。福尔此举惹恼了克里斯。克里斯私下物色新主编，福尔得知后立马主动炒了老板鱿鱼。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编辑也集体离职。这段经历，让福尔下定决心书写自己的愤怒，但不止步于个人怒气冲冲的控诉，而是拥有更大的社会关怀，试图揭露科技企业对思想的干扰。
　　硅谷利用推陈出新的技术，已经拥有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都被硅谷的科技巨头所重塑。这种显赫的权势，最初的起步，也许只是搜索引擎、网络书店、在线社交等，但它们却成就了一个个庞大的技术帝国，它们的领导者也成了一个个无冕的当代恺撒。
　　《没有思想的世界》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硅谷与三大巨头的直接进攻，怒斥这些巨头的“恶劣”影响;第二部分是分享自己在《新共和》工作时与科技巨头发生的纠葛，进而引出对大科技企业干扰文艺创作与政治的批判;第三部分是提出一些解决当今困境的对策。三部分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更像是将曾经发表的专栏文字集结成稍有体系的著作。
　　福尔认为硅谷看似倡导能力至上，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它的意识形态并非自由主义。谷歌、亚马逊与脸书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巨无霸，它们的业务范围漫无边际，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巨无霸成了数码技术企业的主导者，既是技术领跑者，也是规则缔造者。福尔指出硅谷最初受嬉皮文化影响，蔑视权力集中，追求自由与进步，但今天它们早已走向这些价值的反面。科技巨头们尽管表面上有嬉皮公社试验的残余，例如刻意营造轻松、平等的同事关系，甚至把计算机视为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解放的工具，等等，然而在追逐利润方面却从不隐藏贪婪本色。另外，谷歌、亚马逊等公司已是极少对手的庞然大物，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优势地位。标榜反对权力集中的理念，却利用技术铸就新的霸权，这是巨大的讽刺。
　　在我看来，福尔未必非常准确地概括了硅谷企业的意识形态。硅谷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无法简单地用自由主义或不是自由主义判断，它更多的可能是混杂了各种意识形态。一方面，它会突出技术神话，如强调扎克伯格等人过人的天赋，这些硅谷创业者鲜有不被包装成不惧失败、心怀远大理想的孤胆英雄;另一方面，面对如此复杂的技术系统，工程师们必须通力合作，每个人只完成其中极小一部分，他们又成了庞大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在对外竞争上，中小企业被它们无情碾压，正如福尔指出的，中小企业已经不再试图独当一面、参与竞争，而是期待做到一定程度后，坐等谷歌、脸书等巨头收购。福尔很犀利地看到谷歌、脸书等大企业自我催眠的技术乐观主义。这些大企业的领导者一定不会承认背叛了初衷，而仍然认为他们所捣鼓的一切都是发展技术以重塑社会，让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谐。福尔指出这种技术乐观主义渊源于对法国大革命血流成河的反思，此时的思想者认为可以利用技术与工程学，把社会建设成理性统治的王国。在此王国里，罪恶之花将不再有滋生的土壤，苦难毫无容身之处，人类能迎来终极的幸福。福尔在书中引用了扎克伯格的话：“我相信，工程学思维模式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如下希望和信念：现有的任何系统，你都能拿来改造得比现在好得多。任何东西，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或是一家公司，一个开发者生态系统，你都可以让它变得更好。”毫无疑问，扎克伯格的任何系统里也包括社会。 　　谷歌、亚马逊与脸书一再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谷歌试图复制人类大脑的能力，制造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但这种机器却不会像人类一样被偏见左右，而是绝对理性的产物。托马斯·瑞德（Thomas Rid）在追溯控制论时，也曾指出技术乌托邦主义数十年前就相信“机器，作为人类自身创造的控制论的产物，能克服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羸弱的身躯、易犯错的思想及肮脏的政治”。谷歌这类企业正是对这类观念的回应。谷歌的领导者也信奉奇点主义。奇点主义认为，当技术高度发展，人将被人工智能替代，人能脱离肉体，寄居在各种材料中，人也因此获得了永生。谷歌虽然未必是照单全收，但却在某些方面进行了试验。例如，谷歌曾收购解决死亡问题的生物科技公司。谷歌自己的图书计划，更是打算扫描所有的现存书籍。这是数字时代的囤积居奇，当谷歌坐拥巨大的知识宝库时，它对知识的垄断地位可能就颠扑不破了。脸书则热衷于研究社交媒体用户的数据，工程师们凭借用户们的各种动态，来判断用户们的心理状态，并利用算法进行新的推送。这些工程师们还经常试验不同的推送对人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并逐渐利用认知科学与数据科学进行分析，开发出新的模式，对用户进行心理干预。用户们不自觉地就被脸书操纵了，却还以为自己在进行自由选择。主体的自由意志受到了极大挑战。更不用说，利用心理干预，捕捉人的数据，诱导消费，更是脸书等企业的题中之义。亚马逊则从卖书开始，蚕食了出版业，传统出版业不得不俯首帖耳。当65%的电子书与40%的纸质书都要借着亚马逊这一平台出售，亚马逊自然而然对出版行业与作家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它曾惩罚过不听话的出版集团，一夜之间让该出版集团的书无法加入购物车，最后出版集团不得不接受它的不平等条款。
　　这三大巨头虽然主要的业务并不相同，但都善于利用技术操纵用户。用户留下的数据痕迹都被它们收集，进行分析，以制造新的消费需求。如此一来，用户的隐私再也得不到保障，用户的数据成为这些公司采之不尽的财富，它们随时可以进行心理画像，为广告商服务。福尔进而揭示：“数据就是新型石油……数据就是我们的行为记录：我们读什么，我们看什么，我们一天之中去了哪些地方，我们买了什么，跟谁交流了什么，我们的搜索查询，我们一开始输进去后来又删掉了的想法，等等。只要数据足够，就可以看到关联，找出模式。”我们的行踪，乃至我们的想法与欲望在三巨头这样的科技公司面前一览无余。这些描述令人毛骨悚然，但已经成为现实。
　　作为传统传媒业的作家与编辑，福尔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以作家为主导的创造性文化。因此，他的视角会过多地停留在写作中。他对网络媒体制造大量吸引眼球的标题党文章十分恼怒。为了生存下去，为应对流量增长的需要，他发现连严肃的杂志也不得不追逐这一潮流。简而言之，就是内容也许继续严肃，标题却不得不降格以求，不妨“黄暴”一些。但对他这样的传统写作者来说，这也令他难以接受，觉得无异于自降身价，自取其辱。这是科技企业的运营模式入侵人文领域的必然结果，任谁也难以幸免。福尔称迎合读者的传播为“病毒式传播”，有害之物却大量被生产制造，广为传播。当读者只能接触到这样的读物，写作者亦热衷于炮制这类产品，创造力的价值必然被大大贬低，也失去了生存空间。他觉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之死”，那些独立思考、发挥创造性的写作者，已被各种吸引人眼球的信息淹没了。严肃的作者不再有市场，或市场极小，生存堪忧，在恶劣的环境里殒没。迎合算法的伪劣写作却大行其道，充斥着世界，千篇一律地乏味。这是福尔深感担忧的现状，但又感到无力抗争。
　　他的无力还表现在所提出的对策的薄弱。福尔呼吁人不应为了便利而出卖自己的自由。他以近年来渐成潮流的有机食品为例，认为文化也有可能迎来类似的逆转境况。但这大概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当人习惯于谷歌、亚马逊与脸书这样的平台时，已经具备了成瘾性，所谓“上船容易下船难”。当周边的人还在使用时，远方的朋友还在使用时，你的主动脱轨就会难以实现。这些科技巨头已经嵌入了我们的生活，甚至在塑造我们的生活，脱离或许也只是权宜之计。你可以脱离具体的某个平台，但谁又能保证不落入另一个类似的平台中呢？
　　福尔在书中以弗洛伊德的外甥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为例，认为当代人还是有可能为真正的写作者之生存创造更好的条件，进而也为思想创造好的条件，逆转科技巨头的侵袭。伯奈斯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发明了市场营销，比如在房屋设计时设置书架或书柜的空间，引导人买书读书。但十分讽刺的是，斯蒂格勒曾多次指出，这同一个伯奈斯的营销学也为大科技企业所利用。去诱导用户，立足于大数据分析的心理干预与推送，恰恰就是利用伯奈斯的理论，甚至对他的学说进行了升级，变得更加精准有效。
　　福尔在最后一章里以个人经验，谈到纸质书的特殊性，认为存在着缝隙。“如果科技公司想要把人类的存在整个吸收到它们企业的褶皱中，那么纸上阅读是少数几个它无法完全整合的生活碎片之一。”这样的言论背后只能说明他对纸质书充满难以割舍的爱，但却有些过于乐观。科技巨頭们早已想方设法把人吸引在屏幕与界面中读写、观看，新一代人要么极少阅读，要么就是无纸化阅读为主，绝不是他所说的“难以整合”。
　　富兰克林·福尔的《没有思想的世界》揭示了重要的当代问题，大科技公司全面垄断是确实存在的威胁，看似提供极大自由之物，往往会成为新牢笼。人类也成为它们榨取的数据资源与消费者，它们并不关心思想的价值，它们更关心转化为消费的前景。但他受限于自身背景，给出的对策极其苍白无力。或许，他给我们的教训在于，思想者要批判技术，必须懂得技术的运作，哪怕是面对令人望而生畏的复杂技术系统，也要真正地深入，直觉式分析与描述已远远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