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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民营企业的成长路径上，政商关系是绕不开的沼泽地。本文对若干商业实例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企业家个人的内在需要与企业利益的现实需求是企业家涉足政治的动因，提出了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企业实践为中心，以天时、地利、人和为导向来处理政商关系的思路。
关键词：上海社保基金案政商关系
2008年4月11日，上海社保资金案落下帷幕，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锒铛入狱。这起震惊朝野的案件牵涉到若干商界人士，其中就包括前上海首富周正毅。官员与私营企业主的相互勾结，已经成为经济类案件的突出特征。翻开卷宗，仅2006年发生的此类案件就有北京刘志华案，天津李宝金案，安徽何闽旭案等。
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路径上，政商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沼泽地。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企业家或铺石开路，打通关系，或干脆找个垫脚石，自己爬上政治的阁楼。企业家为何涉足政治？企业家又该如何处理政商关系？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为何涉足政治？
首先，这是企业家个人的内在需要。翻开中国历史，“重农抑商”自秦汉以来作为基本政策历代相袭，“官本位”思想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所谓“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划分也把“士”排在首，“商”排在末。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当人们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以后，又会产生高层次的需要。一旦企业家在商业领域取得一定成绩以后，必然会觊觎政治，“红顶商人”成为了根深蒂固的情结，“商而优则士”成为了必然选择。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刘永好。“小时候，对于财富的梦想就是每周吃一次回锅肉。”他表示。从商后，从用一年时间成为“万元户”到后来拥有千万资产，他发现生活上的欲望已经满足了，接下来就是“对事业的爱好和感觉”。从商界起家的刘永好，“爱好和感觉”最终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这位新希望集团总裁，现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直接面对中央领导人表达自己的诉求。每年他都兴致勃勃拟定提案，评议国是。
其次，这也是企业利益的现实要求。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一直凌驾于经济之上。商业依附于政治，进可获权力寻租，退可保无后顾之忧，最鲜明的例证莫过于“铁本之死”与“建龙之活”。2004年，由于经济过热，国家对“盲目投资”的钢铁企业进行调控。而此时戴国芳与他的铁本提出了“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赶超浦项”的口号，正在轰轰烈烈地建设着一个规模840万吨，占地9379亩，预算106亿元的钢铁项目，不幸地撞到了枪口上。中央闻知此事后，立即派出调查组奔赴铁本，查出了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五大问题。戴国芳被判刑，铁本也被查封，成为了祭旗者。而与此同时，郭广昌也在建设着一个与铁本几乎同等规模的钢铁项目----建龙。经过调查，建龙违规的性质与铁本也非常相似。但是建龙最后与杭钢整合，化险为夷，郭广昌也安然无恙，全身而退。情况虽类似，命运却迥异，原因何在？答案在于戴国芳与郭广昌的政治权谋差异。戴国芳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工人切磋。他对政治的把握远不及对炼钢的了如指掌，政治素养的缺失最终地让他走投无路。郭广昌的政治智慧则远超戴国芳，他的头上环绕着一大串政治头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浙商商会会长。他在一次论坛上又不失时机地暗示，建龙还隐藏着一家“影子股东”，那就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郭广昌的长袖善舞让他在商界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如何处理政商关系？
毋庸置疑，政商关系不仅关系到企业家的个人利益，也关系到企业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因此必须加以重视。而在日益公平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新时期的政商关系远不是“送红包、拉关系、跑路子”这么简单。本文认为，要处理好政商关系，需要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企业实践为中心，以天时、地利、人和为导向。
一、以法律制度为基础
在权力寻租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面前，很多企业不惜违反法律铤而走险。最近发生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即是一例。前上海首富周正毅靠上市委书记陈良宇，非法占地，挪用资金，为了不正当利益，游走于法律之外。最终靠山变成火山，周正毅也锒铛入狱。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不可阻挡，试图在“潜规则”下游走，在权力荫庇下爆发式增长的企业，当阳光来临的时候，注定了要被蒸发的命运。王石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他一手经营的万科无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榜样。房地产行业“涉水之深”是众所周知的，但王石却敢公开说自己没行贿。在他看来，任何官员都有两方面的需求：一是钱财的需求，二是名声的需求。当“不行贿”就成了万科最显著的标志，与万科打交道虽得不到钱财的满足，却可以得到清廉名声的满足，这也是许多官员所追求的。正是深刻地把握住了这种人性的特点，王石凭着“不行贿”理念力保万科在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中游刃有余。以上案例中，周正毅剑走偏锋，而王石却守正出奇，现如今农凯已经灰飞烟灭，只有万科依然坚如磐石。由此可见，逾越法律以获取权利寻租虽可风光一时，但难保长远，只有遵纪守法，阳光经营才是企业基业长青的王道。
二、以企业实践为中心
面对政治权力的巨大诱惑，很多企业家会欲望膨胀，飞进政治家的花园流连忘返。牟其中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自幼就有很浓厚的政治热情，曾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被判反革命而入狱，在狱中，他又与狱友写出过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万字文，差点被判死刑。这个充满野心的政治投机分子出狱后开始经营企业。然而过强的政治参与热情使牟其中在整个经商生涯中都错误地定位着自己的角色。他曾提出过让人叹为观止的投资大设想，一是把喜马拉雅山炸个缺口，让冰天雪地变成良田沃土；二是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进黄河，解决中原缺水问题。且不说可操作性到底如何，其设想本身就与正常的商业经营无关，是一个宏大的国家课题。牟其中的经营脱离企业实践这个中心，得到了巨大的政治名声，却不能获得企业赖以生存的命脉----利润。在他漫长的经商经历中，除了“罐头换飞机”之外，几乎没做过任何盈利项目，企业完全靠坑蒙拐骗得到的贷款来维系。牟其中终其一生不过上演了一幕堂吉诃德式的闹剧。在政治面前，鲁冠球无疑更为老练和成熟。鲁冠球的政治参与热情也很高昂，他发表过120篇学术论文，对中国经济的改革提出过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但是他又深谙一个道理：一位大企业家应该善于保护自己的政治羽毛，在政治话语权上拒绝任何冒险。于是他与政治始终保持着一步之遥，安守企业家的本分，踏踏实实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他本人成为了“中国企业家的常青树”，几乎获得过所有跟企业家有关的数百个荣誉，并出任了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和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
三、以天时、地利、人和为导向
“天时、地利、人和”是孟子提出的治国方略，这六字箴言对处理政商关系仍然适用。
天时是指企业要“观天”，关注国家政策，审时度势，相机而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印尼华裔黄鸿年进驻中国，成立了“中策”，取“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策略”之意。他高举着“改造国有企业服务”的大旗，一呼百应，轻而易举地收购了300家国有企业，并在国外上市“倒卖”，一时赚得盆满钵满。这是借得天时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而前文所述的铁本一例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宏观调控之际，仍然上马大规模的钢铁項目，当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严惩对象。
地利是指企业要“入地”，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借势而行。当前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能够干涉企业微观活动，公然与政府交恶的企业毫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远的有大邱庄的禹作敏和长城公司的沈太福，近的有华晨的仰融和大午集团的孙大午，他们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企业与政府公然对抗肯定不是明智之举，然而，是不是企业与政府走得越近就越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企业与政府“零距离”接触固然获得一些收益，但成本和风险也颇高。一方面，在企业靠政府撑腰获得收益的同时，政府必然也会对企业提出要求，以各种名义要求企业捐款纳税，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在官员马失前蹄之际，企业家也会落马，风险很大。就连“红顶商人”的开山鼻祖胡雪岩也尚未在与政治的紧密缠绕中全身而退。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斗争中，李鸿章发出了“倒左必先倒胡”的密令，最终使胡雪岩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以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左宗棠对胡雪岩说：“你是生逢其时，财色双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时，胡雪岩却答曰：“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屡薄冰。”有人总结道：“民营企业与政府领导间的关系应该掌握好火候，太凉了的时候就加把火，太热的时候就加点水。”政商关系应该不远不近，若即若离。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无论天时还是地利，都是外因，起决定作用的的归根结底还是人和这个内因。只有企业把内部关系打理好，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把握“天时”，利用“地利”，否则一切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核心竞争力的“相机而动”与“借势而行”只是投机行为。在仰融与当地政府交恶而出走以后，他的四大助手----号称华晨的“四大金刚”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挽留而上任。华晨与当地政府又重归旧好，可以说占据了“地利”。而此时，中国的国内汽车行业才刚刚发展起来，华晨自主研发的“中华”轿车刚刚面市，把握住了最有利的经济形势，可以说占据了“天时”。然而，此时的华晨却开始走下坡路。在重整乏力的情况下，“四大金刚”纷纷抛售企业股权，弃华晨而去，华晨股价一泻千里。仍占据“天时”与“地利”的华晨为何一蹶不振？仰融可谓洞若观火：“华晨走到今天的局面，如同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它的病根就是没有用心去经营他的人。同样是一套太极拳，用心打与不用心打，表面上看架子一摸一样，但真正需要四两拨千斤的时候，花架子是不可能有力道的。”当企业已缺乏“人和”，即使占据天时与地利也是枉然。“人和”不仅是高于“天时”和“地利”而存在，也是它们的基础和前提。
总之，处在错中复杂的政商关系中的中国民营企业，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遵纪守法；以企业实践为中心，安守本分；观天时，相机而动，据地利，借势而行，求人和，培养核心竞争力，方可进退自如，穿越沼泽地，达到成功的彼岸。
参考文献：
[1]吴晓波：大败局（修订版），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吴晓波：大败局II，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冯仑：野蛮生长，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刘璐）
关键词：上海社保基金案政商关系
2008年4月11日，上海社保资金案落下帷幕，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锒铛入狱。这起震惊朝野的案件牵涉到若干商界人士，其中就包括前上海首富周正毅。官员与私营企业主的相互勾结，已经成为经济类案件的突出特征。翻开卷宗，仅2006年发生的此类案件就有北京刘志华案，天津李宝金案，安徽何闽旭案等。
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路径上，政商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沼泽地。为了企业更好的发展，企业家或铺石开路，打通关系，或干脆找个垫脚石，自己爬上政治的阁楼。企业家为何涉足政治？企业家又该如何处理政商关系？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为何涉足政治？
首先，这是企业家个人的内在需要。翻开中国历史，“重农抑商”自秦汉以来作为基本政策历代相袭，“官本位”思想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所谓“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划分也把“士”排在首，“商”排在末。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当人们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以后，又会产生高层次的需要。一旦企业家在商业领域取得一定成绩以后，必然会觊觎政治，“红顶商人”成为了根深蒂固的情结，“商而优则士”成为了必然选择。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刘永好。“小时候，对于财富的梦想就是每周吃一次回锅肉。”他表示。从商后，从用一年时间成为“万元户”到后来拥有千万资产，他发现生活上的欲望已经满足了，接下来就是“对事业的爱好和感觉”。从商界起家的刘永好，“爱好和感觉”最终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这位新希望集团总裁，现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直接面对中央领导人表达自己的诉求。每年他都兴致勃勃拟定提案，评议国是。
其次，这也是企业利益的现实要求。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一直凌驾于经济之上。商业依附于政治，进可获权力寻租，退可保无后顾之忧，最鲜明的例证莫过于“铁本之死”与“建龙之活”。2004年，由于经济过热，国家对“盲目投资”的钢铁企业进行调控。而此时戴国芳与他的铁本提出了“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赶超浦项”的口号，正在轰轰烈烈地建设着一个规模840万吨，占地9379亩，预算106亿元的钢铁项目，不幸地撞到了枪口上。中央闻知此事后，立即派出调查组奔赴铁本，查出了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五大问题。戴国芳被判刑，铁本也被查封，成为了祭旗者。而与此同时，郭广昌也在建设着一个与铁本几乎同等规模的钢铁项目----建龙。经过调查，建龙违规的性质与铁本也非常相似。但是建龙最后与杭钢整合，化险为夷，郭广昌也安然无恙，全身而退。情况虽类似，命运却迥异，原因何在？答案在于戴国芳与郭广昌的政治权谋差异。戴国芳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工人切磋。他对政治的把握远不及对炼钢的了如指掌，政治素养的缺失最终地让他走投无路。郭广昌的政治智慧则远超戴国芳，他的头上环绕着一大串政治头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上海市浙商商会会长。他在一次论坛上又不失时机地暗示，建龙还隐藏着一家“影子股东”，那就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郭广昌的长袖善舞让他在商界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如何处理政商关系？
毋庸置疑，政商关系不仅关系到企业家的个人利益，也关系到企业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因此必须加以重视。而在日益公平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新时期的政商关系远不是“送红包、拉关系、跑路子”这么简单。本文认为，要处理好政商关系，需要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企业实践为中心，以天时、地利、人和为导向。
一、以法律制度为基础
在权力寻租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面前，很多企业不惜违反法律铤而走险。最近发生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即是一例。前上海首富周正毅靠上市委书记陈良宇，非法占地，挪用资金，为了不正当利益，游走于法律之外。最终靠山变成火山，周正毅也锒铛入狱。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不可阻挡，试图在“潜规则”下游走，在权力荫庇下爆发式增长的企业，当阳光来临的时候，注定了要被蒸发的命运。王石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他一手经营的万科无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榜样。房地产行业“涉水之深”是众所周知的，但王石却敢公开说自己没行贿。在他看来，任何官员都有两方面的需求：一是钱财的需求，二是名声的需求。当“不行贿”就成了万科最显著的标志，与万科打交道虽得不到钱财的满足，却可以得到清廉名声的满足，这也是许多官员所追求的。正是深刻地把握住了这种人性的特点，王石凭着“不行贿”理念力保万科在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中游刃有余。以上案例中，周正毅剑走偏锋，而王石却守正出奇，现如今农凯已经灰飞烟灭，只有万科依然坚如磐石。由此可见，逾越法律以获取权利寻租虽可风光一时，但难保长远，只有遵纪守法，阳光经营才是企业基业长青的王道。
二、以企业实践为中心
面对政治权力的巨大诱惑，很多企业家会欲望膨胀，飞进政治家的花园流连忘返。牟其中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自幼就有很浓厚的政治热情，曾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被判反革命而入狱，在狱中，他又与狱友写出过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万字文，差点被判死刑。这个充满野心的政治投机分子出狱后开始经营企业。然而过强的政治参与热情使牟其中在整个经商生涯中都错误地定位着自己的角色。他曾提出过让人叹为观止的投资大设想，一是把喜马拉雅山炸个缺口，让冰天雪地变成良田沃土；二是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进黄河，解决中原缺水问题。且不说可操作性到底如何，其设想本身就与正常的商业经营无关，是一个宏大的国家课题。牟其中的经营脱离企业实践这个中心，得到了巨大的政治名声，却不能获得企业赖以生存的命脉----利润。在他漫长的经商经历中，除了“罐头换飞机”之外，几乎没做过任何盈利项目，企业完全靠坑蒙拐骗得到的贷款来维系。牟其中终其一生不过上演了一幕堂吉诃德式的闹剧。在政治面前，鲁冠球无疑更为老练和成熟。鲁冠球的政治参与热情也很高昂，他发表过120篇学术论文，对中国经济的改革提出过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但是他又深谙一个道理：一位大企业家应该善于保护自己的政治羽毛，在政治话语权上拒绝任何冒险。于是他与政治始终保持着一步之遥，安守企业家的本分，踏踏实实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他本人成为了“中国企业家的常青树”，几乎获得过所有跟企业家有关的数百个荣誉，并出任了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和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
三、以天时、地利、人和为导向
“天时、地利、人和”是孟子提出的治国方略，这六字箴言对处理政商关系仍然适用。
天时是指企业要“观天”，关注国家政策，审时度势，相机而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印尼华裔黄鸿年进驻中国，成立了“中策”，取“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策略”之意。他高举着“改造国有企业服务”的大旗，一呼百应，轻而易举地收购了300家国有企业，并在国外上市“倒卖”，一时赚得盆满钵满。这是借得天时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而前文所述的铁本一例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宏观调控之际，仍然上马大规模的钢铁項目，当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严惩对象。
地利是指企业要“入地”，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借势而行。当前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能够干涉企业微观活动，公然与政府交恶的企业毫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远的有大邱庄的禹作敏和长城公司的沈太福，近的有华晨的仰融和大午集团的孙大午，他们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企业与政府公然对抗肯定不是明智之举，然而，是不是企业与政府走得越近就越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企业与政府“零距离”接触固然获得一些收益，但成本和风险也颇高。一方面，在企业靠政府撑腰获得收益的同时，政府必然也会对企业提出要求，以各种名义要求企业捐款纳税，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在官员马失前蹄之际，企业家也会落马，风险很大。就连“红顶商人”的开山鼻祖胡雪岩也尚未在与政治的紧密缠绕中全身而退。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斗争中，李鸿章发出了“倒左必先倒胡”的密令，最终使胡雪岩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以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左宗棠对胡雪岩说：“你是生逢其时，财色双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时，胡雪岩却答曰：“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屡薄冰。”有人总结道：“民营企业与政府领导间的关系应该掌握好火候，太凉了的时候就加把火，太热的时候就加点水。”政商关系应该不远不近，若即若离。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无论天时还是地利，都是外因，起决定作用的的归根结底还是人和这个内因。只有企业把内部关系打理好，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把握“天时”，利用“地利”，否则一切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核心竞争力的“相机而动”与“借势而行”只是投机行为。在仰融与当地政府交恶而出走以后，他的四大助手----号称华晨的“四大金刚”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挽留而上任。华晨与当地政府又重归旧好，可以说占据了“地利”。而此时，中国的国内汽车行业才刚刚发展起来，华晨自主研发的“中华”轿车刚刚面市，把握住了最有利的经济形势，可以说占据了“天时”。然而，此时的华晨却开始走下坡路。在重整乏力的情况下，“四大金刚”纷纷抛售企业股权，弃华晨而去，华晨股价一泻千里。仍占据“天时”与“地利”的华晨为何一蹶不振？仰融可谓洞若观火：“华晨走到今天的局面，如同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它的病根就是没有用心去经营他的人。同样是一套太极拳，用心打与不用心打，表面上看架子一摸一样，但真正需要四两拨千斤的时候，花架子是不可能有力道的。”当企业已缺乏“人和”，即使占据天时与地利也是枉然。“人和”不仅是高于“天时”和“地利”而存在，也是它们的基础和前提。
总之，处在错中复杂的政商关系中的中国民营企业，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遵纪守法；以企业实践为中心，安守本分；观天时，相机而动，据地利，借势而行，求人和，培养核心竞争力，方可进退自如，穿越沼泽地，达到成功的彼岸。
参考文献：
[1]吴晓波：大败局（修订版），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吴晓波：大败局II，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冯仑：野蛮生长，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刘璐）